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看看民賊的手段·宋案證據之披露（三）·請國會議員看看》，《民立報》1913年4月28日，第11頁。
[165]《人心不死·袁世凱肯避賢路乎》，《民立報》1913年5月3日，第10頁。
[166]《人心不死·九畝地之公民大會》（1913年5月1日），《民立報》1913年5月2日，第10頁。
[167]《某黨借題發揮之電報》，《大公報》1913年5月6日，第6頁。
[168]希淵譯《宋案小言·梟雄必須排斥》（四月二十六日《大阪每日新聞》），《民立報》1913年5月14日，第5頁。
[169]《袁世凱意欲何為》，《民權報》1913年4月8日，第6頁。
[170]《有吉駐上海總領事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9日，第55號），鄒念之編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第438頁。
[171]《洪述祖之近狀》，《順天時報》1913年4月16日，第7頁。《申報》亦報導雲：“洪述祖在膠州狂言，謂共和係我首功，無我即無共和，宋教仁反叛民國，自可殺。”見《專電·北京電》，《申報》1913年4月17日，第2頁。
[172]《致蔡廷幹》（北京，1913年5月5日），〔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第142—143頁。
[173]《駐守高等檢察廳司法警察巡官報告審理情形》（1918年11月8日），北京市檔案館，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檔號j181-017-01771。
[174]《民賊亂國警電·洪犯通電之隱情》（1913年5月8日下午七時北京電），《民權報》1913年5月9日，第3頁。
[175]《徐世昌日記》，未刊電子版，1913年4月24日。
[176]《民賊亂國警電·言賊狼狽為奸》（1913年4月13日下午九時北京電），《民權報》1913年4月14日，第3頁。
[177]《杉村駐德大使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5日，第26號）、《杉村駐德大使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27日，第34號），鄒念之編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第432、443頁。
[178]本社駐京特派員寒鬆：《無限悲觀之北京政局》（二），《民立報》1913年5月7日，第6頁。
第七章 牽涉宋案各人最後結局
宋教仁被刺消息傳到北京後，袁世凱立刻下令，責成江蘇都督、民政長等“迅緝兇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又要求“立懸重賞，限期破獲，按法重懲”。[1]黃興、陳其美及閘北巡警局、滬寧鐵路局、上海縣公署、上海地方檢察廳等，也都懸賞捉拿兇手。[2]很快，國民黨人就通過古董商王阿法及六野旅館住客獲得重要線索，並報告租界捕房，將應夔丞、武士英抓獲。但遠在北京的洪述祖被袁縱逃到了青島，趙秉鈞、程經世則稱病拒不到案。引人注目的是，武、應、趙三人，還有那位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為趙秉鈞打抱不平的王治馨，在僅僅一年半時間內相繼死亡，從而引發諸多猜測。其實，在對宋案案情進行詳細考證之後，四人死亡之謎，大體已經可以解開。至於洪述祖，雖然一時漏網，終究還是未能逃脫嚴懲。
一 王阿法出庭作證及其後不知去向
王阿法，又作王阿發，河南人，一說湖南人。[3]他是應夔丞曾試圖收買充當殺手之人，又是案發後數次在會審公廨出庭作證之人。他與應夔丞究竟是何關係，在刺宋案破獲過程中扮演過怎樣的角色，後來結局如何，這些問題都是過去沒有講清楚的。
宋教仁被刺第二日，國民黨人陸惠生就從前任“東方招撫使”張秀泉及其護兵鄧文斌（又作鄧文炳）處獲得一條與案情相關的重要線索。[4]據張秀泉講，宋教仁被刺前數日，鄧文斌曾告訴他說：
有友人以事相屬者，曰某大人慾置一人於死，詢餘能任此役否。餘即偕之往見所謂某大人者，顧不相遇。其後餘以事關人命，不欲冒昧從事，遂辭復不往。因夫〔未〕悉其究竟，不知所謀者如何人也。[5]
宋教仁被刺後，張秀泉想起鄧文斌所言，“即詢鄧以某大人之姓名，及往見之場所，詎鄧皆忘之”；“又詢其友人之姓名，則為王阿發”。張秀泉判斷此事必與刺宋案有關，於是告訴了陸惠生。陸惠生“急使人召鄧來，啖以重利，使速覓王阿發”。在宋教仁被刺第三日，鄧文斌找到了王阿法，經陸惠生“研問再四”，王阿法終於道出實情。[6]他說：
餘業販骨董，至上海數月矣。前有友人曰胡〔吳〕乃文者，授餘一函，囑持之至法界之文元坊（在西門外）謁一人，曰應桂馨，其人多財，當有所交易。餘受其函，即持往文元坊謁應，見其門外有榜三：曰某某經租帳房，曰國民共進會機關部，曰江蘇巡查長公署。既而見所謂應桂馨者，為一長身瘦削之人。餘出胡〔吳〕函後，即以畫卷一幅，向其求售，渠卻之，餘遂辭出。後數日，又往，值渠方在隔室與一人言事，雖不甚辨其所言，但聞雲：此事若成，則可得酬金千元。又雲：此事必須速做。既而出見餘，餘以某境狀之顯貴也，意其交遊必多，以有胡〔吳〕乃文一函之介紹，遂向之求事。渠遂告餘，謂方欲置一人於死，其人報館之主筆，大不利於今總統袁世凱，如餘能勝此任者，則事成當以千金為餘酬。言次，出一照片示餘曰：欲死之者，即此人。此照片為一製就之明信片，片之四圍，皆已剪去，唯其背麵有鉛筆書“漁父”二字。餘當以不能為此等事卻之。渠又詢餘有友人能任此役否，餘忽憶及鄧，素知其饒膽略，因即向應言之，應囑餘招鄧往晤。餘出尋得鄧，即告以應之所託，且偕之往見應，值應他出未見。既而鄧以此事不能冒昧承任，遂不復往晤。其後三、四日，餘又於途中遇應，應一見餘，即停車招餘作耳語，謂：前日所言之事，汝及汝友既皆不能為，則慎勿泄之於人，否則汝性命不可保。餘唯唯。應遂驅車去。其後未之見矣。[7]
[165]《人心不死·袁世凱肯避賢路乎》，《民立報》1913年5月3日，第10頁。
[166]《人心不死·九畝地之公民大會》（1913年5月1日），《民立報》1913年5月2日，第10頁。
[167]《某黨借題發揮之電報》，《大公報》1913年5月6日，第6頁。
[168]希淵譯《宋案小言·梟雄必須排斥》（四月二十六日《大阪每日新聞》），《民立報》1913年5月14日，第5頁。
[169]《袁世凱意欲何為》，《民權報》1913年4月8日，第6頁。
[170]《有吉駐上海總領事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9日，第55號），鄒念之編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第438頁。
[171]《洪述祖之近狀》，《順天時報》1913年4月16日，第7頁。《申報》亦報導雲：“洪述祖在膠州狂言，謂共和係我首功，無我即無共和，宋教仁反叛民國，自可殺。”見《專電·北京電》，《申報》1913年4月17日，第2頁。
[172]《致蔡廷幹》（北京，1913年5月5日），〔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下），第142—143頁。
[173]《駐守高等檢察廳司法警察巡官報告審理情形》（1918年11月8日），北京市檔案館，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檔號j181-017-01771。
[174]《民賊亂國警電·洪犯通電之隱情》（1913年5月8日下午七時北京電），《民權報》1913年5月9日，第3頁。
[175]《徐世昌日記》，未刊電子版，1913年4月24日。
[176]《民賊亂國警電·言賊狼狽為奸》（1913年4月13日下午九時北京電），《民權報》1913年4月14日，第3頁。
[177]《杉村駐德大使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5日，第26號）、《杉村駐德大使致牧野外務大臣電》（1913年4月27日，第34號），鄒念之編譯《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辛亥革命》，第432、443頁。
[178]本社駐京特派員寒鬆：《無限悲觀之北京政局》（二），《民立報》1913年5月7日，第6頁。
第七章 牽涉宋案各人最後結局
宋教仁被刺消息傳到北京後，袁世凱立刻下令，責成江蘇都督、民政長等“迅緝兇犯，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又要求“立懸重賞，限期破獲，按法重懲”。[1]黃興、陳其美及閘北巡警局、滬寧鐵路局、上海縣公署、上海地方檢察廳等，也都懸賞捉拿兇手。[2]很快，國民黨人就通過古董商王阿法及六野旅館住客獲得重要線索，並報告租界捕房，將應夔丞、武士英抓獲。但遠在北京的洪述祖被袁縱逃到了青島，趙秉鈞、程經世則稱病拒不到案。引人注目的是，武、應、趙三人，還有那位在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為趙秉鈞打抱不平的王治馨，在僅僅一年半時間內相繼死亡，從而引發諸多猜測。其實，在對宋案案情進行詳細考證之後，四人死亡之謎，大體已經可以解開。至於洪述祖，雖然一時漏網，終究還是未能逃脫嚴懲。
一 王阿法出庭作證及其後不知去向
王阿法，又作王阿發，河南人，一說湖南人。[3]他是應夔丞曾試圖收買充當殺手之人，又是案發後數次在會審公廨出庭作證之人。他與應夔丞究竟是何關係，在刺宋案破獲過程中扮演過怎樣的角色，後來結局如何，這些問題都是過去沒有講清楚的。
宋教仁被刺第二日，國民黨人陸惠生就從前任“東方招撫使”張秀泉及其護兵鄧文斌（又作鄧文炳）處獲得一條與案情相關的重要線索。[4]據張秀泉講，宋教仁被刺前數日，鄧文斌曾告訴他說：
有友人以事相屬者，曰某大人慾置一人於死，詢餘能任此役否。餘即偕之往見所謂某大人者，顧不相遇。其後餘以事關人命，不欲冒昧從事，遂辭復不往。因夫〔未〕悉其究竟，不知所謀者如何人也。[5]
宋教仁被刺後，張秀泉想起鄧文斌所言，“即詢鄧以某大人之姓名，及往見之場所，詎鄧皆忘之”；“又詢其友人之姓名，則為王阿發”。張秀泉判斷此事必與刺宋案有關，於是告訴了陸惠生。陸惠生“急使人召鄧來，啖以重利，使速覓王阿發”。在宋教仁被刺第三日，鄧文斌找到了王阿法，經陸惠生“研問再四”，王阿法終於道出實情。[6]他說：
餘業販骨董，至上海數月矣。前有友人曰胡〔吳〕乃文者，授餘一函，囑持之至法界之文元坊（在西門外）謁一人，曰應桂馨，其人多財，當有所交易。餘受其函，即持往文元坊謁應，見其門外有榜三：曰某某經租帳房，曰國民共進會機關部，曰江蘇巡查長公署。既而見所謂應桂馨者，為一長身瘦削之人。餘出胡〔吳〕函後，即以畫卷一幅，向其求售，渠卻之，餘遂辭出。後數日，又往，值渠方在隔室與一人言事，雖不甚辨其所言，但聞雲：此事若成，則可得酬金千元。又雲：此事必須速做。既而出見餘，餘以某境狀之顯貴也，意其交遊必多，以有胡〔吳〕乃文一函之介紹，遂向之求事。渠遂告餘，謂方欲置一人於死，其人報館之主筆，大不利於今總統袁世凱，如餘能勝此任者，則事成當以千金為餘酬。言次，出一照片示餘曰：欲死之者，即此人。此照片為一製就之明信片，片之四圍，皆已剪去，唯其背麵有鉛筆書“漁父”二字。餘當以不能為此等事卻之。渠又詢餘有友人能任此役否，餘忽憶及鄧，素知其饒膽略，因即向應言之，應囑餘招鄧往晤。餘出尋得鄧，即告以應之所託，且偕之往見應，值應他出未見。既而鄧以此事不能冒昧承任，遂不復往晤。其後三、四日，餘又於途中遇應，應一見餘，即停車招餘作耳語，謂：前日所言之事，汝及汝友既皆不能為，則慎勿泄之於人，否則汝性命不可保。餘唯唯。應遂驅車去。其後未之見矣。[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