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四章 善政
良久，南大人才沉吟著道：“此為善政，然，多有不妥。
一幹屬官哪還敢插嘴，行此善政，讓皇上，六部部堂，內閣重臣如何自處，讓天下人如何去想，去做，又如何看待台灣三司的居心。
馬城麵色不改，堂皇道：“聖人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一幹巡撫衙門大員聽的啞口無言，馬城心中冷笑，這是當年東林黨嘴炮們攻訐先帝的原話，如今被老子一字不差的照搬，送給朝中諸位謙謙君子，這就是報應呀。老子倒要看看朝中諸位東林大員如何自辨。南居益有些惱羞成怒，這是將他架在火上烤呀，朝廷可還在廷議，要加農稅呢。
加農稅，征遼餉，這事其實是東林黨和溫體仁合夥幹的。
朝廷在商議著加農稅，征遼餉，台灣巡撫衙門偏偏搞出個糧食保護價，到時候天下人唾罵，溫黨，東林黨一個都跑不掉，這不是和中樞對著幹麽。
良久，南居益才咬牙道：“可，拿個章程出來吧。”
下首幾十位屬官，也有忍不住羞愧汗顏的：“我等愧讀聖賢之書，慚愧。”
一言既出，各位大人臉上都是火辣辣的，愛民，治國是聖人思想的核心，聖人是主張國富民強的，可又有哪一個讀聖賢書的真正做到了。倒還不如一個軍伍出身的武人看的明白，也做的明白，能不心中羞愧麽。這一善政若能落到實處，那便是流芳千古的真正善政，從未有過的壯舉。
崇貞四年，正月。
台灣巡撫衙門忙碌起來，屬員們開始核算糧食保護價政策所需要投入的成本。
善政，也要巡撫衙門能出的起錢。
馬城提出的糧食保護政策，並不僅僅是價格保護，還包括一係列的優惠政策，比如成立農耕司，對種糧農戶提供技術支持，提供種子耕牛，並由官府製定一個最低收購價格，如此一來，受到衝擊最大的便是糧商，奸商，有效避免了奸商傷農。這個最底保護價對奸商的殺傷力有多大，天知道，因為這個最低收購價格是官府定的，而不是由糧商定的。
官府將定價權握在手裏，拿捏奸商，這又是一個大殺器。
大明朝可不是後世的法製社會，還有法律的漏洞可以鑽，掌握了定價權的官府會和你講道理麽，不可能嘛。官府製定一個最低收購價，你出的價格低了，百姓便將糧食賣給官府，想收糧隻能比官價高一些，什麽，你敢哄抬糧價麽，試試看官府的刀子利不利，以南居益的性子多半會一刀兩斷。
定價權是好東西呀，馬城得意，將一扇大門在南居益和台灣官員麵前，徐徐推開。
這是明末，還是崇貞四年的明末，糧食定價權是掌握在哪些人手中的呢，奸商。馬城堅決的認為在大明朝搞什麽自由定價權呢，自由定價權隻會導致奸商橫行，尤其是涉及到救命的糧食，發國難財的奸商不要太多。將定價權收回來，日後早晚會出現物價局這種大殺器，時逢亂世，由官府掌握糧食定價權便很重要。
馬城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懂官府收回定價權，將對大明產生什麽樣的影響。他隻是因勢利導，利用後世的知識影響這個時代，至於因此會衍生出什麽樣的問題，那是巡撫衙門屬員該考慮的難題，久居上位，馬城早已懂得為上之道，切不可事事都要親自過問，將專業的事情交給專家去辦，上位者隻需要因勢利導，做到這四個字便足夠了。
馬城能確定的是這個定價權之爭，免不了會天下震動，招來士紳階層的反彈。
卻不在乎，民意反彈又能如何，能擋的住重騎兵麽，真有一日老子坐了天下，早晚要收拾那幫江南奸商。
清人是如何對付江南奸商的呢，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呀。
明朝收商稅，江南人不想交，一拖再拖導致大明滅亡。
後來江南人覺得清肯定會像明那樣好說話，甚至比明還要好，所以清過來的時候江南人高興壞了，以為收稅的大明滅亡了，來了一個不收稅的，可惜清來了以後比禿尾巴狗還橫，比狼還狠，可不像明那樣好說話。
想像明那樣拖延不交歲，拖出去砍。
想像明那樣上街示威，拖出去砍。
想私下議論，坐牢殺頭。
以為清像明那樣，你不交稅皇帝隻是罵，隻是生氣卻不會下狠手。
清可不管這些，不聽話就殺，殺到你們聽話為止。
如何收稅，在馬城的曆史知識中，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極好的，前世大清的攤丁入畝，也不過是將一條鞭法完善了，張居正是個大能人呀。馬城曾經在萬能的讀者文摘上看到過一篇文章，說清初，是完全沿用了大明萬曆年間的一條鞭法征收田賦。
大明的一條鞭法，是把部分丁銀攤向地畝征派，但不徹底，弊端較多。
清朝將一條鞭法徹底完善了，采用固定全國丁銀征收總額的辦法，取消了按丁按地分別征收賦稅的雙重標準，使征收內容、征收程序和征收方法更加簡便，稅負降低，有效限製了貪官汙吏與土豪劣紳轉嫁丁賦、苛剝百姓、中飽私囊的不端行動。其後又將丁銀攤入田畝征收，完成了賦役合一的攤丁入地改革，促進了農業生產，培植了稅源，國家稅收大幅增長，財政狀況顯著好轉。
清朝的商稅有鹽稅、關稅、茶稅、酒稅和當稅等，稅目比以前曆代都多，稅額也逐漸增大。萬曆五年，大明一年稅賦收入，歲入三百六十七萬兩，兩千六百萬石糧食，未分水稻還是小麥等作物。雍正年間，清一年稅賦地丁銀收入三千萬兩，鹽課加關稅五百萬兩，糧食收入更多。
總的來說，清朝年間，貨幣交稅提高了大約十倍。
如何收稅，清人早已經給出了答案，照著做就是了，馬城忍不住露出森森白牙，敢抗稅就興大獄，殺幾個脖子硬的便可。
正月十五，紅毛城，台灣鎮軍大營。
新婚的鄭芝龍忙的腳不沾地，清點提取大批軍械，準備等到春暖花開時裝船，運往山海衛，再由山海衛運往鐵嶺衛。十萬杆新式火銃是從葡萄牙人手中購得，耗銀一百六十萬兩，葡萄牙人狠狠賺了一筆，卻也解決了開原軍的換裝問題，買槍遠比造槍容易多了，前提是葡萄牙人願意賣。
這就是鄭芝龍的能耐了，重金買通了鏡壕的葡萄牙總督。
來自大明的定單可也讓葡萄牙人大發橫財，高達一百六十萬兩銀子的定單，讓葡萄牙人瘋狂了，甚至打算在鏡壕建兵工廠。以開原馬氏多年的積累，一次拿出一百六十萬兩銀子也很困難，還多虧了南居益的接濟。
無論如何困難，第一批購置的五萬杆新式火槍已經到手了。
良久，南大人才沉吟著道：“此為善政，然，多有不妥。
一幹屬官哪還敢插嘴，行此善政，讓皇上，六部部堂，內閣重臣如何自處，讓天下人如何去想，去做，又如何看待台灣三司的居心。
馬城麵色不改，堂皇道：“聖人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一幹巡撫衙門大員聽的啞口無言，馬城心中冷笑，這是當年東林黨嘴炮們攻訐先帝的原話，如今被老子一字不差的照搬，送給朝中諸位謙謙君子，這就是報應呀。老子倒要看看朝中諸位東林大員如何自辨。南居益有些惱羞成怒，這是將他架在火上烤呀，朝廷可還在廷議，要加農稅呢。
加農稅，征遼餉，這事其實是東林黨和溫體仁合夥幹的。
朝廷在商議著加農稅，征遼餉，台灣巡撫衙門偏偏搞出個糧食保護價，到時候天下人唾罵，溫黨，東林黨一個都跑不掉，這不是和中樞對著幹麽。
良久，南居益才咬牙道：“可，拿個章程出來吧。”
下首幾十位屬官，也有忍不住羞愧汗顏的：“我等愧讀聖賢之書，慚愧。”
一言既出，各位大人臉上都是火辣辣的，愛民，治國是聖人思想的核心，聖人是主張國富民強的，可又有哪一個讀聖賢書的真正做到了。倒還不如一個軍伍出身的武人看的明白，也做的明白，能不心中羞愧麽。這一善政若能落到實處，那便是流芳千古的真正善政，從未有過的壯舉。
崇貞四年，正月。
台灣巡撫衙門忙碌起來，屬員們開始核算糧食保護價政策所需要投入的成本。
善政，也要巡撫衙門能出的起錢。
馬城提出的糧食保護政策，並不僅僅是價格保護，還包括一係列的優惠政策，比如成立農耕司，對種糧農戶提供技術支持，提供種子耕牛，並由官府製定一個最低收購價格，如此一來，受到衝擊最大的便是糧商，奸商，有效避免了奸商傷農。這個最底保護價對奸商的殺傷力有多大，天知道，因為這個最低收購價格是官府定的，而不是由糧商定的。
官府將定價權握在手裏，拿捏奸商，這又是一個大殺器。
大明朝可不是後世的法製社會，還有法律的漏洞可以鑽，掌握了定價權的官府會和你講道理麽，不可能嘛。官府製定一個最低收購價，你出的價格低了，百姓便將糧食賣給官府，想收糧隻能比官價高一些，什麽，你敢哄抬糧價麽，試試看官府的刀子利不利，以南居益的性子多半會一刀兩斷。
定價權是好東西呀，馬城得意，將一扇大門在南居益和台灣官員麵前，徐徐推開。
這是明末，還是崇貞四年的明末，糧食定價權是掌握在哪些人手中的呢，奸商。馬城堅決的認為在大明朝搞什麽自由定價權呢，自由定價權隻會導致奸商橫行，尤其是涉及到救命的糧食，發國難財的奸商不要太多。將定價權收回來，日後早晚會出現物價局這種大殺器，時逢亂世，由官府掌握糧食定價權便很重要。
馬城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懂官府收回定價權，將對大明產生什麽樣的影響。他隻是因勢利導，利用後世的知識影響這個時代，至於因此會衍生出什麽樣的問題，那是巡撫衙門屬員該考慮的難題，久居上位，馬城早已懂得為上之道，切不可事事都要親自過問，將專業的事情交給專家去辦，上位者隻需要因勢利導，做到這四個字便足夠了。
馬城能確定的是這個定價權之爭，免不了會天下震動，招來士紳階層的反彈。
卻不在乎，民意反彈又能如何，能擋的住重騎兵麽，真有一日老子坐了天下，早晚要收拾那幫江南奸商。
清人是如何對付江南奸商的呢，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呀。
明朝收商稅，江南人不想交，一拖再拖導致大明滅亡。
後來江南人覺得清肯定會像明那樣好說話，甚至比明還要好，所以清過來的時候江南人高興壞了，以為收稅的大明滅亡了，來了一個不收稅的，可惜清來了以後比禿尾巴狗還橫，比狼還狠，可不像明那樣好說話。
想像明那樣拖延不交歲，拖出去砍。
想像明那樣上街示威，拖出去砍。
想私下議論，坐牢殺頭。
以為清像明那樣，你不交稅皇帝隻是罵，隻是生氣卻不會下狠手。
清可不管這些，不聽話就殺，殺到你們聽話為止。
如何收稅，在馬城的曆史知識中，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極好的，前世大清的攤丁入畝，也不過是將一條鞭法完善了，張居正是個大能人呀。馬城曾經在萬能的讀者文摘上看到過一篇文章，說清初，是完全沿用了大明萬曆年間的一條鞭法征收田賦。
大明的一條鞭法，是把部分丁銀攤向地畝征派，但不徹底，弊端較多。
清朝將一條鞭法徹底完善了，采用固定全國丁銀征收總額的辦法，取消了按丁按地分別征收賦稅的雙重標準，使征收內容、征收程序和征收方法更加簡便，稅負降低，有效限製了貪官汙吏與土豪劣紳轉嫁丁賦、苛剝百姓、中飽私囊的不端行動。其後又將丁銀攤入田畝征收，完成了賦役合一的攤丁入地改革，促進了農業生產，培植了稅源，國家稅收大幅增長，財政狀況顯著好轉。
清朝的商稅有鹽稅、關稅、茶稅、酒稅和當稅等，稅目比以前曆代都多，稅額也逐漸增大。萬曆五年，大明一年稅賦收入，歲入三百六十七萬兩，兩千六百萬石糧食，未分水稻還是小麥等作物。雍正年間，清一年稅賦地丁銀收入三千萬兩，鹽課加關稅五百萬兩，糧食收入更多。
總的來說，清朝年間，貨幣交稅提高了大約十倍。
如何收稅，清人早已經給出了答案，照著做就是了，馬城忍不住露出森森白牙，敢抗稅就興大獄，殺幾個脖子硬的便可。
正月十五，紅毛城，台灣鎮軍大營。
新婚的鄭芝龍忙的腳不沾地，清點提取大批軍械，準備等到春暖花開時裝船，運往山海衛，再由山海衛運往鐵嶺衛。十萬杆新式火銃是從葡萄牙人手中購得，耗銀一百六十萬兩，葡萄牙人狠狠賺了一筆，卻也解決了開原軍的換裝問題，買槍遠比造槍容易多了，前提是葡萄牙人願意賣。
這就是鄭芝龍的能耐了，重金買通了鏡壕的葡萄牙總督。
來自大明的定單可也讓葡萄牙人大發橫財，高達一百六十萬兩銀子的定單，讓葡萄牙人瘋狂了，甚至打算在鏡壕建兵工廠。以開原馬氏多年的積累，一次拿出一百六十萬兩銀子也很困難，還多虧了南居益的接濟。
無論如何困難，第一批購置的五萬杆新式火槍已經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