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mc,so?123/2.
8.mc,so?123/296.
9.我想到的不僅是蘇聯所謂的“大清洗”（doctor’s plot），或捷克斯洛伐克的魯道夫·斯蘭斯基（rudolf slánsky）案的反猶背景，而是從那時開始自莫斯科輻射出去的意識形態浪潮。尼古拉斯·韋特（nics werth）在他發表於《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比較歷史與記憶》（stalinisme et nazisme.histoire et mémoireparées）的一係列精彩論文中，曾論及此主題。“在1939年至1949年的這10年中，隨著領土擴張、戰爭、占領地的蘇維埃化的發生，共有約320萬人民被驅逐出境。
大部分人是因族裔背景而被驅逐的，而不是像‘去富農化’（de -kkization）時期那樣按階層篩選被驅逐者。”我要補充的是，那段時期中，很大比例的被驅逐者，是波蘭裔的。“顯然，敵人在第二次史達林主義浪潮[即戰後]中改變了他們的外表。這段時期的特徵即不合時宜的、倒退性的蒙昧主義，比如反猶主義（在第一代布爾什維克領袖中，這種思想已經幾乎不存在了），以及仇外心理，這種情緒在對‘偉大祖國俄羅斯’的讚頌這種形式中以各種不同的行為表現出來。這個時期，人們以族裔為標準，來定義共產主義的主要敵人”（nics werth,“logiques de violence dans l’urss stalinienne,” in stalinisme etnazisme,histoire et memoireparées,ed.henryrousso,[brussels:editionsplexe,1999],pp.122,123）。
10.在這一點上，被告人對寬大處理和假釋的申訴顯得格外有趣。
在這起案件中，這類要求非常多，因此沃姆紮地方法庭在1954年4月2日給比亞韋斯托克省法庭寄去了一封信函，要求由他們保管檔案：“因為本案中有11人被判長期監禁，所以地方檢察院有責任監督刑罰執行情況；且犯人常常提出申訴以求寬大處理、假釋或其他。”（mc,swb145/786）。
戰前
1.?om?a,topographical map of pnd no.n -34-105/106(warsaw:wojskowe zak?ady kartograficzne,1997),verso.
2.kazimierz and maria piechotkowie,bramynieba: bó?nice drewniane naziemiach dawnej rzeczypospolitej(warsaw: krupski i s - ka,1996),pp.231—232.關於耶德瓦布內的歷史以及戰前猶太社群生活的信息主要有兩個資料來源。其一是 yedwabne: historyand memorial book，ed.julius l.baker and jacob l.baker(jerusalem and new york: the yedwabner societies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1980)（下文簡寫為 yedwabne）。其二是亨裏克·梅耶茨基的一部未命名打字稿，梅耶茨基是比亞韋斯托克的國家檔案館前館長，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寫了許多關於比亞韋斯托克地區歷史的著作。正如梅耶茨基所寫，“關於耶德瓦布內戰時歷史的文獻少之又少。鎮政廳和社區辦公室的檔案都沒有被保存下來，鎮上各種社會機關或地方學校的檔案也是一樣。沒有任何關於這段時期耶德瓦布內的回憶錄，耶德瓦布內先後所屬的科諾郡和沃姆紮郡的檔案館也沒有保存任何資料。”
3.yedwabne,p.8.
4.同上書，p.20。一位在1998年仍然住在鎮上的年邁的波蘭藥師回憶道，在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之中，“沒有任何所謂的知識分子階層（intelligentsia）。所有人都是工匠、隻會某種簡單技能的工人或馬車夫”（電影《我的哥哥該隱去哪兒了？》中採訪腳本[gdzie jestmój brat kain?,unpubli射d script]，p.489）。
5.在我們於紐約的談話中，他以愛稱“弗蘭內克（franek）和斯塔舍克（sta射k）”來稱呼希拉瓦兄弟。這二人在瓦瑟什塔因所提及的最恐怖的劊子手之列。斯坦尼斯瓦夫·希拉瓦是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被告人之一。希拉瓦家的小妹妹所提及的“土豆皮逸事”，可參見yedwabne,pp.55,56。
6.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p.489.
7.民族民主黨是戰時波蘭最大的（從入黨人數上看）政黨，其政策方案有很強烈的反猶傾向。
8.格申·戴維·洪德特（gershon david hundert）寫過一部非常有趣的著述，關於18世紀阿巴托（opatów）的猶太社群，在該書中，他提供了關於1728—1784年間猶太社群支付這類特殊“禮物”（基金）的詳細信息：the jews in a private polish town: the case of opatów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p.98-104。
9.沃姆紮郡及附近地區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在政治立場上與民主民主黨格外一致。塔德烏什·弗拉切克（tadeusz fr?czek）在他最近完成的博士論文中（“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ostzy?niewtach1939-1956,”wojskowyinsty tut historyczny[military historical institute],warsaw,file no.76）寫到了，沃姆紮的主教斯坦尼斯瓦夫·烏考姆斯基（stanis?aw ?ukomski）在1928年4月，恰逢一次重要的選舉前夕，給他的教區居民寫了許多私人信件，告訴他們“不要投票給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所謂的農民黨支持者”。選舉結束之後，他禁止那些支持農民黨的教區舉行復活節巡遊活動（pp.36—37）。
蘇聯占據時期（1939—1941）
1.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ed.r.j.sontag(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7:247.
2.1939年9月，超過一半的波蘭領土被蘇聯軍隊占領後，波蘭迎來了為期20個月的蘇聯戰區時期，在此期間，數十萬波蘭民眾被驅逐、流放至蘇維埃境內。接著，在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後，滯留蘇聯的波蘭民眾被“赦免”，一支波蘭軍隊在蘇聯領土上成立了。1942年，約12萬人—新組建的軍隊士兵及他們的家人—被疏散至伊朗。其中許多人都接受了採訪和調查，講述他們在蘇聯政體下的經歷。採訪這些流亡者，搜集證據的想法來自新上任的波蘭駐莫斯科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stanis?aw kot）教授，這個想法當時得到了波蘭東部軍指揮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adys?awanders，該軍隊在民間被稱為“安德斯軍”）將軍的全力支持。許多問卷被發放給了士兵和他們的家人。調查順利進行，之後，調查結果由波蘭東部軍的獨立歷史部編匯，之後又由所謂的檔案辦公室（bureau of documents）完善。1943年4月，完成的問卷應該移交倫敦的民政當局保管，波蘭流亡政府當時就在那裏。約1.2萬份調查書被送往在倫敦成立的一個研究部，該部門由維克多·蘇基尼奇（wiktorsukiennicki）教授主持領導。
8.mc,so?123/296.
9.我想到的不僅是蘇聯所謂的“大清洗”（doctor’s plot），或捷克斯洛伐克的魯道夫·斯蘭斯基（rudolf slánsky）案的反猶背景，而是從那時開始自莫斯科輻射出去的意識形態浪潮。尼古拉斯·韋特（nics werth）在他發表於《史達林主義與納粹主義：比較歷史與記憶》（stalinisme et nazisme.histoire et mémoireparées）的一係列精彩論文中，曾論及此主題。“在1939年至1949年的這10年中，隨著領土擴張、戰爭、占領地的蘇維埃化的發生，共有約320萬人民被驅逐出境。
大部分人是因族裔背景而被驅逐的，而不是像‘去富農化’（de -kkization）時期那樣按階層篩選被驅逐者。”我要補充的是，那段時期中，很大比例的被驅逐者，是波蘭裔的。“顯然，敵人在第二次史達林主義浪潮[即戰後]中改變了他們的外表。這段時期的特徵即不合時宜的、倒退性的蒙昧主義，比如反猶主義（在第一代布爾什維克領袖中，這種思想已經幾乎不存在了），以及仇外心理，這種情緒在對‘偉大祖國俄羅斯’的讚頌這種形式中以各種不同的行為表現出來。這個時期，人們以族裔為標準，來定義共產主義的主要敵人”（nics werth,“logiques de violence dans l’urss stalinienne,” in stalinisme etnazisme,histoire et memoireparées,ed.henryrousso,[brussels:editionsplexe,1999],pp.122,123）。
10.在這一點上，被告人對寬大處理和假釋的申訴顯得格外有趣。
在這起案件中，這類要求非常多，因此沃姆紮地方法庭在1954年4月2日給比亞韋斯托克省法庭寄去了一封信函，要求由他們保管檔案：“因為本案中有11人被判長期監禁，所以地方檢察院有責任監督刑罰執行情況；且犯人常常提出申訴以求寬大處理、假釋或其他。”（mc,swb145/786）。
戰前
1.?om?a,topographical map of pnd no.n -34-105/106(warsaw:wojskowe zak?ady kartograficzne,1997),verso.
2.kazimierz and maria piechotkowie,bramynieba: bó?nice drewniane naziemiach dawnej rzeczypospolitej(warsaw: krupski i s - ka,1996),pp.231—232.關於耶德瓦布內的歷史以及戰前猶太社群生活的信息主要有兩個資料來源。其一是 yedwabne: historyand memorial book，ed.julius l.baker and jacob l.baker(jerusalem and new york: the yedwabner societies in israel and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1980)（下文簡寫為 yedwabne）。其二是亨裏克·梅耶茨基的一部未命名打字稿，梅耶茨基是比亞韋斯托克的國家檔案館前館長，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寫了許多關於比亞韋斯托克地區歷史的著作。正如梅耶茨基所寫，“關於耶德瓦布內戰時歷史的文獻少之又少。鎮政廳和社區辦公室的檔案都沒有被保存下來，鎮上各種社會機關或地方學校的檔案也是一樣。沒有任何關於這段時期耶德瓦布內的回憶錄，耶德瓦布內先後所屬的科諾郡和沃姆紮郡的檔案館也沒有保存任何資料。”
3.yedwabne,p.8.
4.同上書，p.20。一位在1998年仍然住在鎮上的年邁的波蘭藥師回憶道，在耶德瓦布內的猶太人之中，“沒有任何所謂的知識分子階層（intelligentsia）。所有人都是工匠、隻會某種簡單技能的工人或馬車夫”（電影《我的哥哥該隱去哪兒了？》中採訪腳本[gdzie jestmój brat kain?,unpubli射d script]，p.489）。
5.在我們於紐約的談話中，他以愛稱“弗蘭內克（franek）和斯塔舍克（sta射k）”來稱呼希拉瓦兄弟。這二人在瓦瑟什塔因所提及的最恐怖的劊子手之列。斯坦尼斯瓦夫·希拉瓦是拉莫托夫斯基案的被告人之一。希拉瓦家的小妹妹所提及的“土豆皮逸事”，可參見yedwabne,pp.55,56。
6.where is my older brother cain?,p.489.
7.民族民主黨是戰時波蘭最大的（從入黨人數上看）政黨，其政策方案有很強烈的反猶傾向。
8.格申·戴維·洪德特（gershon david hundert）寫過一部非常有趣的著述，關於18世紀阿巴托（opatów）的猶太社群，在該書中，他提供了關於1728—1784年間猶太社群支付這類特殊“禮物”（基金）的詳細信息：the jews in a private polish town: the case of opatów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2),pp.98-104。
9.沃姆紮郡及附近地區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在政治立場上與民主民主黨格外一致。塔德烏什·弗拉切克（tadeusz fr?czek）在他最近完成的博士論文中（“formacje zbrojne obozu narodowego na bia?ostzy?niewtach1939-1956,”wojskowyinsty tut historyczny[military historical institute],warsaw,file no.76）寫到了，沃姆紮的主教斯坦尼斯瓦夫·烏考姆斯基（stanis?aw ?ukomski）在1928年4月，恰逢一次重要的選舉前夕，給他的教區居民寫了許多私人信件，告訴他們“不要投票給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所謂的農民黨支持者”。選舉結束之後，他禁止那些支持農民黨的教區舉行復活節巡遊活動（pp.36—37）。
蘇聯占據時期（1939—1941）
1.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ed.r.j.sontag(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4),7:247.
2.1939年9月，超過一半的波蘭領土被蘇聯軍隊占領後，波蘭迎來了為期20個月的蘇聯戰區時期，在此期間，數十萬波蘭民眾被驅逐、流放至蘇維埃境內。接著，在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後，滯留蘇聯的波蘭民眾被“赦免”，一支波蘭軍隊在蘇聯領土上成立了。1942年，約12萬人—新組建的軍隊士兵及他們的家人—被疏散至伊朗。其中許多人都接受了採訪和調查，講述他們在蘇聯政體下的經歷。採訪這些流亡者，搜集證據的想法來自新上任的波蘭駐莫斯科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stanis?aw kot）教授，這個想法當時得到了波蘭東部軍指揮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adys?awanders，該軍隊在民間被稱為“安德斯軍”）將軍的全力支持。許多問卷被發放給了士兵和他們的家人。調查順利進行，之後，調查結果由波蘭東部軍的獨立歷史部編匯，之後又由所謂的檔案辦公室（bureau of documents）完善。1943年4月，完成的問卷應該移交倫敦的民政當局保管，波蘭流亡政府當時就在那裏。約1.2萬份調查書被送往在倫敦成立的一個研究部，該部門由維克多·蘇基尼奇（wiktorsukiennicki）教授主持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