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也不可能從袁世凱處事先獲知洪、應殺宋計劃,因如前所論,洪、應殺宋,連袁也不曾料到。退而言之,就算袁欲利用洪、應殺宋,也一定不會事先告趙,這與趙是否為袁之心腹無關,而是因為殺人之事,愈機密愈好,多一人知道不如少一人知道;況且袁很清楚,洪並非趙信任之人,自己欲殺宋,而將所用以殺宋之人,告之與該人關係並不融洽之人,有是理乎?事實上,殺宋隻有一個主謀,就是洪述祖,是洪述祖起意殺宋,並先後假借中央“酬勛位”的“虛名”,和“債票特別準”的“實利”,誘使應夔丞付諸實施。其中詳情,前已論及。總之,洪、應利用“應密”殺宋,與趙沒有關係。


    九 趙為“長保”總理權位殺宋是個偽命題


    那些認為袁、趙主謀殺宋的理由中,最主要的一條,便是如徐血兒所言:“袁素反對政黨內閣,宋先生為主張政黨內閣之最有力者,宋先生之誌行,則袁將不得為所欲為,苦於束縛;趙則恐權位之不能長保,不得肆意橫行。此其所以決意欲暗殺宋先生也。”[173]又謂:“蓋趙為袁之人才內閣總理,一旦完全之責任內閣出現,純由政黨出而組織,則趙將來之地位,必難繼續,故趙對於責任內閣主張,銜之甚深,遂因是而波及於主張責任內閣之人。”[174]這是刺宋案發生不久國民黨人的判斷,也是百餘年來幾乎所有人的看法,隻不過各人文字表述有所不同而已。如陶菊隱就講:“宋不但是袁的政敵,同時又是趙秉鈞的政敵。趙自組織掛羊頭賣狗肉的‘政黨內閣’以來,自居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現在有人要搶奪他的頭把交椅,不禁妒火中燒。但他表麵上對宋更加友好,而把陰謀詭計隱藏在春風滿麵之中。”[175]本書開頭所引唐德剛對趙秉鈞殺宋情形的分析,也是把宋教仁說成趙秉鈞“最大的政敵”。這種看似十分充足的理由,其實不過是脫離當時史實、政情,充滿主觀臆測意味的,極為膚淺的認識,實際上是個偽命題。


    首先,並無證據證明趙秉鈞反對宋教仁的“政黨內閣”主張,國民黨主張建立政黨內閣對趙秉鈞而言是機會而非威脅。


    趙與宋關係甚為密切、融洽。[176]宋死之後,趙曾於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及接受《新紀元報》記者採訪時,詳細說明他與宋教仁情投意合的關係,尤其說到他在唐紹儀組閣時出任內務總長,及陸征祥辭職後兼任國務總理,均得到宋教仁大力支持。[177]雖說趙這樣講是為了給自己不曾主謀殺宋辯護,但趙、宋關係究竟如何,世人皆看在眼中,絕非可以造假之事。就連認定趙秉鈞為殺宋主謀的徐血兒也不能不承認:“趙內閣之得成立,先生(指宋教仁——引者)實襄助之。”[178]而趙秉鈞也很難被視為宋教仁政黨內閣主張的反對者,王治馨在代表趙秉鈞於宋教仁追悼大會上發表演說時就說:“趙與宋有特別關係……當唐內閣倒後,宋首倡政黨內閣之議,第一贊成者即為趙總理。是時,宋時往趙第,晝夜籌商此事,惜袁總統惑於宵小之言,未能達到目的。”[179]趙本人也曾對國民黨重要人物張繼說:“宋在京時,相處最久,相契更深,宋所主張,餘極表同意。”[180]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對趙、宋關係亦有記述,可與王治馨、趙秉鈞所言相印證,他說:


    宋教仁去職後,住農事試驗場,每於夜間進城,到國務院秘室,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私人對談,至天明始返。據魏宸組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趙無所不至,許以國會成立後,舉其為內閣總理,甚而選為總統。趙亦推許宋為大黨領袖,應組織政黨內閣。宋之更事究不如趙,有進將黨中秘密盡情傾吐;趙告以北洋底細,似亦無所隱諱,由是兩人交歡。惟是否彼此推誠,抑係利用,均不得而知。”[181]


    反對國民黨甚烈的《國報》因此攻擊趙秉鈞為國民黨所利用,並謂袁派為了“敷衍國民黨”,不得不以趙為國務總理。其言道:


    若唐紹儀,若宋教仁,若趙秉鈞,非皆所謂國民黨之要人乎?若唐內閣,若趙內閣,非皆所謂國民黨內閣,而宋教仁非所謂理想中之內閣乎?唐也,趙也,世所稱為袁之舊人也,而不知皆為國民黨所利用也……趙秉鈞者,以微員見知於項城,其人最長警務,手段圓滑,究非總理之才,然而居然處總攬國務之位。以項城之能知人,寧不知其力微負重,必至竭蹶,特以當政黨內閣風潮之餘,不敢輕以政權付諸似是而非之幼稚政黨,而又不能不敷衍國民黨也。而趙秉鈞適以前此於右任之介紹加入同盟會,於是袁派中所謂二等以下之人才,乃竟得大多數之同意,通過於參議院(其時不同意者僅二票)。[182]


    照此看來,即便不能說趙秉鈞積極主張政黨內閣,但他至少不反對建立政黨內閣。可以說,民初的趙秉鈞,與清末的趙秉鈞,已大不相同,他不再隻是袁世凱的私人,在民初黨爭激烈的背景下,他通過加入國民黨,與後者也建立了良好關係,從而成為袁世凱和國民黨皆可接受的人物。作為當時第一大政黨,國民黨主張建立政黨內閣,必然與主張實行總統製的袁世凱發生權力紛爭,而趙秉鈞恰好可以成為避免二者決裂的“場麵人物”。事實上,陸征祥辭職後,趙秉鈞於1912年9月最終出任國務總理,就是袁世凱和國民黨之間相互妥協的結果。因此,國民黨主張建立政黨內閣,對趙秉鈞而言並非威脅,而是機會,至少成為正式政府中核心國務員的可能性是極大的。趙秉鈞所處的特殊位置和他的表現,與其作為一名“熟諳舊社會世故,明於人情之機變”的“圓滑周至”[183]政客的特性也是很符合的。那種認為趙秉鈞因宋教仁主張政黨內閣便將其視為政敵的認識,顯然是很膚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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