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的內戰打了個兩敗俱傷，白煥章軍憲司的絕密軍報，說是古斯塔夫大帝還受了傷，生死未卜。馬城隨手將密報扔進火盆，盎然起身，再也沒有什麽能阻止他征服世界的腳步，一如當年稱霸世界的蒙
古人。
同一時間，京城。
京師這兒，內城不是一般百姓能住的，能住進去的都有點身家，住外城的，就多半是些重地的苦哈哈了，出了城就全是高梁花子，雖說是天子腳下，如今也不比外地強上什麽。
京城這地方好的就是商貿發達，幾家湊一湊，買頭耕牛，買幾匹挽馬，騾子什麽的都很方便。
這個年代，農具和畜力的缺乏是最明顯的，很多地方還在使用石犁來犁地，耕牛缺乏，幾戶人家能共用一頭牛，那就算是富裕地區。
從西周之後，這片土地上就沒有大規模，產業化的農莊農業，各家各戶一小塊地伺弄，弄好了溫飽，弄不好全家餓死，不然就造反，逃荒。
所以大明開國之初抑製土地兼並，百姓還有活路，國力也是蒸蒸日上。可是一旦土地兼並開始，再遇到災荒的年頭，大麵積的減產導致無數的百姓破產，然後農民委身豪強，國家收入稅減，更進一步逼迫自耕農，讓更多的自耕農破產，托庇於豪強之下，就是這樣，一步一步
的惡性循環下來，大亂大治，幾千年下來，令人思之而撫腕痛恨。京師到底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地，畜力農具比起別的地方要好的多，土地也是巴水的平原，雖然不比關外的肥沃。也不及江南的土地有河塘泥當肥料，總的來說，比起西南，西北，燕趙大地的耕地還是蠻不
錯的了。但耍命的是水利工程。大明政府的財政係統一團糟。整個戶部就是一個大型的會計部門，負責計算收納，根本沒有對整個國家層麵的財政進行統籌規劃，沒有戶部的支持，工部當然不會出頭來負責興修水
利的事，而把這種事推到地方官員頭上。地方官員也不傻，他們隻要把宗族敷衍好了，把地方伸士交結到了，不惹麻煩，再清正廉潔一些，斷案的那種黑心錢不撈。三年下來，一個卓異的考評就穩穩到手了，誰去幫老百姓挖溝通渠的，這不是有
毛病不是？
官府不出頭，地方上的水利建設，就主耍是靠鄉伸帶頭了。
江南地區做的最好，河塘溝渠多，不修斷然不成，指望官府也是指望不上，就隻能靠自己了。好在，江南士仲多，民智開通，而且，最為要緊的就是百姓自己也要翻挖溝渠。當時種地，可沒有農藥化肥。土地高產不高產，全憑糞肥往上堆。當時俗話，肥水不流外人田，寧願憋著，也不能把糞便便宜給外人。拾糞也是門職業，農閑了，很多半大不大的孩子背著糞筐到處拾糞去
，說起來也是生發。除了糞便，河縮泥也是肥料，每年年尾時清淤翻挖上來堆到地裏，效果不比糞肥稍差。這樣一來，江南地區不必太多鼓動，年年疏通河渠已經成必然之勢，再加上河網密布，天生的養人的好地方，明初時
候，鬆江和蘇州幾府交上的糧食幾占全國收入的八分之一，一隅之地出產如此之多，也是異數了。西北就不同了，江南一畝最高能收六石糧，西北地方原本就缺水，植被又被破壞，開發過度，原本漢唐時的水利工程無人維護，幹旱的時候沒水，下雨的時候坡地積不住水，沒有植被吸收，沒有河流蓄積
，又容易衝壞田地，形成水災，每年種子種下去，能收到一石或是一石半，就是天開眼，正常年頭，七八鬥一畝，五六鬥一畝，甚至三四鬥一畝，都是常態。江南一畝，可抵西北五六畝地，也是稀鬆。所以西北，特別是陝北和晉北地方，是明朝最為淒慘的地區，收成少，費力高，幾乎是十年九災，正常年頭，也就是勉強溫飽，稍遇災害，就得準備啃草根樹皮。超過幾年的大災一來，隻能靠朝廷賑濟，
不然的話，就得逃荒。
於是大明亂起西北，亡於西北，這也不是偶然的。
這時節情形卻完全不同了，如今的天子腳下是十室九空，有點本錢的都下南洋經商了，沒本事的都北上遼東墾荒了。京畿產生了大量無主的土地，很多近河的水田，崇禎初年還是無價之寶，收成高，早滯保收，不必太操心水災旱災什麽的。一年兩季，五六石糧唾手可得，當時一石糧在江南地方要五六彬良子，京師地方
，糧食吃緊，正常年頭就是一兩銀幾百畝水田，一年幾千兩銀子收益是穩的。
就是這樣旱澇保收的上好水田，如今也無人問津了，隻能由官府派人維持著耕種，不至於荒蕪了。於是不經意間在大明內陸本土，京畿附近，就形成了大量規模化耕種的大型農場。
這可比小農經濟先進多了，官府也樂得組織人力，物力耕種這些農場。後來這些農場被官紳們接手，逐漸演化成了一個個規模巨大的產業化農場，甚至誕生了一些公司。隨著明軍在前線的節節勝利，糧荒成了久遠的傳說，光是京畿這些農場出產的糧食，都已經放在府庫裏發
黴了。時交三月，官道兩邊的柳樹都安了芽，吐出淺淺的綠色來，這會兒出城到莊上來，是件樂事。但正好是倒春寒的天氣，北風料峭，吹在人身上直寒刺骨，城外又沒遮沒攔的，想找個避風的地方也是難，自
然就叫苦不迭了。
田間地頭，幾個衣著光鮮的官員，鄉紳談笑風生，這都是不願意離開鄉土，不願意跑去北邊吃苦的。
遠處數騎飛至，帶來一個噩耗，京城留守孫承宗孫老大人，歿了。幾個官員鄉紳俱是一呆，匆忙趕回城裏治喪，此時，任誰都知道孫承宗的死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契機，一個遼王殿下登上大位的契機。等馬城接到京城的奏報，再也不能耽擱了，立刻啟程往京城治喪。
古人。
同一時間，京城。
京師這兒，內城不是一般百姓能住的，能住進去的都有點身家，住外城的，就多半是些重地的苦哈哈了，出了城就全是高梁花子，雖說是天子腳下，如今也不比外地強上什麽。
京城這地方好的就是商貿發達，幾家湊一湊，買頭耕牛，買幾匹挽馬，騾子什麽的都很方便。
這個年代，農具和畜力的缺乏是最明顯的，很多地方還在使用石犁來犁地，耕牛缺乏，幾戶人家能共用一頭牛，那就算是富裕地區。
從西周之後，這片土地上就沒有大規模，產業化的農莊農業，各家各戶一小塊地伺弄，弄好了溫飽，弄不好全家餓死，不然就造反，逃荒。
所以大明開國之初抑製土地兼並，百姓還有活路，國力也是蒸蒸日上。可是一旦土地兼並開始，再遇到災荒的年頭，大麵積的減產導致無數的百姓破產，然後農民委身豪強，國家收入稅減，更進一步逼迫自耕農，讓更多的自耕農破產，托庇於豪強之下，就是這樣，一步一步
的惡性循環下來，大亂大治，幾千年下來，令人思之而撫腕痛恨。京師到底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地，畜力農具比起別的地方要好的多，土地也是巴水的平原，雖然不比關外的肥沃。也不及江南的土地有河塘泥當肥料，總的來說，比起西南，西北，燕趙大地的耕地還是蠻不
錯的了。但耍命的是水利工程。大明政府的財政係統一團糟。整個戶部就是一個大型的會計部門，負責計算收納，根本沒有對整個國家層麵的財政進行統籌規劃，沒有戶部的支持，工部當然不會出頭來負責興修水
利的事，而把這種事推到地方官員頭上。地方官員也不傻，他們隻要把宗族敷衍好了，把地方伸士交結到了，不惹麻煩，再清正廉潔一些，斷案的那種黑心錢不撈。三年下來，一個卓異的考評就穩穩到手了，誰去幫老百姓挖溝通渠的，這不是有
毛病不是？
官府不出頭，地方上的水利建設，就主耍是靠鄉伸帶頭了。
江南地區做的最好，河塘溝渠多，不修斷然不成，指望官府也是指望不上，就隻能靠自己了。好在，江南士仲多，民智開通，而且，最為要緊的就是百姓自己也要翻挖溝渠。當時種地，可沒有農藥化肥。土地高產不高產，全憑糞肥往上堆。當時俗話，肥水不流外人田，寧願憋著，也不能把糞便便宜給外人。拾糞也是門職業，農閑了，很多半大不大的孩子背著糞筐到處拾糞去
，說起來也是生發。除了糞便，河縮泥也是肥料，每年年尾時清淤翻挖上來堆到地裏，效果不比糞肥稍差。這樣一來，江南地區不必太多鼓動，年年疏通河渠已經成必然之勢，再加上河網密布，天生的養人的好地方，明初時
候，鬆江和蘇州幾府交上的糧食幾占全國收入的八分之一，一隅之地出產如此之多，也是異數了。西北就不同了，江南一畝最高能收六石糧，西北地方原本就缺水，植被又被破壞，開發過度，原本漢唐時的水利工程無人維護，幹旱的時候沒水，下雨的時候坡地積不住水，沒有植被吸收，沒有河流蓄積
，又容易衝壞田地，形成水災，每年種子種下去，能收到一石或是一石半，就是天開眼，正常年頭，七八鬥一畝，五六鬥一畝，甚至三四鬥一畝，都是常態。江南一畝，可抵西北五六畝地，也是稀鬆。所以西北，特別是陝北和晉北地方，是明朝最為淒慘的地區，收成少，費力高，幾乎是十年九災，正常年頭，也就是勉強溫飽，稍遇災害，就得準備啃草根樹皮。超過幾年的大災一來，隻能靠朝廷賑濟，
不然的話，就得逃荒。
於是大明亂起西北，亡於西北，這也不是偶然的。
這時節情形卻完全不同了，如今的天子腳下是十室九空，有點本錢的都下南洋經商了，沒本事的都北上遼東墾荒了。京畿產生了大量無主的土地，很多近河的水田，崇禎初年還是無價之寶，收成高，早滯保收，不必太操心水災旱災什麽的。一年兩季，五六石糧唾手可得，當時一石糧在江南地方要五六彬良子，京師地方
，糧食吃緊，正常年頭就是一兩銀幾百畝水田，一年幾千兩銀子收益是穩的。
就是這樣旱澇保收的上好水田，如今也無人問津了，隻能由官府派人維持著耕種，不至於荒蕪了。於是不經意間在大明內陸本土，京畿附近，就形成了大量規模化耕種的大型農場。
這可比小農經濟先進多了，官府也樂得組織人力，物力耕種這些農場。後來這些農場被官紳們接手，逐漸演化成了一個個規模巨大的產業化農場，甚至誕生了一些公司。隨著明軍在前線的節節勝利，糧荒成了久遠的傳說，光是京畿這些農場出產的糧食，都已經放在府庫裏發
黴了。時交三月，官道兩邊的柳樹都安了芽，吐出淺淺的綠色來，這會兒出城到莊上來，是件樂事。但正好是倒春寒的天氣，北風料峭，吹在人身上直寒刺骨，城外又沒遮沒攔的，想找個避風的地方也是難，自
然就叫苦不迭了。
田間地頭，幾個衣著光鮮的官員，鄉紳談笑風生，這都是不願意離開鄉土，不願意跑去北邊吃苦的。
遠處數騎飛至，帶來一個噩耗，京城留守孫承宗孫老大人，歿了。幾個官員鄉紳俱是一呆，匆忙趕回城裏治喪，此時，任誰都知道孫承宗的死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契機，一個遼王殿下登上大位的契機。等馬城接到京城的奏報，再也不能耽擱了，立刻啟程往京城治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