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身處德國難民營（disced persons camp）的猶太人—據我們所知，1945年後有20萬猶太人逃離了波蘭，大部分都去了這些難民營——曾經說過，德國人永遠不會原諒猶太人對他們做的事。我們想知道，同樣的模式，是否也適用於解釋戰後波蘭的反猶主義情緒？或許這種解釋會比人們常常提起的一些史達林主義時代的著名猶太裔共產主義領袖的名字（以雅各布·伯曼[jakub berman]和希拉蕊·閔克[hry minc]為代表3，他們的惡行被認為導致了波蘭公眾對猶太人的負麵態度）更具說服力？戰後，波蘭民眾對猶太人的反感迅速蔓延，且充滿了攻擊性，但這種現象是否源自在波蘭國內盛行的一種對戰後政治格局的冷靜、抽離的分析？這點我們很難證明。我們的評估不能以某些過於敏感的回憶錄作者所記錄的對話為基礎，也不能以對某人視角的主觀回應或是一個隨意的評述為基礎。為了證明這一點，讓我們思考一個社會現象：工人的罷工運動。大量民眾毫無疑問自發地參與到這種持久的、危險的政治示威中，以表明他們不容置疑的信仰。
優秀的研究著作《1945—1948年間發生在波蘭的工人罷工》（workers’ strikes in pnd in the years1945-1948）出版於1999年4，作者武卡什·卡明斯基（?ukasz kaminski）是一位年輕的歷史學家。這部作品就是當一位勤奮的學者接觸到所有與他研究議題相關的材料後的產物。該書巨細靡遺地記載了戰後那段歲月裏席捲了波蘭的所有工人抗議浪潮。那個時期的波蘭曾發生過許多抗議活動。共產黨當局不斷削弱自治的社會和政治機構的勢力，其中包括工會和具有悠久傳統的大型政黨，比如當時由齊格蒙特·茹瓦夫斯基（zygmunt ?u?awski）領導的波蘭社會黨（pps）和由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aw miko?ajczyk）、斯坦尼斯瓦夫·梅日瓦（stanis?aw mierzwa）及斯特凡·克日邦斯基（stefan korbonski）領導的波蘭農民黨（psl）。及至1948年，波蘭的自治機構一體化（gleichs插ltung）已經大致完成了。這些機構或被共產黨支持的組織吞併，或被徹底查禁，其領導人都被拘捕、流放或禁言了。事實證明，在這期間，波蘭的工人階級放下手中的工具，繼續進行罷工示威，他們這麽做都是為了自身的溫飽問題，僅有一次除外：那一次是為了抗議波蘭報紙上登載對凱爾采屠殺案的聯名譴責聲明。這起大屠殺發生於1946年7月4日，在凱爾采，一名波蘭暴徒在一天之內殺害了42名猶太人。5
乍看之下，這起罷工事件很難理解。因此，容我簡單地引用一段卡明斯基著作中的話：
[1946年]7月10日，羅茲（?ód?）的許多工廠都召開了會議，為的是譴責凱爾采屠殺案的罪犯。人們很不情願地在公開譴責聲明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盡管如此，這些譴責聲明還是在第二天被登載在了各大報紙上。這導致了多起抗議罷工。首先發起罷工的是羅茲線廠的工人們，緊隨其後的是舍布勒（scheibler）和格羅曼（grohman）工廠的工人，之後布勒（buhle）、齊麥曼（zimmerman）、瓦日塔（warta）、坦波 -拉斯科（tempo rasik）、霍弗裏赫特（hofrichter）、甘佩（gampe）、阿爾布雷赫特（albrecht）、古特曼（gutman）、迪澤爾（dietzel）、拉德茲耶夫斯基（radziejewski）、維雅赫（wejrach）、金德曼（kinderman）、沃岑卡（wólczanka）工 廠，以及兩家切割工作坊的工人也加入了他們。一開始，罷工的工人們要求報紙更正其登載的錯誤信息[關於工廠工人聯名簽署譴責聲明這件事]；隨後，他們又要求釋放那些被譴責的罪犯[根據庭審記錄所示，14人在這起案件中被判死刑]。抗議者們騷動不斷；若是有人提出復工，則會被施以暴力……對這個國家的民眾而言，工人們會做出這種反應並不反常。許多工廠的員工都拒絕對譴責屠殺案罪犯一事進行投票表決。在盧布林（lublin），為此事召開了的一次有1500名鐵路工人參加的大型集會，會上許多人都叫嚷著“打倒猶太人”“真可恥，他們竟然維護猶太人”“貝魯特[時任波蘭總統]絕不敢判他們死刑”“維爾諾（wilno）和羅夫（lwów）必須是我們的土地”。6
在那些年裏，有許多抗議共產黨管製波蘭的聲音。但是，這顯然不是凱爾采大屠殺之後波蘭人掀起罷工潮的根本原因。這些罷工事件如果是為了抗議某些隻存在於想像中的“猶太教公社”（judeomune），那是說不通的，但如果把它們看作波蘭人對自身挫敗感的一種表達，就很好理解了：波蘭人再也不能義正詞嚴地從猶太人的“魔爪”下保護無辜的天主教兒童了。這類抱怨是一名在1945年8月克拉科夫屠殺案中受傷的猶太婦女無意中聽見的，當時她正在被送往醫院急救室的路上：
在救護車裏，我聽到了護衛隊士兵和護士正在談論我們，他們稱我們為“猶太渣滓”，他們不得不救，但他們不應該救我們，因為我們謀殺兒童，我們所有人都該被槍斃。我們被送往科佩尼卡街（kopernika street）上的聖拉撒路醫院。我是第一個被推進手術室的。手術之後，一個士兵來了，他說，手術結束後，他會把所有人都關進牢裏。他毆打了一個正在候診的受傷猶太人。他握著一支豎起的槍，看守著我們，一口水也不許我們喝。過了一會兒，兩個鐵路工人來了，其中一個說：“一個波蘭人要是連揍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的膽子都沒有，絕對會遭人恥笑”，說著他就打了一個受傷的猶太人。一個醫院的病人用拐杖打了我。女人們，包括護士，都站在門後，威脅我們說，她們都在等著手術結束之後把我們五馬分屍。7
優秀的研究著作《1945—1948年間發生在波蘭的工人罷工》（workers’ strikes in pnd in the years1945-1948）出版於1999年4，作者武卡什·卡明斯基（?ukasz kaminski）是一位年輕的歷史學家。這部作品就是當一位勤奮的學者接觸到所有與他研究議題相關的材料後的產物。該書巨細靡遺地記載了戰後那段歲月裏席捲了波蘭的所有工人抗議浪潮。那個時期的波蘭曾發生過許多抗議活動。共產黨當局不斷削弱自治的社會和政治機構的勢力，其中包括工會和具有悠久傳統的大型政黨，比如當時由齊格蒙特·茹瓦夫斯基（zygmunt ?u?awski）領導的波蘭社會黨（pps）和由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aw miko?ajczyk）、斯坦尼斯瓦夫·梅日瓦（stanis?aw mierzwa）及斯特凡·克日邦斯基（stefan korbonski）領導的波蘭農民黨（psl）。及至1948年，波蘭的自治機構一體化（gleichs插ltung）已經大致完成了。這些機構或被共產黨支持的組織吞併，或被徹底查禁，其領導人都被拘捕、流放或禁言了。事實證明，在這期間，波蘭的工人階級放下手中的工具，繼續進行罷工示威，他們這麽做都是為了自身的溫飽問題，僅有一次除外：那一次是為了抗議波蘭報紙上登載對凱爾采屠殺案的聯名譴責聲明。這起大屠殺發生於1946年7月4日，在凱爾采，一名波蘭暴徒在一天之內殺害了42名猶太人。5
乍看之下，這起罷工事件很難理解。因此，容我簡單地引用一段卡明斯基著作中的話：
[1946年]7月10日，羅茲（?ód?）的許多工廠都召開了會議，為的是譴責凱爾采屠殺案的罪犯。人們很不情願地在公開譴責聲明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盡管如此，這些譴責聲明還是在第二天被登載在了各大報紙上。這導致了多起抗議罷工。首先發起罷工的是羅茲線廠的工人們，緊隨其後的是舍布勒（scheibler）和格羅曼（grohman）工廠的工人，之後布勒（buhle）、齊麥曼（zimmerman）、瓦日塔（warta）、坦波 -拉斯科（tempo rasik）、霍弗裏赫特（hofrichter）、甘佩（gampe）、阿爾布雷赫特（albrecht）、古特曼（gutman）、迪澤爾（dietzel）、拉德茲耶夫斯基（radziejewski）、維雅赫（wejrach）、金德曼（kinderman）、沃岑卡（wólczanka）工 廠，以及兩家切割工作坊的工人也加入了他們。一開始，罷工的工人們要求報紙更正其登載的錯誤信息[關於工廠工人聯名簽署譴責聲明這件事]；隨後，他們又要求釋放那些被譴責的罪犯[根據庭審記錄所示，14人在這起案件中被判死刑]。抗議者們騷動不斷；若是有人提出復工，則會被施以暴力……對這個國家的民眾而言，工人們會做出這種反應並不反常。許多工廠的員工都拒絕對譴責屠殺案罪犯一事進行投票表決。在盧布林（lublin），為此事召開了的一次有1500名鐵路工人參加的大型集會，會上許多人都叫嚷著“打倒猶太人”“真可恥，他們竟然維護猶太人”“貝魯特[時任波蘭總統]絕不敢判他們死刑”“維爾諾（wilno）和羅夫（lwów）必須是我們的土地”。6
在那些年裏，有許多抗議共產黨管製波蘭的聲音。但是，這顯然不是凱爾采大屠殺之後波蘭人掀起罷工潮的根本原因。這些罷工事件如果是為了抗議某些隻存在於想像中的“猶太教公社”（judeomune），那是說不通的，但如果把它們看作波蘭人對自身挫敗感的一種表達，就很好理解了：波蘭人再也不能義正詞嚴地從猶太人的“魔爪”下保護無辜的天主教兒童了。這類抱怨是一名在1945年8月克拉科夫屠殺案中受傷的猶太婦女無意中聽見的，當時她正在被送往醫院急救室的路上：
在救護車裏，我聽到了護衛隊士兵和護士正在談論我們，他們稱我們為“猶太渣滓”，他們不得不救，但他們不應該救我們，因為我們謀殺兒童，我們所有人都該被槍斃。我們被送往科佩尼卡街（kopernika street）上的聖拉撒路醫院。我是第一個被推進手術室的。手術之後，一個士兵來了，他說，手術結束後，他會把所有人都關進牢裏。他毆打了一個正在候診的受傷猶太人。他握著一支豎起的槍，看守著我們，一口水也不許我們喝。過了一會兒，兩個鐵路工人來了，其中一個說：“一個波蘭人要是連揍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的膽子都沒有，絕對會遭人恥笑”，說著他就打了一個受傷的猶太人。一個醫院的病人用拐杖打了我。女人們，包括護士，都站在門後，威脅我們說，她們都在等著手術結束之後把我們五馬分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