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煇：《清波雜誌》，中華書局1997年
朱弁：《曲洧舊聞》，中華書局2002年
張世南：《遊宦紀聞》，中華書局1981年
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洪邁：《容齋隨筆》，中華書局2005年
柳開：《河東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庠：《元憲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祁：《景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蘇軾：《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華書局1982年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04年
王夫之：《宋論》，中華書局1964年
趙翼：《廿二史劄記》，中華書局1984年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中華書局1981年
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漆俠：《王安石變法》（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王曾瑜：《宋朝兵製初探》，中華書局1983年
餘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中華書局1994年
陳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
陳峰：《宋代軍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後記
歷史宛如一條流淌的大河，下遊寬闊浩渺，上遊狹窄曲折，若要一直往上追溯，便越發感覺到河道的細小。及至源頭，往往發現幾同遊絲，甚或變得模糊不清了。所以古人對華夏大地上最重要的一條大河——黃河的源流，就爭論不休，多有歧義。小國的歷史如此，泱泱大國的歷史也差不多這般。由此看來，越古老的距離今天越遙遠，也就越混沌。
今人對歷史的了解，憑藉的主要是地上的文獻記載與地下的出土文物。於是乎歷史研究便不能不遵循嚴謹考證與分析的學術路徑，尤其是自上世紀西方社會科學引入國門後，史學領域日益強調理論與方法的重要性，近三十年來更是流派迭出，範式屢變，並形成某種特定的表達語彙與寫作格式。必須看到，因此產出了一大批學術成果，不僅澄清、破解了很多困惑已久的具體史實，而且揭示出諸多重大歷史問題的內在規律，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認識。就此而言，歷史學成就斐然。
不過也得看到，如今學人在強調規範化的同時，也愈來愈學究氣了，其中一些研究著作還不免流露出刻板生硬的麵目，令人望而生畏，這便日漸遠離社會大眾，幾乎成為“象牙寶塔”中的僵硬標本。正如友人劉復生教授所說：“有時令專業人士讀起來也頭痛，難怪有人責怪‘歷史’常常被‘遺忘’了。”（見《從歷史大拐角處走來的文武群像》，《美文》2010年第6期第86頁）
當今，隨著整體社會文化水平的逐漸提高，各階層對歷史讀物的需求與日俱增，讀者不僅需要了解歷史發生、演進的過程，汲取其中的經驗教訓，也有了想要感悟過往人們心靈活動軌跡的訴求。畢竟紅塵滾滾千年不絕，世道人心與人間紛擾自古有之，不過是換了場景罷了。青年毛澤東諳熟王朝興亡，放眼滔滔東逝的湘江，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吶喊；而更多的人關注生活本身，有意在稗官野史、詩賦小說乃至於舊戲間尋覓前代的百味人生，或在傳世的杯盤俎豆中揣摩昔日的生存狀態，希冀達到“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境界。
在工作與生活壓力日趨緊張的時代，歷史學除了學術研究之外，的確需要更直接地關照現實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以滿足民眾“閱讀”的需要。早些年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之受歡迎，正說明這一點。近年來，大量各種歷史題材的讀物蜂起，也反映了社會需求的旺盛。專家學者應該也能夠一展靈動的文筆，繼承我國古已有之的歷史敘述傳統，寫作可讀性強的歷史讀物，因為這是活的歷史。
多年來，筆者在研究之餘，一直抱有寫作散文的愛好，曾有一些文字發表。三年前，承蒙《美文》雜誌社穆濤先生的熱忱邀約，在該刊上開設“宋朝士林講壇說”欄目，翻檢史籍，用心下筆，陸續發表了有關北宋人物的係列歷史散文，受到讀者的喜愛，也得到學界友人的好評。前年暑期，因偶然機會結識人民出版社的賀暢女士，她閱讀部分文章後建議結集出版。去年冬天，清華大學的老友仲偉民兄不僅熱情向三聯書店推薦拙作，並介紹認識了該社的曾誠先生，彼此碰麵可謂一見如故，於是便有了本書的付梓問世。在此對以上各位的支持關照，深表感謝！
筆者多年的朋友：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劉復生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李治安教授和王曉欣教授、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賈二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孫家洲教授、北京大學歷史係的辛德勇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彭衛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羅家祥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李華瑞教授、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薑錫東教授、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苗書梅教授以及中山大學歷史係的曹家齊教授等學者，都讀過拙文，並給予鼓勵和撰文評論，深情厚誼，令人難忘，在此一併深表謝意！
朱弁：《曲洧舊聞》，中華書局2002年
張世南：《遊宦紀聞》，中華書局1981年
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洪邁：《容齋隨筆》，中華書局2005年
柳開：《河東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宋庠：《元憲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祁：《景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蘇軾：《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華書局1982年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04年
王夫之：《宋論》，中華書局1964年
趙翼：《廿二史劄記》，中華書局1984年
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中華書局1981年
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漆俠：《王安石變法》（增訂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王曾瑜：《宋朝兵製初探》，中華書局1983年
餘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中華書局1994年
陳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
陳峰：《宋代軍政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後記
歷史宛如一條流淌的大河，下遊寬闊浩渺，上遊狹窄曲折，若要一直往上追溯，便越發感覺到河道的細小。及至源頭，往往發現幾同遊絲，甚或變得模糊不清了。所以古人對華夏大地上最重要的一條大河——黃河的源流，就爭論不休，多有歧義。小國的歷史如此，泱泱大國的歷史也差不多這般。由此看來，越古老的距離今天越遙遠，也就越混沌。
今人對歷史的了解，憑藉的主要是地上的文獻記載與地下的出土文物。於是乎歷史研究便不能不遵循嚴謹考證與分析的學術路徑，尤其是自上世紀西方社會科學引入國門後，史學領域日益強調理論與方法的重要性，近三十年來更是流派迭出，範式屢變，並形成某種特定的表達語彙與寫作格式。必須看到，因此產出了一大批學術成果，不僅澄清、破解了很多困惑已久的具體史實，而且揭示出諸多重大歷史問題的內在規律，大大超越了前人的認識。就此而言，歷史學成就斐然。
不過也得看到，如今學人在強調規範化的同時，也愈來愈學究氣了，其中一些研究著作還不免流露出刻板生硬的麵目，令人望而生畏，這便日漸遠離社會大眾，幾乎成為“象牙寶塔”中的僵硬標本。正如友人劉復生教授所說：“有時令專業人士讀起來也頭痛，難怪有人責怪‘歷史’常常被‘遺忘’了。”（見《從歷史大拐角處走來的文武群像》，《美文》2010年第6期第86頁）
當今，隨著整體社會文化水平的逐漸提高，各階層對歷史讀物的需求與日俱增，讀者不僅需要了解歷史發生、演進的過程，汲取其中的經驗教訓，也有了想要感悟過往人們心靈活動軌跡的訴求。畢竟紅塵滾滾千年不絕，世道人心與人間紛擾自古有之，不過是換了場景罷了。青年毛澤東諳熟王朝興亡，放眼滔滔東逝的湘江，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吶喊；而更多的人關注生活本身，有意在稗官野史、詩賦小說乃至於舊戲間尋覓前代的百味人生，或在傳世的杯盤俎豆中揣摩昔日的生存狀態，希冀達到“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境界。
在工作與生活壓力日趨緊張的時代，歷史學除了學術研究之外，的確需要更直接地關照現實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情，以滿足民眾“閱讀”的需要。早些年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之受歡迎，正說明這一點。近年來，大量各種歷史題材的讀物蜂起，也反映了社會需求的旺盛。專家學者應該也能夠一展靈動的文筆，繼承我國古已有之的歷史敘述傳統，寫作可讀性強的歷史讀物，因為這是活的歷史。
多年來，筆者在研究之餘，一直抱有寫作散文的愛好，曾有一些文字發表。三年前，承蒙《美文》雜誌社穆濤先生的熱忱邀約，在該刊上開設“宋朝士林講壇說”欄目，翻檢史籍，用心下筆，陸續發表了有關北宋人物的係列歷史散文，受到讀者的喜愛，也得到學界友人的好評。前年暑期，因偶然機會結識人民出版社的賀暢女士，她閱讀部分文章後建議結集出版。去年冬天，清華大學的老友仲偉民兄不僅熱情向三聯書店推薦拙作，並介紹認識了該社的曾誠先生，彼此碰麵可謂一見如故，於是便有了本書的付梓問世。在此對以上各位的支持關照，深表感謝！
筆者多年的朋友：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劉復生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李治安教授和王曉欣教授、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賈二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孫家洲教授、北京大學歷史係的辛德勇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彭衛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羅家祥教授、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的李華瑞教授、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薑錫東教授、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苗書梅教授以及中山大學歷史係的曹家齊教授等學者，都讀過拙文，並給予鼓勵和撰文評論，深情厚誼，令人難忘，在此一併深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