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光所到之處,人人挺直了胸膛,熱淚盈眶。


    ☆、為了歡聚


    我們從未忘記,我們從未原諒!


    這是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在猶太人內部流傳的一句話。


    當李文嵐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如同被電擊了一般,從心底開始顫抖。


    當年文嵐學曆史的時候,帶她的指導老師曾過說:“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遠離了戰爭。我們是不幸的一代,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辦法親曆曆史,隻能從故紙堆裏去拚湊曆史的模樣。”


    現在,似乎微微一伸手,便可以觸摸到曆史了。


    猶太人的仇恨,猶太人的悲劇,舉世聞名。


    經曆了苦難的他們,從未忘記那段曆史。


    從二戰結束,一直到21世紀上半頁,猶太民族也一直沒有停止過追查當年納.粹.戰.犯的腳步。


    在那個通訊和情報手段都非常有限的年代,滿世界追蹤納.粹.戰.犯,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


    但,猶太人從未放棄。


    即便是逃到地球的另一個角落,即便那人早已是垂垂老矣,就算那人窮困潦倒苟延殘喘地熬著日子,隻要他當年犯下的罪惡沒有得到懲戒,那就絕對不能放過他。


    就要有一絲可能,就一定要把他押解回國,讓他接受法律的製裁。


    對於人類來說,這個世間世間最烈的酒,往往就是複仇的滋味。


    正所謂快意恩仇,就是這個道理。


    不管複仇的情緒有沒有那麽濃烈,複仇成功的快感是任何情緒都取代不了的,尤其是對於那些在戰爭中遭受迫害失去家庭失去的生活的人而言而是如此。


    畏懼於猶太人的追查,一些戰犯悄悄變成為了線人,以報告更高級級別戰犯的情況,來換取不同額度的報酬,或者試圖從戰犯名單中刪除他們的姓名。


    據說,每處死一個戰犯,猶太組織都會在他的屍體旁邊留下一張卡片,上麵赫然寫著那句名言:“我們從未忘記,我們從未原諒!”


    同樣,對於對於二戰中,菊刀國戰犯強加給中華民族的苦難,中華民族億萬兒女們也從未忘記。


    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正式版的祭奠活動和紀念館,一直要到很後期才開始運作。


    這次,李文嵐希望能夠加快這個進程。


    因為,人類的記憶時常是有限的。


    人類太容易失憶了。


    一個區域的失敗,一次戰爭的失敗,並不會讓大屠殺停止。


    如果人們都開始忘卻,那麽下一次大屠殺很可能將再次降臨。


    二戰後,德國上下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德國總理數次下跪道歉。


    所以,人們選擇了原諒。


    而同為軸心國之一的菊刀國,卻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他們拒絕承認罪行,通過修改教科書等方式,一次又一次對年輕一代人進行洗腦,讓他們相信所謂的二戰罪行隻不過是其他國家編造的謊。他們置之千萬受害者的申訴不理,強行洗白他們的“英雄”。


    於是,二戰,成了亞洲各國揮之不去的噩夢。


    實際上,在現實的曆史中,自然而然,隨著時間的流逝,絕大多數的人情緒開始軟化,很多受害人的同胞後裔選擇了完全忽略那段曆史。


    這,讓很多人覺得憤慨,也讓許多人覺得無奈。


    明明,原諒,應該是受害人的選項之一,而不應該是外界強加給他們的決定。


    但是,世界上卻沒有他們說話的聲音。


    這些年,文嵐在世界各地遊走的時候,也曾與一些當年的受害人交談過。的確,他們中的某些人早已選擇了原諒,某些人選擇了釋然。那是因為,當他們看見那些自封的所謂“優等民族”可憐兮兮的樣子時,他們的複仇渴望也就是消解了。


    某次,金老爺子帶著文嵐走進了歐洲小鎮的酒吧,認識了一群新朋友。


    不知怎的,在酒精的作用下,男人們聊起了戰爭。


    在戰爭中失去了妻子,因為戰火又失去了大兒子和大兒媳婦的金老爺子,在數十年後再說起那段曆史時,完全沒有想起自己失去了多少財富,隻在那裏絮絮叨叨地說起因為戰爭而失去的那些親人和朋友,談起了那些逝去的美好生活。


    曾被關進集中營失去幾乎全部親人的弗蘭克,在咕咚咕咚灌下一杯啤酒之後,眼淚奪眶而出:“你們知道那個臭名昭著的集中營嗎?我就是從那裏爬出來的,當時我太虛弱了,連路都走不了,隻能靠爬。就因為這次戰爭,我的家毀了,在水晶之夜後就全毀了。我的鄰居舉報了我們,明明之前我們還能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可惜,轉眼之間一切就全變了,他們毀了我對人的信任。該死的集中營,奪走了我的父母,搶走了我的妹妹,毀掉了我的健康。所以,當我被在被解救出來的時候,唯一的願望就是消滅掉整個德意誌民族,把他們的土地瓜分掉,這樣就可以避免再發生同樣的慘劇。”


    “那,後來呢,你又為什麽會來到這裏?”


    “因為我回不去了,可是我又不知道應該找誰報仇,大家都是可憐人。”弗蘭克的酒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弗蘭克從集中營裏逃出來,聯軍帶過去的人見他身體過於孱弱無法獨立行走,將一名德國戰俘分配給他作為坐騎時,他的怒火變成了不屑,最終變成了憐憫。


    “可以說,他被分配給我,他是我的財產。他曾經向我抱怨,戰爭給他帶來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學聰明了。我想說,他是一個可憐的家夥,沒理由向他報複。”


    弗蘭克像大家稍微描繪了一下那個德國戰俘的骨瘦如柴的模樣,在場的長者們紛紛明了地點了點頭,因為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創傷還沒真正遠離。


    “一旦你開始麵對個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樣是受害者,你就釋然了。”弗蘭克叫了一杯新的啤酒,“當我剛剛被解救時,我認為德國應該從地圖上被完全抹去。隨著時間的流逝,如果我遇到一個德國人,我會跟他說什麽呢?我不會說同情他,我會說請你憑良心做人。”


    對於更多的幸存者而已,幸存是一種特別待遇,隨之而來的還有義務。


    “我永遠的都在問自己,為什麽那個時候我沒有一同死去。現在的每一天,我都在問自己,我能為那些沒能活下來的人做些什麽。我想成為他們的代言人,我想讓他們的回憶繼續,讓那些死者活在記憶裏。”一個在收集集中營死難者資料的誌願者,這樣告訴文嵐。


    正在籌備紀念館的西蒙.維森塔爾,始終認為個人的罪行不能用集體罪行所掩蓋,個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抽象的集體。


    正義,不是複仇,是讓爭議接受伸張,讓冤魂得以瞑目,也通過這種保存受害者的戰爭記憶。


    包括維森塔爾在內的戰爭受害者,罹難或者幸存的,都肩負著“信使”的義務,將戰爭的不幸、大屠殺告訴世界和後代。


    他們的想法和做法,讓文嵐覺得很震撼。


    所以,文嵐決定用兩年間歇年的時間,盡量促成這件事情。


    李文嵐,利用了李哲聞和關氏兄妹的軍方背景,也利用了安瀾集團的能量,再加上一點點非正式手段,終於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攝紀錄片的批文。


    中外合璧的拍攝隊,將兵分數路,千萬全國各地收集資料,同時采訪並收集二戰受害者的影像資料。


    正在外國語學院讀大四的李文嵐,與學院部分同學一起,因為根正苗紅而被選為實習助理,參與部分拍攝工作。


    初時,許多人不理解,畢竟在時人的心目中,照顧好身邊的人,努力發展生產,才是要緊的事情。何況,掀開二戰期間的傷疤,除了惹哭一群人,勾起無數人難掩的傷痛,還能有什麽意義呢?我們泱泱大國,何必自揭傷疤,取悅洋人?那些看影片的人,他們沒有經曆過,又怎麽會明白我們華國人的苦痛?


    所以,很多人接受了組織的委派,因為想不通,即便嘴上不說,卻明裏暗裏有點消極怠工。


    見事情推進得不太順利,陳副總理親自召開了動員大會:“按照目前的情況來分析,全麵戰爭短時間是打不起來了。但是,這並不等於我們可以放鬆下來。大家要明白,輿論戰,也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戰爭。現在國際輿論的主導權,始終掌握在西方資本主義國際手裏,我們和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發表的講話,很少人會去聽。按照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再過幾十年,等我們這一代人走了之後,還有多少人會知道我們曾經為了站在法西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米國他們有電視,有電影,有唱片,隻要他們願意,他們能夠讓全世界相信第二次大戰是靠他們打贏的。沒錯,我們知道我們和蘇聯軍民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沒有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本不可能結束。但是,隻有我們知道,又有什麽用?我們必須要讓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們不說,這個世界將永遠沒有人知道我們的付出。如果我們不說,那麽短短幾十年後,我們的努力,將會被米國他們抹得一幹二淨,永遠消失在普通人的記憶裏。”陳副總理舉起相機,指著台上的攝影機,“這些就是你們的武器,這些就是我們向世界說話的聲音。即便今天沒有人聽,隻要我們努力去做,認真打好每一場輿論戰,這個世界終究會聽我們說話的。”


    身為發起人和曆史的見證者,文嵐熱血沸騰,靈魂都在顫抖。


    對,沒錯,政治家就是政治家,高瞻遠矚,遠非後世那些政客可以比擬。


    舉目望去,夥伴們各個如同打了雞血一般,各個充滿了力量。


    當明白自己工作的意義後,大家開始群策群力,想盡辦法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


    收集戰犯的犯罪證據,收集二戰受害者資料,把它們編輯成冊,在紀念館裏一一公布。這是西蒙.維森塔爾正在做的工作,也是無數經曆過二戰苦痛的人正在努力完成的工作。


    西蒙.維森塔爾中心於1972年正式成立,它與不同的公眾和私人機構進行緊密接觸,與全球不同的官方進行聯係,並全球範圍內與各大高校研究機構展開通力合作。這個中心,不僅關注他們國內二戰資料,還關注全球其他方麵信息,包括:二戰罪犯尤其是納粹戰犯的執行情況;大屠殺及其相關事件的教育宣導;極端主義、極端宗教行為、新納粹主義及其通過網絡進行傳播仇恨情緒的行為研究及其控製等。


    文嵐也想成立一個類似的機構,盡量多地收集二戰受害者的資料。


    因為,那些已經離世或者正在老去的二戰受害者,他們是戰爭的見證者,也是戰犯罪行的直接認證,是對戰爭最直接的控訴。


    他們的不幸是對人類未來的警鍾,人類有責任不讓他們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之中。


    再過幾十年,隨著受害者和見證者們的離世,甚至那個年代出生成長的人們陸續離開人世間,甚至很多在戰爭中逝去的人,我們從來就沒有機會知曉他們的姓名與經曆。


    我們誰也不能保證,我們將迎來的,是一個沒有戰爭記憶的新時代。


    但,希望這些資料,能夠不斷地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戰爭留下的傷痛,提醒我們保持警惕。


    將真相告訴世界,是對人類生命尊嚴的一種維護,是對整個世界道德的一種提醒。


    西蒙.維森塔爾說過一句話:“人類的曆史是一段充滿各種罪行的曆史。因為曆史會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種防禦。通過它,我們能夠、也必須建立一個避免重蹈轍的防禦機製。”


    中外攝製組的成員們,用腳丈量過一寸寸從廢墟中站起來的土地,用攝像機攝錄了一張張飽含淚水的故事,用照片記錄了斑斑駁駁的傷痕。


    細菌戰的幸存者,用變形的肢體,述說著他們的故事。


    滅門之災的幸存者,用身上的刀疤,控訴著侵略者們的暴行。


    慰.安.婦們,用身上的印記,展示著飽經摧殘的人生。


    被奴役的勞工們,用自己的苦難,直白地描繪著戰爭的殘酷。


    生活在繼續,但有些記憶,卻永遠揮之不去。


    熱血沸騰的學生們,在傾聽一段段曆史的過程,逐漸變得成熟起來。


    西蒙.維森塔爾中心的工作人員,看了攝製組的記錄資料,慷慨地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幫助華國建立自己的紀念館。同時,他們利用自己的渠道,宣傳這部來自遙遠東方的紀錄片,喚起人們對二戰的記憶。


    二戰期間,曾在上海避難的猶太人及他們的親屬,在西方各大媒體上講述他們所知曉的抗日戰爭。


    在有心人的支持下,各類研究抗日戰爭的書籍和學術論文,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旋風。


    1976年春節前夕,關李兩家人從四麵八方聚到了在穗市的家裏。


    文彬和文榕騎著自行車,前往火車站,接終於放假歸家的文雅和彥君。


    這是家裏唯二的醫學生,區別在於一個讀碩一個讀科,共同點就是身為5+3的啃書狂人,為了追求進步,遲遲不能歸家。


    通往火車站的路上,擁擠異常。扛著大包小包的人,蓬頭垢麵,穿行在喧鬧的火車廣場。回家路途遙遙,但興奮之心,掩蓋了旅途的疲憊。


    火車晚點,文彬兄弟在車站外麵等了兩個多小時,才接到姍姍來遲的文雅和彥君。


    “文嵐回來了嗎?”跳上文彬的後座,文嵐關切地詢問最小妹妹的情況。


    “回來了,跟著攝製組在外麵跑了大半年,然後去後期做翻譯,前天剛剛到家。現在,估計正在家裏幫忙炸年貨呢。”被風吹著透心涼,文彬趕緊再快速踩上兩腳。


    圍著圍巾的文榕,甕聲甕氣地問道:“姐,你還要再往上讀嗎?”


    “嗯,學海無涯,我總想著往上攀一攀,看看能不能盡量打開一條道,提高肝癌病人的存活率。”文雅把手裏的大包往腿上挪了挪,減輕手掌的勒感,“彥君以後想往神經外科方向發展,如果有機會,可能還得出國學習先進技術呢。我們學醫的,隨時更新知識,活到老學到老。”


    “文彬哥,你們下學期就要分配了,有什麽消息沒有?”彥君扯了扯衣服,這從北往南走,一路走一路脫厚衣服,身上躁得慌。


    “暫時不清楚,這兩年外交那邊缺人,師兄師姐們大多數往那邊走了。我是英語方向的,不是去外事,就是去學校。無所謂啦,分到哪算哪,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文彬爽朗一笑,“文榕,你呢?”


    “我,我什麽呀,我堂堂西北工大的漢子,當然是能進部隊盡量進部隊啦。做武.器、搞機械,那才是我的興趣所在。對了,我昨天跟文嵐跟媽說話,好像是文嵐下定決心放棄統一分配,要求自選職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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