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鈍初不幸而被刺，刺客幸而破獲，一為應桂馨，南京政府之官僚也；一為洪述祖，北京政府之官僚也。乃某報居然斷定袁世凱、趙秉鈞為犯人，主張其自行投案。此等武斷滅裂之言論，吾人決不能謂為合法也。推彼輩之意，豈不以洪述祖曾為北京政府內務部參事，故洪殺人，北京政府之總統、總長皆當目為同謀犯。然亦知應桂馨曾為南京總統府庶務科長、兵站長、滬軍都督諜報科科長乎？如洪之罪名可以追溯至袁、趙，則應之罪名何不可追溯至孫、黃、陳其美耶？……苟非謀逆證證〔據〕在握，何得袁賊、黎賊口不絕聲，如上海《民權報》輩之言論者。[161]
這些批評雖未必句句正確，但由此可知國民黨對袁、趙的攻擊，非但沒能得到其他黨派支持，占領輿論、道德與法律製高點，反而使自身遭到了尖銳抨擊，究其原因，就在於國民黨始終未能通過對宋案證據的切實、理性研究，提出袁、趙即刺宋案幕後主使的確鑿證據。
第二，國民黨沒有能夠提出理性解決宋案的方案，他們主張設立“特別法庭”審理宋案，實際上是將法律解決與政治問題混雜在了一起，結果遭到對手和輿論批評，使自身陷於被動，不得不後退。
國民黨既然把袁、趙確定為刺宋幕後主使，不但在輿論上予以攻擊，而且主張通過法律手段使袁、趙接受裁判。在宋案證據尚未公布前，《民主報》便發表評論，認為“今袁、趙不自投案，益堅國人之嫌疑，是默認為主犯也，是與共和平民為敵也”，因此敬勸“袁、趙其無自疑，袁、趙其速投案”。[162]
宋案經會審公廨預審，確定移交中國內地法庭後，孫中山於4月13日同程德全、陳其美等商議，由程德全拍電向袁世凱及內務、司法兩部提出組織特別法庭審理。[163]然而，司法部認為，組織特別法庭“與《約法》《編製法》等不符，礙難照辦”，於4月17日致電上海地方審判廳，要求“該廳負完全責任，審理所有一切”。[164]國民黨方麵並未理會。4月21日，程德全再次電陳袁世凱及國務院，要求迅速派委特別法庭正承審官，到上海開庭訊判。[165]4月22日，司法部復開會議，認為“國家法律視人民一律平等，故自司法地位觀察此案，仍屬於刑事範圍，當然歸上海地方廳刑廳訊問，不便另組法庭；若必另組，即為破害共和法製之見端，司法部為守法起見，決不贊成另組”。[166]司法總長許世英堅持“司法言法，違法之事決不肯為”，呈文大總統，請準予辭職，以免“屍位素餐之誚”。[167]各省司法界也“多致電司法部，一體反對，請該部堅持到底，以重法權”，認為“宋遯初雖係民國偉人，按照刑律仍不過一平民而已，不能越出普通刑事範圍以外，無組織特別法庭之必要”。[168]
但麵對反對聲音，國民黨內鮮有人思考設立特別法庭之舉究竟是否為合法、理性之舉。相反，宋案證據公布後，黃興又與程德全商量，“以由普通法庭審理趙秉鈞，必不能到案；即到案，未必能定讞”，因此，由程德全於4月27日晚致電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表示：“此案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審理者，因國務員亦處於嫌疑地位故。”[169]同時，黃興致電袁世凱，一方麵說明何以必須組織特別法庭，另一方麵對許世英的反對表示不滿，要求袁世凱不要受其阻撓。電雲：
夫尊重法律，興豈有異辭。惟宋案胡乃必外於普通法庭，別求公判，其中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可不辨。蓋吾國司法雖言獨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脫政府之藩，主持公道，國中稍有常識者必且疑之。況此案詞連政府，據昨日程督、應省長報告證據之電文，國務院總理趙秉鈞且為暗殺主謀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籬之下，此案果上訴至於該院，能否望其加罪，暢所於撓〔政府無所相撓〕，此更為一大疑問。司法總長職在司法，當仁不讓，亦自可風。惟司法總長側身國務院中，其總理至為案中要犯，於此抗顏弄法，似可不必。興本不欲言，今為人道計，為大局計，萬不敢默爾而息。宋案務請大總統獨特英斷，毋為所撓，以符“勘電”維大局而定人心之言。[170]
當袁世凱復電，提醒“許總長迭拒副署，若聽其辭職，恐法官全體橫起風潮，立憲國司法獨立之原則未便過於摧抑”時，[171]黃興又強硬駁復，表示“興爭特別法庭，實見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盤渦之中，正當裁判無由而得，不獲已而有此主張。此於司法獨立，實予以精神上之維持，以雲摧抑，興所不受”。[172]
由此可見，國民黨主張組織特別法庭，根本原因在於對現有司法製度缺乏信任，對現有司法機關能否真正獨立、公正審理宋案表示懷疑。應該說，黃興等人的擔心並非毫無道理，日人所辦《順天時報》就曾指出：“民國初興，各項法律均未完備，司法權在實際上仍不能完全獨立，自難望其力脫政府之藩籬，秉公裁判；且縱使秉公裁判，亦難取信於人。”[173]黃興在答覆袁世凱的電報中稱，組織特別法庭是對司法獨立“予以精神上之維持”，也有一定道理。但從現實層麵看，這樣做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牽及政治問題了。何況，國民黨人主張組織特別法庭的前提是國務總理趙秉鈞“為暗殺主謀之犯”，而恰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人實際上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換言之，即便單從法律角度講，國民黨主張組織特別法庭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不可避免要遭到司法界和輿論的批評。
這些批評雖未必句句正確，但由此可知國民黨對袁、趙的攻擊，非但沒能得到其他黨派支持，占領輿論、道德與法律製高點，反而使自身遭到了尖銳抨擊，究其原因，就在於國民黨始終未能通過對宋案證據的切實、理性研究，提出袁、趙即刺宋案幕後主使的確鑿證據。
第二，國民黨沒有能夠提出理性解決宋案的方案，他們主張設立“特別法庭”審理宋案，實際上是將法律解決與政治問題混雜在了一起，結果遭到對手和輿論批評，使自身陷於被動，不得不後退。
國民黨既然把袁、趙確定為刺宋幕後主使，不但在輿論上予以攻擊，而且主張通過法律手段使袁、趙接受裁判。在宋案證據尚未公布前，《民主報》便發表評論，認為“今袁、趙不自投案，益堅國人之嫌疑，是默認為主犯也，是與共和平民為敵也”，因此敬勸“袁、趙其無自疑，袁、趙其速投案”。[162]
宋案經會審公廨預審，確定移交中國內地法庭後，孫中山於4月13日同程德全、陳其美等商議，由程德全拍電向袁世凱及內務、司法兩部提出組織特別法庭審理。[163]然而，司法部認為，組織特別法庭“與《約法》《編製法》等不符，礙難照辦”，於4月17日致電上海地方審判廳，要求“該廳負完全責任，審理所有一切”。[164]國民黨方麵並未理會。4月21日，程德全再次電陳袁世凱及國務院，要求迅速派委特別法庭正承審官，到上海開庭訊判。[165]4月22日，司法部復開會議，認為“國家法律視人民一律平等，故自司法地位觀察此案，仍屬於刑事範圍，當然歸上海地方廳刑廳訊問，不便另組法庭；若必另組，即為破害共和法製之見端，司法部為守法起見，決不贊成另組”。[166]司法總長許世英堅持“司法言法，違法之事決不肯為”，呈文大總統，請準予辭職，以免“屍位素餐之誚”。[167]各省司法界也“多致電司法部，一體反對，請該部堅持到底，以重法權”，認為“宋遯初雖係民國偉人，按照刑律仍不過一平民而已，不能越出普通刑事範圍以外，無組織特別法庭之必要”。[168]
但麵對反對聲音，國民黨內鮮有人思考設立特別法庭之舉究竟是否為合法、理性之舉。相反，宋案證據公布後，黃興又與程德全商量，“以由普通法庭審理趙秉鈞，必不能到案；即到案，未必能定讞”，因此，由程德全於4月27日晚致電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表示：“此案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審理者，因國務員亦處於嫌疑地位故。”[169]同時，黃興致電袁世凱，一方麵說明何以必須組織特別法庭，另一方麵對許世英的反對表示不滿，要求袁世凱不要受其阻撓。電雲：
夫尊重法律，興豈有異辭。惟宋案胡乃必外於普通法庭，別求公判，其中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可不辨。蓋吾國司法雖言獨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脫政府之藩，主持公道，國中稍有常識者必且疑之。況此案詞連政府，據昨日程督、應省長報告證據之電文，國務院總理趙秉鈞且為暗殺主謀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籬之下，此案果上訴至於該院，能否望其加罪，暢所於撓〔政府無所相撓〕，此更為一大疑問。司法總長職在司法，當仁不讓，亦自可風。惟司法總長側身國務院中，其總理至為案中要犯，於此抗顏弄法，似可不必。興本不欲言，今為人道計，為大局計，萬不敢默爾而息。宋案務請大總統獨特英斷，毋為所撓，以符“勘電”維大局而定人心之言。[170]
當袁世凱復電，提醒“許總長迭拒副署，若聽其辭職，恐法官全體橫起風潮，立憲國司法獨立之原則未便過於摧抑”時，[171]黃興又強硬駁復，表示“興爭特別法庭，實見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盤渦之中，正當裁判無由而得，不獲已而有此主張。此於司法獨立，實予以精神上之維持，以雲摧抑，興所不受”。[172]
由此可見，國民黨主張組織特別法庭，根本原因在於對現有司法製度缺乏信任，對現有司法機關能否真正獨立、公正審理宋案表示懷疑。應該說，黃興等人的擔心並非毫無道理，日人所辦《順天時報》就曾指出：“民國初興，各項法律均未完備，司法權在實際上仍不能完全獨立，自難望其力脫政府之藩籬，秉公裁判；且縱使秉公裁判，亦難取信於人。”[173]黃興在答覆袁世凱的電報中稱，組織特別法庭是對司法獨立“予以精神上之維持”，也有一定道理。但從現實層麵看，這樣做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牽及政治問題了。何況，國民黨人主張組織特別法庭的前提是國務總理趙秉鈞“為暗殺主謀之犯”，而恰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人實際上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換言之，即便單從法律角度講，國民黨主張組織特別法庭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不可避免要遭到司法界和輿論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