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已成驚弓之鳥的真宗，早已懼戰厭兵，急於求和，遂對寇準說：數十年後的事哪裏管得了，到那時自有抵禦者，還是先考慮眼下停戰議和之事。
此時，又有朝官向真宗暗奏讒言，稱寇準企圖藉助用兵來壟斷朝政。毫無疑問，這種話出自寇相公政敵之口，很有可能就是王欽若或樞密院的官僚馮拯之流所為。自古以來，無端的流言蜚語常可混淆視聽，置人於尷尬境地，政壇尤其如此，甚至可置人於死地。因此，寇準最終不得不做出讓步，同意與遼方會盟。
不過，寇準還是盡可能利用了剩餘的機會，他將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帳中，告誡他道：陛下雖允諾每年可支付百萬銀絹，但你去談判時卻不得超過三十萬，如果過了此數，我就要殺你的頭。
宋代正式文獻有這樣的記述：曹利用代表朝廷赴遼營談判，經過討價還價簽署了協議，當他返回澶州行營時，天子正在吃飯。為了馬上知道所付出的代價，真宗便派宦官出來詢問歲幣數額。此時，這位使臣尚不知天子態度如何，就要求當麵上奏。宦官隨後又出來傳達皇上詢問大致數字的意思，曹某不願細說，僅以三指加於麵頰上。宦官入內對天子說：三指加頰，豈不是三百萬嗎？真宗聽罷失聲道：太多了！既而，又表示能了卻此事，三百萬也罷。之後，當曹利用當麵上奏歲幣額為三十萬時，真宗大喜過望，對其大加獎賞。
最終的結果自然是雙方博弈妥協的產物，就此簽訂澶淵之盟。其主要條款有以下幾項內容：
其一，雙方維持原有邊界線，相互約為兄弟之國，年長的宋真宗為兄，年幼的遼聖宗為弟，遼朝的蕭太後則成為宋家天子的叔母；其二，宋朝每年向遼輸送十萬兩白銀和二十萬匹絹，稱“歲幣”；其三，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領土，隻能對現有邊境城鎮修葺完整，不得增修城堡及開挖河道，不得向對方疆界動武，並禁止收留對方逃亡人員等等。此外，還約定在遼軍北撤之日，宋軍不得乘勢攔擊。
當日，前線的許多將領都反對簽訂和議，名將楊業之子楊延昭等人還曾乘虛率軍攻入遼境。當遼軍裹挾大量財物撤退之際，一些將帥建議利用對手行動遲緩的機會，派兵實施打擊，以削弱其實力，並奪回被掠奪的資財，但都遭到天子的拒絕。
若分析其時雙方當政者的心理活動，不難發現彼此有如下考慮：
就遼朝而言，既然武力占據中原的目標無力完成，隻能退而求其次，通過和約徹底結束與宋朝的敵對狀態，從此消弭來自南部的軍事威脅，這便是以戰促和的一種可接受的結果；同時，每年可以坐收數十萬的收入，以後不必再興師動眾南下搶掠。
在宋朝看來，藉助和約首先能讓對方大軍撤走，以解眼前之圍；其次，以此可換得北部邊境的長期安寧；最終，則能卸去太宗北伐失敗以來一直壓在君臣心頭的恐懼之感，使朝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環境中從事內部建設。至於幽雲十六州，既然無力或者說無心收復，也就隻能公開表示放棄。而每年那筆三十萬的負擔不過是區區小數，何足掛齒，就偌大的帝國而言僅僅在每個百姓身上加一點，就可輕鬆解決問題。
真宗皇帝與大多數朝臣也許想的就是這些，即不惜代價，“化幹戈為玉帛”。此後，百餘年間遼朝也大體遵守了盟書條款，雙方之間劇烈的武裝衝突基本消失，彼此無論是逢年過節，還是皇室婚喪嫁娶，都互派使團慶賀弔唁。這當然都是後話。
功高震主
澶淵之盟訂立後，天子迴鑾，百官朝賀，一時廟堂充滿喜慶氣氛，寇相公自然成為朝野矚目的對象。
在深宮內，平靜下來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驚天動地的場景，仍不免心有餘悸，幸虧有寇愛卿力排眾議，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尷尬境地，朝廷也躲過了一場浩劫。看到遼軍北撤，江山依舊，一紙盟書換來太平氣象，真宗不能不對寇準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賞賜外，中書大政更願聽取他的意見。
以寇準一貫的風格來看，他想必頗為自負得意，史稱“頗矜其功”。他內心一定有這樣的念頭：若非自己的堅持與調度，君王還能否回到京師？群臣又不知身處何方？天子理所當然要感謝自己！在這樣的心態下，剛直的習性又開始故態復萌。
至此，因為有澶淵之盟前後的赫赫功業，加上天子的特別眷顧，寇準一時威望無人可比。而畢士安在相位上不過一年多時間，便因病去世，中書遂僅由寇準一位宰臣當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裏。然而，他還是忽略了權術在官場中的重要性，更不該以功臣自居。他為人剛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氣，卻難免遭人嫉恨。據說，好友張詠曾勸他讀《漢書》中的《霍光傳》，暗示須謹防居功自傲，並提醒老友若“不學無術”，必將倒運。但也許是天性使然，寇準並沒有醉心於縱橫捭闔的政治權謀，反而恢復了原來愛憎分明的處世風格，對天子大膽直言，對同僚和下屬更不客氣，以至於專斷中書。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錯誤，既給政敵以攻擊口實，又終將遭到君王的猜忌。
常言道風起於青萍之末，而日漸吹向寇準的這股邪風，源頭乃是當初力主南逃的參知政事王欽若。正是這位以柔媚見長的江南文士王欽若，最終卻扳倒了強硬無比的北方豪傑寇準。
此時，又有朝官向真宗暗奏讒言，稱寇準企圖藉助用兵來壟斷朝政。毫無疑問，這種話出自寇相公政敵之口，很有可能就是王欽若或樞密院的官僚馮拯之流所為。自古以來，無端的流言蜚語常可混淆視聽，置人於尷尬境地，政壇尤其如此，甚至可置人於死地。因此，寇準最終不得不做出讓步，同意與遼方會盟。
不過，寇準還是盡可能利用了剩餘的機會，他將天子派出的使臣曹利用召入帳中，告誡他道：陛下雖允諾每年可支付百萬銀絹，但你去談判時卻不得超過三十萬，如果過了此數，我就要殺你的頭。
宋代正式文獻有這樣的記述：曹利用代表朝廷赴遼營談判，經過討價還價簽署了協議，當他返回澶州行營時，天子正在吃飯。為了馬上知道所付出的代價，真宗便派宦官出來詢問歲幣數額。此時，這位使臣尚不知天子態度如何，就要求當麵上奏。宦官隨後又出來傳達皇上詢問大致數字的意思，曹某不願細說，僅以三指加於麵頰上。宦官入內對天子說：三指加頰，豈不是三百萬嗎？真宗聽罷失聲道：太多了！既而，又表示能了卻此事，三百萬也罷。之後，當曹利用當麵上奏歲幣額為三十萬時，真宗大喜過望，對其大加獎賞。
最終的結果自然是雙方博弈妥協的產物，就此簽訂澶淵之盟。其主要條款有以下幾項內容：
其一，雙方維持原有邊界線，相互約為兄弟之國，年長的宋真宗為兄，年幼的遼聖宗為弟，遼朝的蕭太後則成為宋家天子的叔母；其二，宋朝每年向遼輸送十萬兩白銀和二十萬匹絹，稱“歲幣”；其三，彼此各守自己一方領土，隻能對現有邊境城鎮修葺完整，不得增修城堡及開挖河道，不得向對方疆界動武，並禁止收留對方逃亡人員等等。此外，還約定在遼軍北撤之日，宋軍不得乘勢攔擊。
當日，前線的許多將領都反對簽訂和議，名將楊業之子楊延昭等人還曾乘虛率軍攻入遼境。當遼軍裹挾大量財物撤退之際，一些將帥建議利用對手行動遲緩的機會，派兵實施打擊，以削弱其實力，並奪回被掠奪的資財，但都遭到天子的拒絕。
若分析其時雙方當政者的心理活動，不難發現彼此有如下考慮：
就遼朝而言，既然武力占據中原的目標無力完成，隻能退而求其次，通過和約徹底結束與宋朝的敵對狀態，從此消弭來自南部的軍事威脅，這便是以戰促和的一種可接受的結果；同時，每年可以坐收數十萬的收入，以後不必再興師動眾南下搶掠。
在宋朝看來，藉助和約首先能讓對方大軍撤走，以解眼前之圍；其次，以此可換得北部邊境的長期安寧；最終，則能卸去太宗北伐失敗以來一直壓在君臣心頭的恐懼之感，使朝廷可以在祥和、太平的環境中從事內部建設。至於幽雲十六州，既然無力或者說無心收復，也就隻能公開表示放棄。而每年那筆三十萬的負擔不過是區區小數，何足掛齒，就偌大的帝國而言僅僅在每個百姓身上加一點，就可輕鬆解決問題。
真宗皇帝與大多數朝臣也許想的就是這些，即不惜代價，“化幹戈為玉帛”。此後，百餘年間遼朝也大體遵守了盟書條款，雙方之間劇烈的武裝衝突基本消失，彼此無論是逢年過節，還是皇室婚喪嫁娶，都互派使團慶賀弔唁。這當然都是後話。
功高震主
澶淵之盟訂立後，天子迴鑾，百官朝賀，一時廟堂充滿喜慶氣氛，寇相公自然成為朝野矚目的對象。
在深宮內，平靜下來的天子回想此前的一幕幕驚天動地的場景，仍不免心有餘悸，幸虧有寇愛卿力排眾議，自己才避免了南逃的尷尬境地，朝廷也躲過了一場浩劫。看到遼軍北撤，江山依舊，一紙盟書換來太平氣象，真宗不能不對寇準心存感激。因此，除了厚加賞賜外，中書大政更願聽取他的意見。
以寇準一貫的風格來看，他想必頗為自負得意，史稱“頗矜其功”。他內心一定有這樣的念頭：若非自己的堅持與調度，君王還能否回到京師？群臣又不知身處何方？天子理所當然要感謝自己！在這樣的心態下，剛直的習性又開始故態復萌。
至此，因為有澶淵之盟前後的赫赫功業，加上天子的特別眷顧，寇準一時威望無人可比。而畢士安在相位上不過一年多時間，便因病去世，中書遂僅由寇準一位宰臣當家，他愈加不把朝中那些奸猾的政客放在眼裏。然而，他還是忽略了權術在官場中的重要性，更不該以功臣自居。他為人剛毅率直，固然令人景仰，但任性使氣，卻難免遭人嫉恨。據說，好友張詠曾勸他讀《漢書》中的《霍光傳》，暗示須謹防居功自傲，並提醒老友若“不學無術”，必將倒運。但也許是天性使然，寇準並沒有醉心於縱橫捭闔的政治權謀，反而恢復了原來愛憎分明的處世風格，對天子大膽直言，對同僚和下屬更不客氣，以至於專斷中書。就此，他便犯下了“功高震主”的致命錯誤，既給政敵以攻擊口實，又終將遭到君王的猜忌。
常言道風起於青萍之末，而日漸吹向寇準的這股邪風，源頭乃是當初力主南逃的參知政事王欽若。正是這位以柔媚見長的江南文士王欽若，最終卻扳倒了強硬無比的北方豪傑寇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