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命令自己手下的貝倫茨秘密潛入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秘密檔案室裏竊取圖哈切夫斯基的檔案案卷，隨從貝倫茨行動的當然少不了若幹盜竊專家。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得到所需要的案卷，那當中就有德國軍官和前蘇聯統帥部代表之間的談話記錄，其中也有圖哈切夫斯基在1925—1928年間任工農紅軍參謀長時，跟德國參謀總部，跟他們的駐蘇武官處的代表的會見、談話。可這些會見、談話都是官方性質的，而且都是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事，怎麽辦？
海德裏希是不乏偽造文件的特殊才幹的。1934年4月，他開始在蓋世太保柏林總部的一個孤立的地窖中準備起必要的“文件”來。他為了這個目的設立了一個技術用具一應俱全的實驗室，並由他個人親自負責保密措施。一切準備就緒之後，他下令把弄到手的案卷進行“加工”，在談話紀錄和來往通信中增添詞句，補充新的信函，更改日期，最後使這個案卷顯得很充實。在任何國家把任何一個具有如此齊備罪證的將軍送交軍事法庭，判其犯有叛國罪，那是完全能夠令人信服的。
海德裏希認真檢查了他的專家們偽造文件的全部技術工作，結果他非常滿意。但這僅僅是“借刀”的準備工作，關鍵在下一步，也就是“借刀”，“借”史達林這把“刀”。就是說，要把這“逼真的”文件送到史達林手裏，還要不致引起史達林的絲毫懷疑，才能達到“殺人”的目的。海德裏希終於抓住了一個機會。
1937年1月底，捷克斯洛伐克駐柏林大使馬斯特內給他的總統貝奈斯拍去一份密碼電報，說自己過去認識的一名德國外交官在和他言談中流露了這樣的“機密”：德國人正在跟紅軍的某一個反史達林的集團保持相互接觸。貝奈斯得知這一情報後深感不安，因為捷蘇關係是相互信任的，友誼是牢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問題，蘇聯也是傾向捷一邊的。一旦蘇聯站到希特勒一邊，那就沒有什麽東西妨礙希特勒去割占蘇台德區了。有鑑於此，貝奈斯立即召見前蘇聯駐布拉格大使亞歷山德羅夫斯基，把馬斯特內的這個情報轉告給蘇大使。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從貝奈斯口裏得知這一情報後，急匆匆飛往莫斯科。海德裏希就這樣繞了個彎，情報到了史達林手裏。
為了增強布拉格“效應”，過了兩三天，同樣的情報內容也傳到前蘇聯駐巴黎使館的大使波將金那裏，波將金隨即給莫斯科電告了這份情報。
當同樣的情報從捷克斯洛伐克、從法國飛到莫斯科後，海德裏希便要“借刀”了。還是那個海德裏希的親信、黨衛軍旗隊長貝倫茨又被派到布拉格，與貝奈斯的私人代表進行了接觸，出示了一些關於圖哈切夫斯基罪證的“文件”。貝奈斯豈能怠慢，立即向史達林作了通報。
沒過多久，在貝奈斯的斡旋下，海德裏希的代表和前蘇聯駐柏林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進行了一次接觸。海德裏希的人亮出了他的“傑作”——兩封“逼真的”信件，前蘇聯駐柏林使館的這位工作人員提出了要價，並告訴對方，一星期後，他們的全權代表會來“拍板”。
果然，在另一次會見時，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委員部葉若夫的“全權代表”如期而至，提出要價。為使莫斯科不致產生懷疑，海德裏希下令開了一個300萬盧布的漫天價。“全權代表”匆匆瀏覽了一下“逼真的”信件，點了點頭，爽快付給對方300萬盧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300萬盧布同對方那“逼真的”信件一樣，也是精心特製的。盡管如此，海德裏希總算把“刀”借到手了，這“刀”也確實要“殺人”了。
當然，殺一個普通的人也許簡單些，而要殺掉一個元帥、一個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幹涉時期戰功赫赫、所向披靡、榮獲列寧勳章的、最富天才的元帥，一個在軍事理論研究中多有建樹，對未來戰爭高瞻遠矚、滿腹韜略的大戰略家和軍事理論家圖哈切夫斯基，可就不那麽好對付了。且看1937年5月11日——6月11日，即從貶謫——逮捕——審訊的幾個片斷：
——5月11日，當元帥被免去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的職務，任命他擔任伏爾加軍區司令員的決定下達後，不僅使國防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的人員，而且使全軍感到震驚。他把這個決定看作是對他的侮辱。因為受到如此打擊，他消瘦了下來，心裏感到憋氣，經常不斷地用手去扯他的衣服。終於，他坐下來寫信，給伏羅希洛夫寫信，給黨中央委員會和史達林寫信，要求徹底退役，要求復員……
——元帥總算在軍隊總政治部主任加馬爾尼克的勸慰下平靜了一些，願去伏爾加軍區司令部赴任。赴任前他去看望伏羅希洛夫，但伏氏沒有單獨接見他，莫斯科軍區特工處處長“偶然地”也在人民委員辦公室裏。
元帥要去赴任了。伏羅希洛夫專門來元帥家，元帥不在。伏氏告訴元帥的妻子，建議她夜裏把手槍和獵槍藏起來。臨行前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也表現出同樣的“關切”，並把元帥的手槍裏的子彈退了出來。
5月28日，元帥要去車站。他穿好衣服，紮上皮帶，帶上那隻退了子彈的手槍，離開莫斯科，離開了家，抵達住所。兩天後，元帥坐上一輛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司機開的車，去托茨兵營視察，行至途中，軍區特工處處長開車趕來，通知元帥，說國防人民委員部有令，急召元帥去莫斯科，並建議元帥改坐特工處的車，以便讓司令部的車開到托茨兵營打個招呼，說元帥有事去莫斯科，改期視察。但是當司令部的車繞過特工處的車繼續前行時，司令部的車上司機和炮兵主任看到特工處這輛車子裏，肅反人員把元帥的那隻退了子彈的手槍禦掉了。就這樣，元帥被捕了。
海德裏希是不乏偽造文件的特殊才幹的。1934年4月，他開始在蓋世太保柏林總部的一個孤立的地窖中準備起必要的“文件”來。他為了這個目的設立了一個技術用具一應俱全的實驗室，並由他個人親自負責保密措施。一切準備就緒之後，他下令把弄到手的案卷進行“加工”，在談話紀錄和來往通信中增添詞句，補充新的信函，更改日期，最後使這個案卷顯得很充實。在任何國家把任何一個具有如此齊備罪證的將軍送交軍事法庭，判其犯有叛國罪，那是完全能夠令人信服的。
海德裏希認真檢查了他的專家們偽造文件的全部技術工作，結果他非常滿意。但這僅僅是“借刀”的準備工作，關鍵在下一步，也就是“借刀”，“借”史達林這把“刀”。就是說，要把這“逼真的”文件送到史達林手裏，還要不致引起史達林的絲毫懷疑，才能達到“殺人”的目的。海德裏希終於抓住了一個機會。
1937年1月底，捷克斯洛伐克駐柏林大使馬斯特內給他的總統貝奈斯拍去一份密碼電報，說自己過去認識的一名德國外交官在和他言談中流露了這樣的“機密”：德國人正在跟紅軍的某一個反史達林的集團保持相互接觸。貝奈斯得知這一情報後深感不安，因為捷蘇關係是相互信任的，友誼是牢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問題，蘇聯也是傾向捷一邊的。一旦蘇聯站到希特勒一邊，那就沒有什麽東西妨礙希特勒去割占蘇台德區了。有鑑於此，貝奈斯立即召見前蘇聯駐布拉格大使亞歷山德羅夫斯基，把馬斯特內的這個情報轉告給蘇大使。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從貝奈斯口裏得知這一情報後，急匆匆飛往莫斯科。海德裏希就這樣繞了個彎，情報到了史達林手裏。
為了增強布拉格“效應”，過了兩三天，同樣的情報內容也傳到前蘇聯駐巴黎使館的大使波將金那裏，波將金隨即給莫斯科電告了這份情報。
當同樣的情報從捷克斯洛伐克、從法國飛到莫斯科後，海德裏希便要“借刀”了。還是那個海德裏希的親信、黨衛軍旗隊長貝倫茨又被派到布拉格，與貝奈斯的私人代表進行了接觸，出示了一些關於圖哈切夫斯基罪證的“文件”。貝奈斯豈能怠慢，立即向史達林作了通報。
沒過多久，在貝奈斯的斡旋下，海德裏希的代表和前蘇聯駐柏林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進行了一次接觸。海德裏希的人亮出了他的“傑作”——兩封“逼真的”信件，前蘇聯駐柏林使館的這位工作人員提出了要價，並告訴對方，一星期後，他們的全權代表會來“拍板”。
果然，在另一次會見時，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委員部葉若夫的“全權代表”如期而至，提出要價。為使莫斯科不致產生懷疑，海德裏希下令開了一個300萬盧布的漫天價。“全權代表”匆匆瀏覽了一下“逼真的”信件，點了點頭，爽快付給對方300萬盧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300萬盧布同對方那“逼真的”信件一樣，也是精心特製的。盡管如此，海德裏希總算把“刀”借到手了，這“刀”也確實要“殺人”了。
當然，殺一個普通的人也許簡單些，而要殺掉一個元帥、一個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幹涉時期戰功赫赫、所向披靡、榮獲列寧勳章的、最富天才的元帥，一個在軍事理論研究中多有建樹，對未來戰爭高瞻遠矚、滿腹韜略的大戰略家和軍事理論家圖哈切夫斯基，可就不那麽好對付了。且看1937年5月11日——6月11日，即從貶謫——逮捕——審訊的幾個片斷：
——5月11日，當元帥被免去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的職務，任命他擔任伏爾加軍區司令員的決定下達後，不僅使國防人民委員部和總參謀部的人員，而且使全軍感到震驚。他把這個決定看作是對他的侮辱。因為受到如此打擊，他消瘦了下來，心裏感到憋氣，經常不斷地用手去扯他的衣服。終於，他坐下來寫信，給伏羅希洛夫寫信，給黨中央委員會和史達林寫信，要求徹底退役，要求復員……
——元帥總算在軍隊總政治部主任加馬爾尼克的勸慰下平靜了一些，願去伏爾加軍區司令部赴任。赴任前他去看望伏羅希洛夫，但伏氏沒有單獨接見他，莫斯科軍區特工處處長“偶然地”也在人民委員辦公室裏。
元帥要去赴任了。伏羅希洛夫專門來元帥家，元帥不在。伏氏告訴元帥的妻子，建議她夜裏把手槍和獵槍藏起來。臨行前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也表現出同樣的“關切”，並把元帥的手槍裏的子彈退了出來。
5月28日，元帥要去車站。他穿好衣服，紮上皮帶，帶上那隻退了子彈的手槍，離開莫斯科，離開了家，抵達住所。兩天後，元帥坐上一輛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部司機開的車，去托茨兵營視察，行至途中，軍區特工處處長開車趕來，通知元帥，說國防人民委員部有令，急召元帥去莫斯科，並建議元帥改坐特工處的車，以便讓司令部的車開到托茨兵營打個招呼，說元帥有事去莫斯科，改期視察。但是當司令部的車繞過特工處的車繼續前行時，司令部的車上司機和炮兵主任看到特工處這輛車子裏，肅反人員把元帥的那隻退了子彈的手槍禦掉了。就這樣，元帥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