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他是蔣經國的人，也是蔣介石的人。
宣鐵吾上任之初就高調宣布：“上海接收，凡屬青幫洪門弟子概不敘用。”
他又說：“我是杜月笙的敵人。”
欲下杜月笙，先擒萬墨林。
宣鐵吾何以對杜月笙看不順眼呢？
其實，這是由雙方觀念的衝突造成，杜月笙這邊信奉的是人際邏輯，管你是什麽日本鬼子還是狗漢奸，反正你是個人，是人就有人性，有人性就有人味，有人味就得講人情。我這邊的人，重慶特工也好，商業大亨也罷，落在你手中，你得給我撈出來。而對於宣鐵吾來說，這就是典型的漢奸行為，他信奉的是正統的政治邏輯，你萬墨林兩入日本憲兵隊，沒打沒殺沒用刑，好茶好飯招待著你，天底下有你這麽抗日的嗎？你當那些被日本侵略軍殺害的中國軍民的鮮血是兒戲不成？
他們兩個哪個對？其實都對，這要看你在什麽位置上了。如果你在前線，那就是宣鐵吾對：日本兵沖你開槍開炮呢，你非要跟他講人性、套交情，你不是找死嗎？
如果你在後方，還是宣鐵吾對：前線將士在流血搏命，你在後方就要毀家紓難，說什麽日本鬼子也有人味，日本鬼子不樂死才怪。
可如果你處在秘密戰線——特工戰場，那你的觀念就會呈現撕裂的態勢，就如同杜月笙這種，他要從香港撈出一批人，這活非日本人幹不成。他要替戰場上的軍士購置戰略物資，還得想辦法忽悠日本人賣給他。如果杜月笙持有的是宣鐵吾式的純正觀念，這活就沒法幹。
理論上來說，人應該知道變通，正常時態下持正常觀念，到了特殊狀態下就必須有與狼共舞、與虎謀皮的智慧。但要命的是，絕大多數人不會變，變不了，能變的人，要不就是宣鐵吾、吳紹澍，要不就是杜月笙、萬墨林。
戰爭時期，這兩種類型的人可以各派其用、各安其位。但到了勝利後，這兩種類型的人一起湧入上海，正要載歌載舞歡慶勝利，第一類人扭頭一看，卻驚叫一聲：咦，我身邊有一堆漢奸……
於是，新的鬥爭就開始了。
所以，杜月笙把萬墨林弄到戴笠身邊，保護起來。
基本情況，就是這樣。
柿子揀軟的捏
1945年10月，戴笠在杜美路70號——原來的杜月笙公館，設立了辦事處，並大擺筵席，請杜月笙及其弟子赴宴。
杜月笙心花怒放，率眾弟子赴宴。歡場散盡，戴笠把嘴一抹，說：“好格，吃也吃好了，喝也喝足了，交人吧。”
杜月笙道：“交哪個？”
戴笠說：“羅洪義。”
杜月笙道：“別這樣。”
戴笠說：“你是要我，還是要羅洪義？”
杜月笙道：“嗚呶。”
戴笠不問別人，單究羅洪義，這實際上是賣給杜月笙一個天大的麵子，按現代的政治語境來說，就是明目張膽地庇護漢奸！
要知道，當年上海的老特工，不管是哪一路的，處於價值觀念與現實完全顛倒的環境中，沒有誰敢說自己政治清白。你清白還天天跟鬼子漢奸出雙入對、眉來眼去？你生活在這種特定的人際環境中，不替鬼子漢奸做事，損害根據地軍民利益，他們會拿你當掏心掏肺的好朋友？你是當鬼子漢奸白癡，還是當抗日軍民眼瞎？
總之，情況就是這麽個情況，說不清自己歷史的，無法證明自己政治清白的，許多人躲到了杜月笙這裏，包括羅洪義。但真要究責，羅洪義是事情最小、歷史最容易說清楚的。
但正因為如此，所以戴笠才點名要羅洪義。
羅洪義自己也知道在劫難逃，自打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就立即跑到杜月笙身邊，跟個孩子一樣拉住杜月笙的衣角。杜月笙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連杜月笙坐馬桶洗澡，他都寸步不離地跟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杜月笙從他的視線中消失，自己的前麵就是牢房槍口。
羅洪義的罪名，真要說起來，就是缺心眼。
杜月笙依靠販運鴉片起家。杜月笙之所以沾手這髒活，是因為自打他從高橋鎮一步步走到上海打拚天下，從未有人告訴過他，販運鴉片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於杜月笙而言，那時這就是一樁高風險、高回報的正經營生。但等他日漸做大，進入工商界，能夠靠銀行和麵粉廠賺錢之後，他毫不猶豫地立即關閉了自己名下的賭場和煙土業。
杜月笙退出來了，可是羅洪義卻自以為聰明地發現了藍海市場，立即插足這個行業。日本人占領上海後，他留下來和日本人合夥販運鴉片。
這時候，他的罪行就嚴重了。但在上海山頭林立的漢奸陣營裏，他還排不上。
但正因為他排不上號，所以戴笠非他不抓——抓了他，明正其罪，罪不至死。那麽多的大漢奸小漢奸都沒殺，憑什麽殺他一個鴉片販子？杜月笙能接受這個結果，向社會各界表白自己不庇護漢奸弟子，戴笠則表明自己鐵麵無私，縱然是杜月笙的弟子，該抓也要抓。羅洪義自己也能接受，反正不是死罪，進了牢房自有道上朋友照料，肯定不會吃虧。
當時的情況正是這樣。戴笠向杜月笙索要羅洪義，杜月笙立即拿起對講電話，讓羅洪義進來。
宣鐵吾上任之初就高調宣布：“上海接收，凡屬青幫洪門弟子概不敘用。”
他又說：“我是杜月笙的敵人。”
欲下杜月笙，先擒萬墨林。
宣鐵吾何以對杜月笙看不順眼呢？
其實，這是由雙方觀念的衝突造成，杜月笙這邊信奉的是人際邏輯，管你是什麽日本鬼子還是狗漢奸，反正你是個人，是人就有人性，有人性就有人味，有人味就得講人情。我這邊的人，重慶特工也好，商業大亨也罷，落在你手中，你得給我撈出來。而對於宣鐵吾來說，這就是典型的漢奸行為，他信奉的是正統的政治邏輯，你萬墨林兩入日本憲兵隊，沒打沒殺沒用刑，好茶好飯招待著你，天底下有你這麽抗日的嗎？你當那些被日本侵略軍殺害的中國軍民的鮮血是兒戲不成？
他們兩個哪個對？其實都對，這要看你在什麽位置上了。如果你在前線，那就是宣鐵吾對：日本兵沖你開槍開炮呢，你非要跟他講人性、套交情，你不是找死嗎？
如果你在後方，還是宣鐵吾對：前線將士在流血搏命，你在後方就要毀家紓難，說什麽日本鬼子也有人味，日本鬼子不樂死才怪。
可如果你處在秘密戰線——特工戰場，那你的觀念就會呈現撕裂的態勢，就如同杜月笙這種，他要從香港撈出一批人，這活非日本人幹不成。他要替戰場上的軍士購置戰略物資，還得想辦法忽悠日本人賣給他。如果杜月笙持有的是宣鐵吾式的純正觀念，這活就沒法幹。
理論上來說，人應該知道變通，正常時態下持正常觀念，到了特殊狀態下就必須有與狼共舞、與虎謀皮的智慧。但要命的是，絕大多數人不會變，變不了，能變的人，要不就是宣鐵吾、吳紹澍，要不就是杜月笙、萬墨林。
戰爭時期，這兩種類型的人可以各派其用、各安其位。但到了勝利後，這兩種類型的人一起湧入上海，正要載歌載舞歡慶勝利，第一類人扭頭一看，卻驚叫一聲：咦，我身邊有一堆漢奸……
於是，新的鬥爭就開始了。
所以，杜月笙把萬墨林弄到戴笠身邊，保護起來。
基本情況，就是這樣。
柿子揀軟的捏
1945年10月，戴笠在杜美路70號——原來的杜月笙公館，設立了辦事處，並大擺筵席，請杜月笙及其弟子赴宴。
杜月笙心花怒放，率眾弟子赴宴。歡場散盡，戴笠把嘴一抹，說：“好格，吃也吃好了，喝也喝足了，交人吧。”
杜月笙道：“交哪個？”
戴笠說：“羅洪義。”
杜月笙道：“別這樣。”
戴笠說：“你是要我，還是要羅洪義？”
杜月笙道：“嗚呶。”
戴笠不問別人，單究羅洪義，這實際上是賣給杜月笙一個天大的麵子，按現代的政治語境來說，就是明目張膽地庇護漢奸！
要知道，當年上海的老特工，不管是哪一路的，處於價值觀念與現實完全顛倒的環境中，沒有誰敢說自己政治清白。你清白還天天跟鬼子漢奸出雙入對、眉來眼去？你生活在這種特定的人際環境中，不替鬼子漢奸做事，損害根據地軍民利益，他們會拿你當掏心掏肺的好朋友？你是當鬼子漢奸白癡，還是當抗日軍民眼瞎？
總之，情況就是這麽個情況，說不清自己歷史的，無法證明自己政治清白的，許多人躲到了杜月笙這裏，包括羅洪義。但真要究責，羅洪義是事情最小、歷史最容易說清楚的。
但正因為如此，所以戴笠才點名要羅洪義。
羅洪義自己也知道在劫難逃，自打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就立即跑到杜月笙身邊，跟個孩子一樣拉住杜月笙的衣角。杜月笙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連杜月笙坐馬桶洗澡，他都寸步不離地跟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杜月笙從他的視線中消失，自己的前麵就是牢房槍口。
羅洪義的罪名，真要說起來，就是缺心眼。
杜月笙依靠販運鴉片起家。杜月笙之所以沾手這髒活，是因為自打他從高橋鎮一步步走到上海打拚天下，從未有人告訴過他，販運鴉片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於杜月笙而言，那時這就是一樁高風險、高回報的正經營生。但等他日漸做大，進入工商界，能夠靠銀行和麵粉廠賺錢之後，他毫不猶豫地立即關閉了自己名下的賭場和煙土業。
杜月笙退出來了，可是羅洪義卻自以為聰明地發現了藍海市場，立即插足這個行業。日本人占領上海後，他留下來和日本人合夥販運鴉片。
這時候，他的罪行就嚴重了。但在上海山頭林立的漢奸陣營裏，他還排不上。
但正因為他排不上號，所以戴笠非他不抓——抓了他，明正其罪，罪不至死。那麽多的大漢奸小漢奸都沒殺，憑什麽殺他一個鴉片販子？杜月笙能接受這個結果，向社會各界表白自己不庇護漢奸弟子，戴笠則表明自己鐵麵無私，縱然是杜月笙的弟子，該抓也要抓。羅洪義自己也能接受，反正不是死罪，進了牢房自有道上朋友照料，肯定不會吃虧。
當時的情況正是這樣。戴笠向杜月笙索要羅洪義，杜月笙立即拿起對講電話，讓羅洪義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