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對他的策略似乎很有把握，因此，當4月29日於右任代表孫中山、黃興謁見袁世凱，提出“無論何人為總統，須由國民黨組織政黨內閣，獨操政權”時，袁世凱再次意味深長地講了同3月29日他對劉揆一所講類似的話：“政黨內閣一層，予頗贊成，決無疑義。將來議會中誰黨戰勝，其內閣即用誰黨首領組織，實為當然之事實。”[125]
在梁啓超等人策動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統一、民主三黨正式組成進步黨，成為袁世凱對付國民黨的禦用工具。
袁世凱的第四個策略，是對輿論進行嚴密操控，一方麵利用行政權力打擊國民黨報刊或支持國民黨的輿論，另一方麵挖空心思攻擊國民黨人，以淆亂視聽。
先是4月中旬，報載交通部受袁世凱主使，於4月1日頒發部令，令電報局，“以後各報凡關於宋案，牽涉政府及國會，牽涉軍警幹涉，概不準發電。每日由部派員二人到電局，專為檢查”。[126]隨著宋案證據宣布，不少輿論對袁世凱及其政府給予猛烈批評，5月1日，袁世凱向總統府秘書廳交下說帖一扣，內容為建議對國民黨報紙“酌量取締”，令秘書廳函部“嚴切辦理”。[127]同日，總統府秘書廳致函內務部雲：
近日京中各報，對於宋案妄加批評，往往甲論乙駁，飛短流長，實足淆亂人心。查宋案既經法庭審判，將來自可水落石出。未經審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載，乃四月二十九日《國風報》《國光新聞》《中國報》任意誣衊，有“萬惡政府”“政府殺人”“政府罪狀”及“民賊獨夫”等字樣，應由貴部按照《報律》或《刑律》第十六章、第三十一章，嚴重取締，以重秩序而安人心。相應函達，希即查照辦理可也。[128]
內務部接函後，很快於5月2日擬定了給京師警察廳的訓令，重申《報律》及《暫行新刑律》相關規定，對《國風報》等三家報紙予以“告誡”，“嗣後不得再有此任意汙衊之詞，公然煽惑。倘再故違，定行令廳（指北京警廳——引者）依律辦理”。內務部並“谘令各省都督、民政長，轉飭各報，一體遵照”。[129]
5月3日，總統府秘書廳又致函內務總長，令其對報館言論厲行檢查，禁止各處報紙借端造謠，刊登不法言論，攻擊政府。函雲：
逕啟者。本廳接閱路透電，載譯上海工部局取締報館告示，稱近來各報多用論說插畫關於政府、國家各事，作不規則言論，攻擊在公之人，非常激烈。凡損人名譽、捏詞誣陷之處，無所不為。此種牽動，率至搖惑人心，擾亂秩序，用特示知報館各項人等，膽敢發刊此等不法言論插畫，查明之後，即行拘拿收禁，聽候罰辦等語。查取締報館為內政之一，現在京內外各地報紙藉端造謠，攻擊政府，甚或鼓吹內亂，昌言無忌，其言論自由已逾法律製限之外，若不示以儆懲，難免〈不〉滋生事端，貽害大局。上海工部局於租界地麵已能出示禁止，內國警察權所及區域，尤應勵行檢查，俾守範圍。特此函請貴部通令全國各民政長及各警察官廳，遇有前項情事，□□□□，倘一再故違，即行拘究，按律罰辦，已□內政，而銷亂萌。此致內務總長。[130]
5月6日，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呈文內務部，提出擬由警察廳函知各報館，嗣後除“關於營業之傳單暨議院紀事錄，無論何項號外或傳單，均應送廳檢查。其事機緊迫、不及送廳者，則就近送該管區警察署檢查。檢查許可後，立時加蓋‘檢’字戳記發還，方可刊布。倘不送檢查，遽爾發布者，其號外、傳單一律沒收，並將發行人依律辦理”。[131]
很明顯，嚴格的檢查主要是針對國民黨報紙，政府方麵報紙或支持政府的報紙並不需要遵守。《民權報》曾揭露當時袁世凱方麵對報刊言論的操縱與壓製情形道：
近日所發見之事實，為袁氏欲打消有力之言論者，其手段約有二種：其一利用袁黨之報紙，使淆亂是非。如北京《國報》《國維報》《黃鍾日報》《大自由報》等，捏造新聞為某某造反、某省獨立、南方某亂是。其二摧折非袁黨之報紙，使不敢直筆。如取締《國風日報》《國光新聞》《中國報》，憲兵幹涉《民主報》，楊以德之控告《新春秋》，及扣留報館訪電等是。其所以行此二種手段之意，前者為抵製，期以私黨之造謠，淆亂天下之耳目，而轉使殺人賣國之確據，亦扯入流言中，而使人不信。後者為壓抑，期以專製手段，鉗製人民之言論，使不敢言，而其罪乃可為無形之消滅。此皆袁世凱之狡計也，而語其究竟，則既緘人民之口，而復以其機關報之造謠，播傳於世，藉以發為亂命，肆為羅織，以期明殺民黨，大殺人民，以逞凶暴之焰。此又袁世凱之毒計也。而民權民命，危機一發，哀哀眾生，萬劫不復矣。[132]
對於攻擊袁世凱及其政府的書籍，袁世凱也設法查禁，如人物品評社所出《照妖鏡中之袁世凱》，即因攻擊袁世凱而被查禁。[133]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凱方麵還自造了不少文字，在各報反覆刊登，對國民黨進行攻擊，以轉移視線，混淆視聽。如《嗚呼，國民黨之自殺政策》《某軍官之談話》《解剖孫逸仙》等，都是袁世凱方麵自造的。黃興曾致電袁世凱，毫不客氣地指出：“近來人心險惡……乙罪發現，往往媒孽甲短，以圖鉗製轉移。此種惡風，不得不惟我公是賴。”[134]
在梁啓超等人策動下，1913年5月29日，共和、統一、民主三黨正式組成進步黨，成為袁世凱對付國民黨的禦用工具。
袁世凱的第四個策略，是對輿論進行嚴密操控，一方麵利用行政權力打擊國民黨報刊或支持國民黨的輿論，另一方麵挖空心思攻擊國民黨人，以淆亂視聽。
先是4月中旬，報載交通部受袁世凱主使，於4月1日頒發部令，令電報局，“以後各報凡關於宋案，牽涉政府及國會，牽涉軍警幹涉，概不準發電。每日由部派員二人到電局，專為檢查”。[126]隨著宋案證據宣布，不少輿論對袁世凱及其政府給予猛烈批評，5月1日，袁世凱向總統府秘書廳交下說帖一扣，內容為建議對國民黨報紙“酌量取締”，令秘書廳函部“嚴切辦理”。[127]同日，總統府秘書廳致函內務部雲：
近日京中各報，對於宋案妄加批評，往往甲論乙駁，飛短流長，實足淆亂人心。查宋案既經法庭審判，將來自可水落石出。未經審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載，乃四月二十九日《國風報》《國光新聞》《中國報》任意誣衊，有“萬惡政府”“政府殺人”“政府罪狀”及“民賊獨夫”等字樣，應由貴部按照《報律》或《刑律》第十六章、第三十一章，嚴重取締，以重秩序而安人心。相應函達，希即查照辦理可也。[128]
內務部接函後，很快於5月2日擬定了給京師警察廳的訓令，重申《報律》及《暫行新刑律》相關規定，對《國風報》等三家報紙予以“告誡”，“嗣後不得再有此任意汙衊之詞，公然煽惑。倘再故違，定行令廳（指北京警廳——引者）依律辦理”。內務部並“谘令各省都督、民政長，轉飭各報，一體遵照”。[129]
5月3日，總統府秘書廳又致函內務總長，令其對報館言論厲行檢查，禁止各處報紙借端造謠，刊登不法言論，攻擊政府。函雲：
逕啟者。本廳接閱路透電，載譯上海工部局取締報館告示，稱近來各報多用論說插畫關於政府、國家各事，作不規則言論，攻擊在公之人，非常激烈。凡損人名譽、捏詞誣陷之處，無所不為。此種牽動，率至搖惑人心，擾亂秩序，用特示知報館各項人等，膽敢發刊此等不法言論插畫，查明之後，即行拘拿收禁，聽候罰辦等語。查取締報館為內政之一，現在京內外各地報紙藉端造謠，攻擊政府，甚或鼓吹內亂，昌言無忌，其言論自由已逾法律製限之外，若不示以儆懲，難免〈不〉滋生事端，貽害大局。上海工部局於租界地麵已能出示禁止，內國警察權所及區域，尤應勵行檢查，俾守範圍。特此函請貴部通令全國各民政長及各警察官廳，遇有前項情事，□□□□，倘一再故違，即行拘究，按律罰辦，已□內政，而銷亂萌。此致內務總長。[130]
5月6日，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呈文內務部，提出擬由警察廳函知各報館，嗣後除“關於營業之傳單暨議院紀事錄，無論何項號外或傳單，均應送廳檢查。其事機緊迫、不及送廳者，則就近送該管區警察署檢查。檢查許可後，立時加蓋‘檢’字戳記發還，方可刊布。倘不送檢查，遽爾發布者，其號外、傳單一律沒收，並將發行人依律辦理”。[131]
很明顯，嚴格的檢查主要是針對國民黨報紙，政府方麵報紙或支持政府的報紙並不需要遵守。《民權報》曾揭露當時袁世凱方麵對報刊言論的操縱與壓製情形道：
近日所發見之事實，為袁氏欲打消有力之言論者，其手段約有二種：其一利用袁黨之報紙，使淆亂是非。如北京《國報》《國維報》《黃鍾日報》《大自由報》等，捏造新聞為某某造反、某省獨立、南方某亂是。其二摧折非袁黨之報紙，使不敢直筆。如取締《國風日報》《國光新聞》《中國報》，憲兵幹涉《民主報》，楊以德之控告《新春秋》，及扣留報館訪電等是。其所以行此二種手段之意，前者為抵製，期以私黨之造謠，淆亂天下之耳目，而轉使殺人賣國之確據，亦扯入流言中，而使人不信。後者為壓抑，期以專製手段，鉗製人民之言論，使不敢言，而其罪乃可為無形之消滅。此皆袁世凱之狡計也，而語其究竟，則既緘人民之口，而復以其機關報之造謠，播傳於世，藉以發為亂命，肆為羅織，以期明殺民黨，大殺人民，以逞凶暴之焰。此又袁世凱之毒計也。而民權民命，危機一發，哀哀眾生，萬劫不復矣。[132]
對於攻擊袁世凱及其政府的書籍，袁世凱也設法查禁，如人物品評社所出《照妖鏡中之袁世凱》，即因攻擊袁世凱而被查禁。[133]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凱方麵還自造了不少文字，在各報反覆刊登，對國民黨進行攻擊，以轉移視線，混淆視聽。如《嗚呼，國民黨之自殺政策》《某軍官之談話》《解剖孫逸仙》等，都是袁世凱方麵自造的。黃興曾致電袁世凱，毫不客氣地指出：“近來人心險惡……乙罪發現，往往媒孽甲短，以圖鉗製轉移。此種惡風，不得不惟我公是賴。”[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