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i插? cichy,“pcy - ?ydzi: czarne karty powstania warszawskiego,”gazeta wyborcza,january29-30,1994.
對資料的新詮釋
1.1987年，一位傑出的文學學者楊·布翁斯基（jan b?onski）發表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散文，題為“可憐的波蘭人望著猶太區”（影射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的詩歌《可憐的基督徒望著猶太區》）。在文中，布翁斯基認為，對於猶太人所遭遇的種族清洗，波蘭人也應承擔責任。但他特別指出了一個區別，即他公開否認了波蘭人曾參與種族清洗的暴行。他寫道：“一個人可以在不參與一樁罪行的情況下對其負有責任。我們對其負有責任，是因為我們退縮不前，我們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來製止悲劇發生。”這篇文章發表於歷史悠久的天主教周刊《普世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一經刊登就收到了來自讀者的雪片般的抗議信，因此周刊編輯部不得不刊登了由一位著名律師的來信《對楊·布翁斯基的回應》。該律師曾經在多起政治案件審判中為反對黨人士辯護，並於20世紀50年代被一個史達林主義法庭判決死刑。他感到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有義務捍衛自己同胞的“好名聲”，他認為布翁斯基在其闡述中給他的同胞們貼了個集體標籤。楊·布翁斯基和瓦迪斯瓦夫·西瓦 - 諾維奇（w?adys?awsi?a-nowicki，即上文中的律師）的文章、《普世周刊》之後陸續刊登的一些回應布翁斯基的文章，以及一年後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會議上展開的關於此事的討論，都被收錄進一本英語文集中：“my brother’skeeper?” recent polish debates on the holocaust,ed.antonypolonsky(london: routledge,1990)。
有可能同時成為受害者和施害者嗎？
1.參見拙作“a tangled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
2.atina grossman,“trauma,memory,and motherhood: germans and jewishdisced persons in post - nazi germany,1945-1949,”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38(1998):215-239。尤其可以參考該書的序章“introduction: differentvoices on ‘armes deutd,’” pp.215-217。也見漢娜·阿倫特早期的一篇文章：hannah arendt,“the aftermath of nazi rule,”mentary,october1950,pp.342-353。
德國民眾普遍懷有“受害感”還有一些其他理由，比如蘇聯紅軍士兵強姦德國婦女的事件在德國國內普遍、反覆發生，再比如來自東普魯士、西裏西亞和蘇台德地區（the sudetend）的難民和被驅逐者所遭遇的命運。見 norman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upation,1945-1949(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belknap press,1995)。
3.如需了解關於“老共產黨人”的詳細介紹，尤其是雅各布·伯曼（1901—1984）和希拉蕊·閔克（1905—1974），見 teresa toranska,oni: stalin’s polish puppets(london: collins harvill,1987)。伯曼和閔克二人都出身於猶太家庭，戰時身處蘇聯，並在共產黨機關中升遷為高層領導。20世紀40年代晚期、50年代早期，他們在波蘭共產黨政治局中任職，伯曼司掌安全機關，而閔克負責社會經濟的控製。
4.?ukasz kamin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tach1945-1948(wroc?aw:gait wydawnictwo s.c.,1999).
5.本書【236—237，原書頁碼】頁注釋2有關於凱爾采大屠殺情況的簡短筆記。
6.kamin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tach1945-1948,p.46.
7.轉引自 gross,“a tangled 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p.111。
8.yedwabne,p.98.
通敵
1.如需閱讀關於“通敵”這個概念之應用語境的簡史，可見拙作“social history of war and upation in europe,”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p.23-32。
2.krystyna kersten,narodzinysy stemu w?adzy.polska1943-1948(pary?:libe,1986),p.172.
3.這兩段引用都來自1948年一個回憶錄寫作競賽的參賽文章，該競賽由波蘭齊特尼克出版社主辦，他們邀請讀者來稿講述“二戰”那10年，在他們的村子裏發生的故事。25年後，所有的參賽文章都被集結成冊，編成四卷本，以“波蘭農村，1939—1948”為題出版：wie? polska1939-1948,materia?y konkursowe,ed.krystyna kersten and tomaszszarota(warsaw: pwn,1971)。我所引用的這兩個片段被波蘭國家審查局（censors’ office）刪節了，因此沒有出現在成書中。我通過該書編輯托馬什·沙羅塔教授的關係，讀到了未刪節版的參賽文章。1945年之後，沙羅塔教授在波蘭科學院擔任波蘭歷史實驗室的主任，這些資料就藏於該科室。我非常感謝他提供的幫助。
順帶一提，1948年，普通百姓會將自己的回憶性文章寄往官方機構，其坦誠和開放令人驚訝，因為他們的這種做法，與當時官方對時事遮遮掩掩的態度截然不同。上文中引用的片段摘自 manuscriptsno.20(931),p.4,and72(1584),p.5。
另一個資料來源，即一個以德國國防軍在波蘭東部邊境參與猶太大屠殺為主題的著名攝影展的目錄（the german army and the genocide,ed.hambur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9],p.81），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一張漂亮的照片，照片中是一個騎著摩托車的德國士兵，四周圍著一群微笑的年輕女子，正給他遞去食物和飲料。
對資料的新詮釋
1.1987年，一位傑出的文學學者楊·布翁斯基（jan b?onski）發表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散文，題為“可憐的波蘭人望著猶太區”（影射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的詩歌《可憐的基督徒望著猶太區》）。在文中，布翁斯基認為，對於猶太人所遭遇的種族清洗，波蘭人也應承擔責任。但他特別指出了一個區別，即他公開否認了波蘭人曾參與種族清洗的暴行。他寫道：“一個人可以在不參與一樁罪行的情況下對其負有責任。我們對其負有責任，是因為我們退縮不前，我們沒有做出足夠的努力來製止悲劇發生。”這篇文章發表於歷史悠久的天主教周刊《普世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一經刊登就收到了來自讀者的雪片般的抗議信，因此周刊編輯部不得不刊登了由一位著名律師的來信《對楊·布翁斯基的回應》。該律師曾經在多起政治案件審判中為反對黨人士辯護，並於20世紀50年代被一個史達林主義法庭判決死刑。他感到自己在這種情況下有義務捍衛自己同胞的“好名聲”，他認為布翁斯基在其闡述中給他的同胞們貼了個集體標籤。楊·布翁斯基和瓦迪斯瓦夫·西瓦 - 諾維奇（w?adys?awsi?a-nowicki，即上文中的律師）的文章、《普世周刊》之後陸續刊登的一些回應布翁斯基的文章，以及一年後在耶路撒冷的一次會議上展開的關於此事的討論，都被收錄進一本英語文集中：“my brother’skeeper?” recent polish debates on the holocaust,ed.antonypolonsky(london: routledge,1990)。
有可能同時成為受害者和施害者嗎？
1.參見拙作“a tangled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
2.atina grossman,“trauma,memory,and motherhood: germans and jewishdisced persons in post - nazi germany,1945-1949,”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38(1998):215-239。尤其可以參考該書的序章“introduction: differentvoices on ‘armes deutd,’” pp.215-217。也見漢娜·阿倫特早期的一篇文章：hannah arendt,“the aftermath of nazi rule,”mentary,october1950,pp.342-353。
德國民眾普遍懷有“受害感”還有一些其他理由，比如蘇聯紅軍士兵強姦德國婦女的事件在德國國內普遍、反覆發生，再比如來自東普魯士、西裏西亞和蘇台德地區（the sudetend）的難民和被驅逐者所遭遇的命運。見 norman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upation,1945-1949(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belknap press,1995)。
3.如需了解關於“老共產黨人”的詳細介紹，尤其是雅各布·伯曼（1901—1984）和希拉蕊·閔克（1905—1974），見 teresa toranska,oni: stalin’s polish puppets(london: collins harvill,1987)。伯曼和閔克二人都出身於猶太家庭，戰時身處蘇聯，並在共產黨機關中升遷為高層領導。20世紀40年代晚期、50年代早期，他們在波蘭共產黨政治局中任職，伯曼司掌安全機關，而閔克負責社會經濟的控製。
4.?ukasz kamin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tach1945-1948(wroc?aw:gait wydawnictwo s.c.,1999).
5.本書【236—237，原書頁碼】頁注釋2有關於凱爾采大屠殺情況的簡短筆記。
6.kamin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tach1945-1948,p.46.
7.轉引自 gross,“a tangled 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p.111。
8.yedwabne,p.98.
通敵
1.如需閱讀關於“通敵”這個概念之應用語境的簡史，可見拙作“social history of war and upation in europe,”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p.23-32。
2.krystyna kersten,narodzinysy stemu w?adzy.polska1943-1948(pary?:libe,1986),p.172.
3.這兩段引用都來自1948年一個回憶錄寫作競賽的參賽文章，該競賽由波蘭齊特尼克出版社主辦，他們邀請讀者來稿講述“二戰”那10年，在他們的村子裏發生的故事。25年後，所有的參賽文章都被集結成冊，編成四卷本，以“波蘭農村，1939—1948”為題出版：wie? polska1939-1948,materia?y konkursowe,ed.krystyna kersten and tomaszszarota(warsaw: pwn,1971)。我所引用的這兩個片段被波蘭國家審查局（censors’ office）刪節了，因此沒有出現在成書中。我通過該書編輯托馬什·沙羅塔教授的關係，讀到了未刪節版的參賽文章。1945年之後，沙羅塔教授在波蘭科學院擔任波蘭歷史實驗室的主任，這些資料就藏於該科室。我非常感謝他提供的幫助。
順帶一提，1948年，普通百姓會將自己的回憶性文章寄往官方機構，其坦誠和開放令人驚訝，因為他們的這種做法，與當時官方對時事遮遮掩掩的態度截然不同。上文中引用的片段摘自 manuscriptsno.20(931),p.4,and72(1584),p.5。
另一個資料來源，即一個以德國國防軍在波蘭東部邊境參與猶太大屠殺為主題的著名攝影展的目錄（the german army and the genocide,ed.hambur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9],p.81），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一張漂亮的照片，照片中是一個騎著摩托車的德國士兵，四周圍著一群微笑的年輕女子，正給他遞去食物和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