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趙氏身任國務總理，自應對於國務員負完全之責任，乃因此偶爾嫌疑之風說，挾氣辭卸總理之職。倘繼任者後因偶被嫌疑，亦相繼而辭職，國務總理何等重要，焉能兒戲若此。況臨時政府行將告終，乃一切不顧，毋乃太不負責任，蓋適足形其無意識而已矣。[105]
《時事新報》論調亦復相同：
趙之蒙此嫌疑，固趙之不幸，然堂堂總理，以此等嫌疑而即思辭職，視總理太輕，視自己亦太輕，可謂無意識，不負責任者矣。如負國務者皆以嫌疑而即須辭職，則凡欲推倒內閣者，但製造一嫌疑案而已足矣，又何須以萬鈞之力，與政府激戰哉！然有中國之共和程度，乃有此不負責任之總理，固無足怪矣。[106]
《新紀元報》也刊登社說，對趙秉鈞欲辭職赴滬對質表示“大愚不靈，大惑不解”，稱其不僅“規模狹，局量褊小”，而且“視國家之輕，不如其視自身之重”。又雲：
宋遯初雖政黨之重要人物，而自社會方麵言，乃個人耳。其死縱屬可悲，然因社會上個人之生死，而使國務總理辭職，藉使違反法律須負政治上之責任，趙總理又將若之何？且國務總理者，國家之機關也……如宋遯初之遭暗殺，果其趙總理與之有關係，即辭總理之職，仍不能逃於法網之外；如其與之無關係也，則辭職隻增政治上之紛擾，而輕視國家之機關。而趙總理者，其行動乃於小丈夫不識大體，而與婦人女子爭負氣之概，其有辱國務總理，雖沸東海之波，不足湔除其汙者也。[107]
這些批評看似立於某種高度，出於理性，實則完全不顧宋案實情。宋案非普通刑事案件可比，對政局影響甚大，固不必細論。趙秉鈞辭職原因之一，是他認為應夔丞“口供牽及部員（即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引者），己有管轄之責，若不離任，則於緝兇、搜據諸有不便，理應迴避”。[108]這恰是識大體、負責任的行為，卻被批評為“無意識”“不識大體”“不負責任”。退一步講，就算趙秉鈞的舉動隻是為了個人名譽計而不顧大局，也是為了向國民證明他並非刺宋案幕後主使，理應得到理解。而那些批評趙秉鈞要求辭職的報紙，無一例外是支持袁世凱的，其目的無非是要在袁世凱亦受到衝擊的情況下，以穩定大局為言，助其一臂之力。
四 趙拒檢廳票傳實為袁幕後操縱
宋案經過租界會審公廨預審，決定移交中國法庭後，國民黨方麵與江蘇都督程德全商量，決定組織特別法庭進行審理，但遭到司法部、各省司法界和眾多輿論反對，最終宋案決定按司法部的命令，由上海地方審判廳審理。
4月25日程德全、應德閎擇要宣布宋案證據後，趙秉鈞於4月28日發出“勘電”，力辯自己和政府與刺宋案無關。同日，程德全致電袁世凱，強調“此案一日不結，人心一日不安，並要求令飭趙總理親身來申受審”。[109]社會各界也紛紛要求趙秉鈞迅速到案。《大中華民國日報》發表評論指出：“政府既處於嫌疑地位，將來無論為普通裁判，為特別裁判，趙總理均應到案被質。果為趙主使也，當然受法律之裁判；果與趙無幹涉也，一經審判，即可恢復趙氏之名譽。若避不到案，空言辨論，豈足以昭大信而服人心哉！”[110]該報還刊登了一係列電報，從中可見群情激奮之情。其中“上海全體公民”通電雲：“宋案鐵證披露，涉及二公，望總統務以國法為重，挈同總理即日辭職，受法廷〔庭〕之裁判，以謝天下而安人心。”[111]國民黨寧支部通電雲：“宋案證據業經程都督、應省長‘有電’宣布，國務總理趙秉鈞係嫌疑要犯，乞谘請大總統，速解職歸案受審。”安徽省議會通電，要求“速行組織特別法庭”，“嚴究主名”。江西省議會通電，要求對袁、趙“提起彈劾”，並主張在組織特別法庭之後，“由各省議會員陪審，以公人民而昭鄭重”。[112]華僑也紛紛發表通電，如新加坡華僑總商會通電雲：“宋案經程都督、應省長正式宣布趙主謀，乞嚴裁判，以彰公理而平人心。”[113]甚至有華僑通電提出“不殺主謀，何以謝天下”，要求“速誅趙以謝天下”。[114]又有《河南同鄉忠告趙秉鈞書》現於報端，勸其辭職，定期赴滬受質，批評其“計不出此，乃通電各省以駁辨，假病請假以掩飾，復多方運動，使少數無意識者強為辨護，獨未想此案關係若何重大，徒恃舌戰，將欲蓋彌彰，能有濟乎？”[1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經羲、譚人鳳等發表通電，指出：“宋案詞連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歸案迅辦，趙總理既涉嫌疑，屆時亦應出庭受質，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便強辭辯護，抗不受理。”[116]此數人在當時均具有很大影響，因此電報一出，立刻引起各界關注。
在各方強烈呼籲聲中，5月6日，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經北京地方檢察廳向趙秉鈞、程經世發出傳票，內開：“暗殺宋教仁一案，本案經檢查證據，該被傳人跡涉嫌疑，著即來廳候質，限五月十九日到廳。”[117]5月8日，上海地方檢察廳又致電北京地方檢察廳，請代傳趙秉鈞、程經世，電雲：
北京地方檢察廳鑒：暗殺前農林總長宋教仁一案，業經本廳檢查證據，除應夔丞、洪述祖外，國務總理趙秉鈞、秘書程經世均涉嫌疑。已於本月六號函附傳票兩紙，請貴廳協助分別代傳，務祈按期解送來廳，並望先行電復。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齊。印。[118]
《時事新報》論調亦復相同：
趙之蒙此嫌疑，固趙之不幸，然堂堂總理，以此等嫌疑而即思辭職，視總理太輕，視自己亦太輕，可謂無意識，不負責任者矣。如負國務者皆以嫌疑而即須辭職，則凡欲推倒內閣者，但製造一嫌疑案而已足矣，又何須以萬鈞之力，與政府激戰哉！然有中國之共和程度，乃有此不負責任之總理，固無足怪矣。[106]
《新紀元報》也刊登社說，對趙秉鈞欲辭職赴滬對質表示“大愚不靈，大惑不解”，稱其不僅“規模狹，局量褊小”，而且“視國家之輕，不如其視自身之重”。又雲：
宋遯初雖政黨之重要人物，而自社會方麵言，乃個人耳。其死縱屬可悲，然因社會上個人之生死，而使國務總理辭職，藉使違反法律須負政治上之責任，趙總理又將若之何？且國務總理者，國家之機關也……如宋遯初之遭暗殺，果其趙總理與之有關係，即辭總理之職，仍不能逃於法網之外；如其與之無關係也，則辭職隻增政治上之紛擾，而輕視國家之機關。而趙總理者，其行動乃於小丈夫不識大體，而與婦人女子爭負氣之概，其有辱國務總理，雖沸東海之波，不足湔除其汙者也。[107]
這些批評看似立於某種高度，出於理性，實則完全不顧宋案實情。宋案非普通刑事案件可比，對政局影響甚大，固不必細論。趙秉鈞辭職原因之一，是他認為應夔丞“口供牽及部員（即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引者），己有管轄之責，若不離任，則於緝兇、搜據諸有不便，理應迴避”。[108]這恰是識大體、負責任的行為，卻被批評為“無意識”“不識大體”“不負責任”。退一步講，就算趙秉鈞的舉動隻是為了個人名譽計而不顧大局，也是為了向國民證明他並非刺宋案幕後主使，理應得到理解。而那些批評趙秉鈞要求辭職的報紙，無一例外是支持袁世凱的，其目的無非是要在袁世凱亦受到衝擊的情況下，以穩定大局為言，助其一臂之力。
四 趙拒檢廳票傳實為袁幕後操縱
宋案經過租界會審公廨預審，決定移交中國法庭後，國民黨方麵與江蘇都督程德全商量，決定組織特別法庭進行審理，但遭到司法部、各省司法界和眾多輿論反對，最終宋案決定按司法部的命令，由上海地方審判廳審理。
4月25日程德全、應德閎擇要宣布宋案證據後，趙秉鈞於4月28日發出“勘電”，力辯自己和政府與刺宋案無關。同日，程德全致電袁世凱，強調“此案一日不結，人心一日不安，並要求令飭趙總理親身來申受審”。[109]社會各界也紛紛要求趙秉鈞迅速到案。《大中華民國日報》發表評論指出：“政府既處於嫌疑地位，將來無論為普通裁判，為特別裁判，趙總理均應到案被質。果為趙主使也，當然受法律之裁判；果與趙無幹涉也，一經審判，即可恢復趙氏之名譽。若避不到案，空言辨論，豈足以昭大信而服人心哉！”[110]該報還刊登了一係列電報，從中可見群情激奮之情。其中“上海全體公民”通電雲：“宋案鐵證披露，涉及二公，望總統務以國法為重，挈同總理即日辭職，受法廷〔庭〕之裁判，以謝天下而安人心。”[111]國民黨寧支部通電雲：“宋案證據業經程都督、應省長‘有電’宣布，國務總理趙秉鈞係嫌疑要犯，乞谘請大總統，速解職歸案受審。”安徽省議會通電，要求“速行組織特別法庭”，“嚴究主名”。江西省議會通電，要求對袁、趙“提起彈劾”，並主張在組織特別法庭之後，“由各省議會員陪審，以公人民而昭鄭重”。[112]華僑也紛紛發表通電，如新加坡華僑總商會通電雲：“宋案經程都督、應省長正式宣布趙主謀，乞嚴裁判，以彰公理而平人心。”[113]甚至有華僑通電提出“不殺主謀，何以謝天下”，要求“速誅趙以謝天下”。[114]又有《河南同鄉忠告趙秉鈞書》現於報端，勸其辭職，定期赴滬受質，批評其“計不出此，乃通電各省以駁辨，假病請假以掩飾，復多方運動，使少數無意識者強為辨護，獨未想此案關係若何重大，徒恃舌戰，將欲蓋彌彰，能有濟乎？”[1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經羲、譚人鳳等發表通電，指出：“宋案詞連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歸案迅辦，趙總理既涉嫌疑，屆時亦應出庭受質，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便強辭辯護，抗不受理。”[116]此數人在當時均具有很大影響，因此電報一出，立刻引起各界關注。
在各方強烈呼籲聲中，5月6日，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經北京地方檢察廳向趙秉鈞、程經世發出傳票，內開：“暗殺宋教仁一案，本案經檢查證據，該被傳人跡涉嫌疑，著即來廳候質，限五月十九日到廳。”[117]5月8日，上海地方檢察廳又致電北京地方檢察廳，請代傳趙秉鈞、程經世，電雲：
北京地方檢察廳鑒：暗殺前農林總長宋教仁一案，業經本廳檢查證據，除應夔丞、洪述祖外，國務總理趙秉鈞、秘書程經世均涉嫌疑。已於本月六號函附傳票兩紙，請貴廳協助分別代傳，務祈按期解送來廳，並望先行電復。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齊。印。[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