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克沃夫斯卡接著歷數了參與屠殺的15個人或家族的名字（比如父親和兒子，或者兩兄弟）。她指出了誰用木棒打了猶太人，誰用了“橡膠（短棍）”，她還補充了一個關於德國人對那天事件的參與的有趣細節：“那時我是憲兵隊的廚娘。我看見歐根紐什·卡裏諾夫斯基來找憲兵隊的指揮官，請後者分配給他一些武器，因為‘他們’不願意去—他沒有明說到底是誰不願意去。隊長立刻站起來說，我不會給你武器的，你想幹嗎就幹嗎去吧。接著卡裏諾夫斯基轉身離開，他迅速跑出鎮子，繼續去追殺猶太人了。”5
有趣的是，四個月後，即在5月，對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控訴公開審理時，證人的態度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告人在庭審期間隻提供了很少的陳述，他們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被刑訊逼供。索克沃夫斯卡也極不願意出庭做證，她最終說出了這句非常不同尋常的話：“事發當日，有60名蓋世太保，我為他們燒了晚飯。有這麽多憲兵在鎮上，因為他們是從其他前哨站來的。”6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說，大屠殺發生的當日，耶德瓦布內有這麽多德國官兵。提供這個信息的人為他們做了一頓飯，因此她應該不會記錯。
對於被告人和索克沃夫斯卡態度的轉變，我沒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畢竟，不論是1949年5月在沃姆紮的法庭上，還是四個月前在調查扣押期間，他們都隻能聽任安全警察的擺布。但另一方麵，正如我們所知，對當局而言，此案並非一起重點案件。被告人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附近且互相熟識，他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的辯護律師都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所說的話會讓自己的罪名坐實，也會“牽連”彼此。除此之外，在開庭之前，他們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利用各種手段向其他證人施壓，畢竟這是一個很小的鄉村社會。
在德軍占據的最後幾年裏，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波蘭民族主義地下組織——民族武裝部隊（national armed forces，簡稱“nsz”）—在這片區域內非常活躍，許多人在戰後依然“待在樹林裏”。在“人民的波蘭”（波蘭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一場殘酷的“類內戰”（quasi-civil war）在比亞韋斯托克省持續了數年。比如，在1948年9月29日，耶德瓦布內就被一支名為“退伍老兵”（wiarus）的部隊占領了幾個小時。7在官方宣布“二戰”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波蘭共產黨的秘密警察和“樹林裏的男孩們”依然很懼怕這片區域的居民。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想像，一名年老女僕，即一個小鎮社區中地位較低的人，很可能被說服而去更改她的證詞—這份證詞本來會牽涉鎮中的大量居民。8舍此以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沃姆紮安全部的檢方對這起案子並不是很上心。
不過，不論索克沃夫斯卡是否曾被施壓，她在庭上的證詞並非無人質疑。1949年8月9日，這起案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羅爾·巴登對他先前在沃姆紮地方法庭的上訴做了一次“補充陳述”：
在庭審過程中，證人尤利婭·索克沃夫斯卡，耶德瓦布內憲兵隊前哨站的前廚娘，做出聲明說，在猶太大屠殺當日，有60名蓋世太保和同等數量的憲兵在鎮上，她還為他們做了晚飯。這份陳述是偽證，因為那天我就在憲兵隊前哨站的院子裏工作，我沒有看到任何蓋世太保或憲兵。我去了[當地一個貴族的]莊園裏的工具棚好幾次，我經過了他們召集猶太人的那個廣場，在那兒也沒有看到任何蓋世太保或憲兵。另外，她說用一個小爐子為60人準備晚飯，這也很荒謬。
對猶太人的屠殺開始之後，一些平民衝進憲兵隊前哨站的院子裏，他們想要抓走三個正在劈木柴的猶太人，當時我正在維修一輛汽車。接著，前哨站的指揮官阿達米（adamy）走了出來說：“難道八小時還不夠你們對猶太人做你們想做的事嗎？”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得知，猶太大屠殺並不是由蓋世太保施行的，因為我在那天並沒有看到他們。殘殺猶太人的是鎮長卡羅拉克領導下的當地民眾。9
三年後，巴登在一部非常有趣的自傳中重新提起了這個片段——他後來把這部自傳作為他上訴尋求豁免的一個附件，寄給了波蘭人民共和國的總理。這一次，他可謂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了這起事件：“在前哨站的院子裏有很多附屬建築，如果有60個蓋世太保和60個憲兵來到鎮上參與屠殺，其中一些人必定會出現在院子裏。”接著他以下麵這句話結束了整部自傳：“屠殺發生的當日，我三次步行前往距離前哨站約350—400米的工具棚，在晚飯時間也在街道上往返，但我連一個陌生人都沒見到，不論是在街上，還是在廣場上聚集的人群中。”10我認為，一個尋求緩刑的囚犯不會僅僅為了得到波蘭總理的同情，就將這些事情寫進他的上訴書中。如果是為了這個目的，去指認德國人而非他的同胞殺害了猶太人，顯然會更有效。
據我統計，本書所引用的文獻資料共提到了92個參與了耶德瓦布內猶太大屠殺的人的名字（而且往往是帶有家庭住址的）。也許並非全部人都該被貼上殺人犯的標籤—畢竟，在沃姆紮法庭上被起訴的被告人中就有9人最後被宣判無罪。11很多當時在廣場上看守猶太人的居民，可能隻是站在那兒而已，並沒有參與任何暴力行動。12但另一方麵，我們也清楚，這些被提及姓名的人隻是當時在場者中的一部分，而非所有人。“在被召集的猶太人周圍，”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另一個被告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w?adys?aw miciura）陳述道，“有很多人，不僅是耶德瓦布內的當地居民，還有從附近趕來的人。”13勞丹斯基（父親）告訴我們：“許多在場者的名字我都不記得了，我一想起來就會告訴他們。”14勞丹斯基和他的兩個兒子當天非常活躍。猶太人被成群趕往穀倉（他們之後在那裏被燒為灰燼）時，參與犯罪者的隊伍不斷擴大。正如貝萊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本人所言，“在我們把他們趕向穀倉時，我都看不清路了，因為周圍全是人。”15
有趣的是，四個月後，即在5月，對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共犯的控訴公開審理時，證人的態度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前文所提及的，被告人在庭審期間隻提供了很少的陳述，他們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曾被刑訊逼供。索克沃夫斯卡也極不願意出庭做證，她最終說出了這句非常不同尋常的話：“事發當日，有60名蓋世太保，我為他們燒了晚飯。有這麽多憲兵在鎮上，因為他們是從其他前哨站來的。”6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說，大屠殺發生的當日，耶德瓦布內有這麽多德國官兵。提供這個信息的人為他們做了一頓飯，因此她應該不會記錯。
對於被告人和索克沃夫斯卡態度的轉變，我沒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畢竟，不論是1949年5月在沃姆紮的法庭上，還是四個月前在調查扣押期間，他們都隻能聽任安全警察的擺布。但另一方麵，正如我們所知，對當局而言，此案並非一起重點案件。被告人的家人和朋友就在附近且互相熟識，他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的辯護律師都是相同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所說的話會讓自己的罪名坐實，也會“牽連”彼此。除此之外，在開庭之前，他們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利用各種手段向其他證人施壓，畢竟這是一個很小的鄉村社會。
在德軍占據的最後幾年裏，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波蘭民族主義地下組織——民族武裝部隊（national armed forces，簡稱“nsz”）—在這片區域內非常活躍，許多人在戰後依然“待在樹林裏”。在“人民的波蘭”（波蘭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一場殘酷的“類內戰”（quasi-civil war）在比亞韋斯托克省持續了數年。比如，在1948年9月29日，耶德瓦布內就被一支名為“退伍老兵”（wiarus）的部隊占領了幾個小時。7在官方宣布“二戰”結束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波蘭共產黨的秘密警察和“樹林裏的男孩們”依然很懼怕這片區域的居民。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想像，一名年老女僕，即一個小鎮社區中地位較低的人，很可能被說服而去更改她的證詞—這份證詞本來會牽涉鎮中的大量居民。8舍此以外，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沃姆紮安全部的檢方對這起案子並不是很上心。
不過，不論索克沃夫斯卡是否曾被施壓，她在庭上的證詞並非無人質疑。1949年8月9日，這起案件中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羅爾·巴登對他先前在沃姆紮地方法庭的上訴做了一次“補充陳述”：
在庭審過程中，證人尤利婭·索克沃夫斯卡，耶德瓦布內憲兵隊前哨站的前廚娘，做出聲明說，在猶太大屠殺當日，有60名蓋世太保和同等數量的憲兵在鎮上，她還為他們做了晚飯。這份陳述是偽證，因為那天我就在憲兵隊前哨站的院子裏工作，我沒有看到任何蓋世太保或憲兵。我去了[當地一個貴族的]莊園裏的工具棚好幾次，我經過了他們召集猶太人的那個廣場，在那兒也沒有看到任何蓋世太保或憲兵。另外，她說用一個小爐子為60人準備晚飯，這也很荒謬。
對猶太人的屠殺開始之後，一些平民衝進憲兵隊前哨站的院子裏，他們想要抓走三個正在劈木柴的猶太人，當時我正在維修一輛汽車。接著，前哨站的指揮官阿達米（adamy）走了出來說：“難道八小時還不夠你們對猶太人做你們想做的事嗎？”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得知，猶太大屠殺並不是由蓋世太保施行的，因為我在那天並沒有看到他們。殘殺猶太人的是鎮長卡羅拉克領導下的當地民眾。9
三年後，巴登在一部非常有趣的自傳中重新提起了這個片段——他後來把這部自傳作為他上訴尋求豁免的一個附件，寄給了波蘭人民共和國的總理。這一次，他可謂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了這起事件：“在前哨站的院子裏有很多附屬建築，如果有60個蓋世太保和60個憲兵來到鎮上參與屠殺，其中一些人必定會出現在院子裏。”接著他以下麵這句話結束了整部自傳：“屠殺發生的當日，我三次步行前往距離前哨站約350—400米的工具棚，在晚飯時間也在街道上往返，但我連一個陌生人都沒見到，不論是在街上，還是在廣場上聚集的人群中。”10我認為，一個尋求緩刑的囚犯不會僅僅為了得到波蘭總理的同情，就將這些事情寫進他的上訴書中。如果是為了這個目的，去指認德國人而非他的同胞殺害了猶太人，顯然會更有效。
據我統計，本書所引用的文獻資料共提到了92個參與了耶德瓦布內猶太大屠殺的人的名字（而且往往是帶有家庭住址的）。也許並非全部人都該被貼上殺人犯的標籤—畢竟，在沃姆紮法庭上被起訴的被告人中就有9人最後被宣判無罪。11很多當時在廣場上看守猶太人的居民，可能隻是站在那兒而已，並沒有參與任何暴力行動。12但另一方麵，我們也清楚，這些被提及姓名的人隻是當時在場者中的一部分，而非所有人。“在被召集的猶太人周圍，”拉莫托夫斯基案的另一個被告人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w?adys?aw miciura）陳述道，“有很多人，不僅是耶德瓦布內的當地居民，還有從附近趕來的人。”13勞丹斯基（父親）告訴我們：“許多在場者的名字我都不記得了，我一想起來就會告訴他們。”14勞丹斯基和他的兩個兒子當天非常活躍。猶太人被成群趕往穀倉（他們之後在那裏被燒為灰燼）時，參與犯罪者的隊伍不斷擴大。正如貝萊斯瓦夫·拉莫托夫斯基本人所言，“在我們把他們趕向穀倉時，我都看不清路了，因為周圍全是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