還有第三個問題，與經濟學家們所討論的生產關係與分配製度有關。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歷史上所說的天下，是被皇帝一個人占有的嗎？”如果這是一個事實，那麽它就是一個不公平的事實，人們當然應該去推翻它，去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更加文明、更能夠體現民主性的社會形態。如果這是一個事實，那麽它就為社會進化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如果這是一個事實，那麽它就說明“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有理”的政治口號是無比正確的。可是我要問：它真的是一個事實嗎？
我以為，這三個問題應該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和反思。隻要能夠解決這三個問題，就能夠解決人們在歷史觀和文化觀上麵存在的許多疑難問題。
尋找那個確定性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但在許多人看來，這個社會依然是不公平的，而他們自己就處於被壓迫的景況中。他們依然有著“造反有理”的潛意識，所以他們相信社會進化論。這樣就決定了他們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
他們不理解道德，也不相信真理。當他們談論真理的時候，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隻有相對的“真理”。所謂相對的“真理”，意思是說，“真理”是用相對的方式比較出來的，今天你是正確的，明天你就不一定正確了。可是，如果“真理”是如此地不確定，那還叫“真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還記得我在洛陽舌戰群儒的時候，學者c曾經表示過他對真理的懷疑。我當即問他：“那麽，您此生在尋找什麽呢？”他疑惑地看著我，沒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訴他說，每個人都在為他的人生尋找一個確定性的答案，而那個確定性的答案就叫真理。
真理並不容易被說明。每個人的價值觀決定了他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的界麵。除非他的價值觀正確，否則他就無法看到事實的真相，也無法透過事實的真相看到真理的存在。可是，有誰會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錯誤的呢？
我忽然意識到，我並不是在研究那些歷史資料，而是研究人們的歷史觀。我所說的研究，與某些學者的論證是兩碼事。做論證的方法是，先提出觀點，然後通過堆砌一定數量的證據，自圓其說地形成對觀點的支持。做論證的危險之處在於，很可能把一個並不正確的觀點論證得順理成章。做研究則不是這樣的。
做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問題，然後通過某些蛛絲馬跡，查找到問題的答案。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剛才提出的三個問題，並且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去發現歷史的真相：
“中國歷史上所說的天下，是被皇帝一個人占有的嗎？”
“當一個朝代推翻另一個朝代，就意味著歷史的進化嗎？”
“究竟什麽是封建文化呢？”
所有的人都在天下生活，而天下就是我們所說的人類社會。我們提出的三個問題，就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所謂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其實就是管理學所研究的組織結構和組織文化。那麽，我們究竟應該用怎樣的人生態度去麵對這個社會，用怎樣的組織結構去管理這個社會呢？無疑也是屬於管理學研究的課題。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的身體就是一個天然的組織結構，可以與社會的組織結構對應起來；一種正確的人生理念，也可以從最初的覺悟者那裏通過教育的方式傳達給所有的人，最終形成這個社會的組織文化。中國歷史上，無數仁人誌士所追求的就是這種天人合一的組織結構和組織文化。他們相信，當一個人做對了自己，他就能夠使用那個正確的標準去服務整個社會。所謂“學而優則仕”，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的就是這種成己達人的過程。
然而，天人合一畢竟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我們無法改變身體的組織結構，但人類社會的組織結構卻常常因為政治和戰爭的變故而發生改變。我們的人生理念，也常常會被並不正確的社會文化所左右。
中國古代的管理哲學
那麽，中國歷史上所說的天下，真的是被皇帝一個人占有的嗎？這就要從管理層的管理理念說起。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指的是人類社會，國家指的是天下的一種組織結構。明朝滅亡以後，顧炎武說過一句很令人震驚的話：“國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所謂“國家可亡”，不過是組織結構的改變；所謂“天下不可亡”，則關係到人類的命運。
從管理學上講，中國第一個值得關注的組織結構，是公元前1027年的周朝（周朝以前的歷史，我們所知道的不夠詳盡，無法進行細節上的研究）。我們今天所談論的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事實上在周公時代就已經實現。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和總經理三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而周公就是周朝歷史上第一個有作為的總經理。
早些時候，周文王向薑子牙請教管理之道。薑子牙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意思是說，天下的所有者就是天下的老百姓。當天下被改組成周公司的時候，老百姓也就成了公司的股東。雖然很可能存在大股東侵占小股東權益的問題，但老百姓的股東身份卻是不容置疑的。周文王因此意識到，隻有得到股東們的認同，周公司才能合法地存在；如果股東們不認同，周公司就會失去它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法律概念，而是古代中國人所說的天命。
我以為，這三個問題應該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和反思。隻要能夠解決這三個問題，就能夠解決人們在歷史觀和文化觀上麵存在的許多疑難問題。
尋找那個確定性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但在許多人看來，這個社會依然是不公平的，而他們自己就處於被壓迫的景況中。他們依然有著“造反有理”的潛意識，所以他們相信社會進化論。這樣就決定了他們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
他們不理解道德，也不相信真理。當他們談論真理的時候，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隻有相對的“真理”。所謂相對的“真理”，意思是說，“真理”是用相對的方式比較出來的，今天你是正確的，明天你就不一定正確了。可是，如果“真理”是如此地不確定，那還叫“真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還記得我在洛陽舌戰群儒的時候，學者c曾經表示過他對真理的懷疑。我當即問他：“那麽，您此生在尋找什麽呢？”他疑惑地看著我，沒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訴他說，每個人都在為他的人生尋找一個確定性的答案，而那個確定性的答案就叫真理。
真理並不容易被說明。每個人的價值觀決定了他看待問題和思考問題的界麵。除非他的價值觀正確，否則他就無法看到事實的真相，也無法透過事實的真相看到真理的存在。可是，有誰會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錯誤的呢？
我忽然意識到，我並不是在研究那些歷史資料，而是研究人們的歷史觀。我所說的研究，與某些學者的論證是兩碼事。做論證的方法是，先提出觀點，然後通過堆砌一定數量的證據，自圓其說地形成對觀點的支持。做論證的危險之處在於，很可能把一個並不正確的觀點論證得順理成章。做研究則不是這樣的。
做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問題，然後通過某些蛛絲馬跡，查找到問題的答案。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剛才提出的三個問題，並且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去發現歷史的真相：
“中國歷史上所說的天下，是被皇帝一個人占有的嗎？”
“當一個朝代推翻另一個朝代，就意味著歷史的進化嗎？”
“究竟什麽是封建文化呢？”
所有的人都在天下生活，而天下就是我們所說的人類社會。我們提出的三個問題，就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所謂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其實就是管理學所研究的組織結構和組織文化。那麽，我們究竟應該用怎樣的人生態度去麵對這個社會，用怎樣的組織結構去管理這個社會呢？無疑也是屬於管理學研究的課題。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的身體就是一個天然的組織結構，可以與社會的組織結構對應起來；一種正確的人生理念，也可以從最初的覺悟者那裏通過教育的方式傳達給所有的人，最終形成這個社會的組織文化。中國歷史上，無數仁人誌士所追求的就是這種天人合一的組織結構和組織文化。他們相信，當一個人做對了自己，他就能夠使用那個正確的標準去服務整個社會。所謂“學而優則仕”，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的就是這種成己達人的過程。
然而，天人合一畢竟是一種理想的狀態。我們無法改變身體的組織結構，但人類社會的組織結構卻常常因為政治和戰爭的變故而發生改變。我們的人生理念，也常常會被並不正確的社會文化所左右。
中國古代的管理哲學
那麽，中國歷史上所說的天下，真的是被皇帝一個人占有的嗎？這就要從管理層的管理理念說起。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指的是人類社會，國家指的是天下的一種組織結構。明朝滅亡以後，顧炎武說過一句很令人震驚的話：“國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所謂“國家可亡”，不過是組織結構的改變；所謂“天下不可亡”，則關係到人類的命運。
從管理學上講，中國第一個值得關注的組織結構，是公元前1027年的周朝（周朝以前的歷史，我們所知道的不夠詳盡，無法進行細節上的研究）。我們今天所談論的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事實上在周公時代就已經實現。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和總經理三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而周公就是周朝歷史上第一個有作為的總經理。
早些時候，周文王向薑子牙請教管理之道。薑子牙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意思是說，天下的所有者就是天下的老百姓。當天下被改組成周公司的時候，老百姓也就成了公司的股東。雖然很可能存在大股東侵占小股東權益的問題，但老百姓的股東身份卻是不容置疑的。周文王因此意識到，隻有得到股東們的認同，周公司才能合法地存在；如果股東們不認同，周公司就會失去它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法律概念，而是古代中國人所說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