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60年代初，非洲許多國家糧食自給率為98％，到了20世紀90年代卻降到50％左右。從1973年到現在，非洲一直是聯合國的糧食救助對象，特別是東非的索馬利亞，加上戰亂，糧食的自給率隻有可憐的20%。
到底是什麽原因讓非洲的糧食總是不夠吃呢？
沒能享受到技術進步成果，索馬利亞也需要“綠色革命”，所謂的科技才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在非洲太難實現了。
所謂“綠色革命”，是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發展中國家陸續開始了靠先進技術提高糧食產量的做法。
綠色革命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遺憾的是，和非洲很多國家一樣，索馬利亞也沒有享受到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果，90％的農業生產仍使用簡單的手工工具，農業機械化水平很低。
在人們記憶中，聯合國在糧食問題上呼籲國際社會援助非洲，早已不是第一次。
就在2005年8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安南還在一封公開信中，呼籲國際社會伸出援手，向南部非洲提供70到80萬噸糧食，以幫助那裏的人們渡過當年的糧食危機。
自去年以來，東部非洲地區的形勢很不樂觀，受到當前暴力衝突和惡劣天氣的的影響，索馬利亞、厄利垂亞、蘇丹（尤其是達爾富爾地區）和烏幹達，仍有數百萬人麵臨嚴重糧荒。
影響索馬利亞農業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天時不配合，沒有足夠雨量支持農業。
非洲有47％的地區沒有足夠的雨量支持農業。特別是東非，索馬利亞包括周邊國家，每年的降雨量根本無法滿足農作業。反之，年年都要麵臨幹旱的困擾。
在那些少雨的東非地區，大多數農民種植耐旱作物。可即便如此，靠天吃飯確實不保險。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1998年非洲隻有7％的土地配有灌溉設施，遠遠低於世界19.7％的平均水平。
由於幹旱與蝗災等病蟲害經常發生，導致顆粒無收，農民缺少可出售的糧食，直接導致農業投資的匱乏，這種匱乏使農民沒有資金購買種子、化肥和農藥等，於是形成了糧食產量低迷的惡性循環。
既有天災也有人禍，種族衝突，戰亂為害導致非洲農民生存的艱難。
除了天災，非洲的農民還得對付人禍。20世紀以來，非洲一直是世界上最為動盪的地區，40多年來，大約20個非洲國家至少經歷了一次內戰。戰爭一方麵破壞了生產力，幹擾了農業生產，另一方麵加大了農產品需求，使農產品供求失衡的狀況日益惡化。
除了戰爭，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糧食增產速度也是一種“人禍”。統計數據表明，在1975～1985年間，非洲人口增長率為3.1％，糧食增產率僅為1.9％。1975年非洲人均占有耕地數為0.62公頃，到2000年則變為0.32公頃，幾乎減少了一半。
在索馬利亞，人口增長率為1.6%，但是糧食卻是每年負增長。
當然，一些國家政府的決策錯誤也可算是“人禍”。世界銀行指出，非洲20世紀60年代在推行工業化戰略的過程中重工輕農，對農業投入特別有限。許多非洲國家長期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極大地妨礙了農業的正常發展。不過，這一點並沒有對索馬利亞有什麽影響。
愛滋病讓農業雪上加霜。
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2007年公布的《愛滋病流行最新報告》，全世界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數約有3320萬，而有超過80%的愛滋病患者都集中在非洲，其中東非占據了30%的名額。
索馬利亞也是深受其害，盡管穆斯林對男女關係定位得很嚴格，但是隨著時代的推進，加上難民的流動，愛滋病也嚴重影響了索馬利亞。
20多年來，愛滋病對非洲糧食生產造成的影響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聯合國糧農組織在1994年發布的“愛滋病與非洲農業的關係”一文中，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闡述：非洲農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容易受愛滋病的衝擊。
首先，農民生病和死亡數量的增加，不但直接減少勞動力，還使照看病人的家屬脫離了生產第一線，服喪期間不幹農活的傳統習俗也造成了農民收入的損失。
其次，一些國家的土地所有權繼承製度是以男性為中心，越來越多的寡婦在丈夫病死後無權繼承土地，從事農耕困難重重。
最後，愛滋病造成農產品種類的單一化，因為農民生病和死亡直接影響咖啡和香蕉等需要高人力投入的重要經濟作物的種植，轉而更多地種植甘薯、玉米等需要人力投入少的抗旱作物，這就改變了以往出口優勢經濟作物換取糧食的貿易模式，以至於窮得買不起糧食。
關於如何改變這一現狀，法拉赫說出了自己幾個關鍵的想法。
首先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科研環境，該項目旨在為西非培養出本土成長的農作物專家，從而克服為數不多的科學家的人才外流現象。
目前，發展中國家人才外流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現象。即使在貧窮的非洲，人才外流也十分嚴重，非洲國家每年有2萬多名高素質人才離開本國，前往歐美等發達國家謀職。
法拉赫認為，索馬利亞農作物要想在未來的洪水和幹旱麵前繼續存活，就需要一批懂得本土知識和本土特點的農作物人才，而不是需要那些在外國大學、在外國實驗田裏培養出的洋專家。
到底是什麽原因讓非洲的糧食總是不夠吃呢？
沒能享受到技術進步成果，索馬利亞也需要“綠色革命”，所謂的科技才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在非洲太難實現了。
所謂“綠色革命”，是指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發展中國家陸續開始了靠先進技術提高糧食產量的做法。
綠色革命在世界範圍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遺憾的是，和非洲很多國家一樣，索馬利亞也沒有享受到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果，90％的農業生產仍使用簡單的手工工具，農業機械化水平很低。
在人們記憶中，聯合國在糧食問題上呼籲國際社會援助非洲，早已不是第一次。
就在2005年8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安南還在一封公開信中，呼籲國際社會伸出援手，向南部非洲提供70到80萬噸糧食，以幫助那裏的人們渡過當年的糧食危機。
自去年以來，東部非洲地區的形勢很不樂觀，受到當前暴力衝突和惡劣天氣的的影響，索馬利亞、厄利垂亞、蘇丹（尤其是達爾富爾地區）和烏幹達，仍有數百萬人麵臨嚴重糧荒。
影響索馬利亞農業的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天時不配合，沒有足夠雨量支持農業。
非洲有47％的地區沒有足夠的雨量支持農業。特別是東非，索馬利亞包括周邊國家，每年的降雨量根本無法滿足農作業。反之，年年都要麵臨幹旱的困擾。
在那些少雨的東非地區，大多數農民種植耐旱作物。可即便如此，靠天吃飯確實不保險。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1998年非洲隻有7％的土地配有灌溉設施，遠遠低於世界19.7％的平均水平。
由於幹旱與蝗災等病蟲害經常發生，導致顆粒無收，農民缺少可出售的糧食，直接導致農業投資的匱乏，這種匱乏使農民沒有資金購買種子、化肥和農藥等，於是形成了糧食產量低迷的惡性循環。
既有天災也有人禍，種族衝突，戰亂為害導致非洲農民生存的艱難。
除了天災，非洲的農民還得對付人禍。20世紀以來，非洲一直是世界上最為動盪的地區，40多年來，大約20個非洲國家至少經歷了一次內戰。戰爭一方麵破壞了生產力，幹擾了農業生產，另一方麵加大了農產品需求，使農產品供求失衡的狀況日益惡化。
除了戰爭，人口增長速度超過糧食增產速度也是一種“人禍”。統計數據表明，在1975～1985年間，非洲人口增長率為3.1％，糧食增產率僅為1.9％。1975年非洲人均占有耕地數為0.62公頃，到2000年則變為0.32公頃，幾乎減少了一半。
在索馬利亞，人口增長率為1.6%，但是糧食卻是每年負增長。
當然，一些國家政府的決策錯誤也可算是“人禍”。世界銀行指出，非洲20世紀60年代在推行工業化戰略的過程中重工輕農，對農業投入特別有限。許多非洲國家長期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嚴重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極大地妨礙了農業的正常發展。不過，這一點並沒有對索馬利亞有什麽影響。
愛滋病讓農業雪上加霜。
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2007年公布的《愛滋病流行最新報告》，全世界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數約有3320萬，而有超過80%的愛滋病患者都集中在非洲，其中東非占據了30%的名額。
索馬利亞也是深受其害，盡管穆斯林對男女關係定位得很嚴格，但是隨著時代的推進，加上難民的流動，愛滋病也嚴重影響了索馬利亞。
20多年來，愛滋病對非洲糧食生產造成的影響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聯合國糧農組織在1994年發布的“愛滋病與非洲農業的關係”一文中，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闡述：非洲農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更容易受愛滋病的衝擊。
首先，農民生病和死亡數量的增加，不但直接減少勞動力，還使照看病人的家屬脫離了生產第一線，服喪期間不幹農活的傳統習俗也造成了農民收入的損失。
其次，一些國家的土地所有權繼承製度是以男性為中心，越來越多的寡婦在丈夫病死後無權繼承土地，從事農耕困難重重。
最後，愛滋病造成農產品種類的單一化，因為農民生病和死亡直接影響咖啡和香蕉等需要高人力投入的重要經濟作物的種植，轉而更多地種植甘薯、玉米等需要人力投入少的抗旱作物，這就改變了以往出口優勢經濟作物換取糧食的貿易模式，以至於窮得買不起糧食。
關於如何改變這一現狀，法拉赫說出了自己幾個關鍵的想法。
首先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科研環境，該項目旨在為西非培養出本土成長的農作物專家，從而克服為數不多的科學家的人才外流現象。
目前，發展中國家人才外流已成為不可忽視的現象。即使在貧窮的非洲，人才外流也十分嚴重，非洲國家每年有2萬多名高素質人才離開本國，前往歐美等發達國家謀職。
法拉赫認為，索馬利亞農作物要想在未來的洪水和幹旱麵前繼續存活，就需要一批懂得本土知識和本土特點的農作物人才，而不是需要那些在外國大學、在外國實驗田裏培養出的洋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