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小組一合計，決定從“擴大總理紀念周”開始著手。當時會場宣布搜查刺客之時，一輛轎車向校外疾馳。門衛見是行政院的車子，又有特別通行證，就放行了。幾分鍾後，軍警駕車追到孝陵衛，發現目標汽車著火，駕駛員斃命。而兩個刺客已無影無蹤了。
轎車正是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的，那麽他與此案有沒有瓜葛呢？警察們一致否認。理由是車子剛出門，他就主動報案：“我的車子被駕駛員擅自開走了，很值得懷疑……”
破案小組可不這麽看，賊喊捉賊的事見得多了。
所有參加最高軍事會議的人員全部被秘密調查。當然，黃浚被重點關照。對他的調查由我帶隊具體負責，每天有兩個人分班跟蹤監視，連續一周毫無發現。黃浚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國際聯誼社吃飯，也是獨來獨往，從未見他與任何形跡可疑的人接觸。我分析認為，黃浚平時愛好交際，一天沒有交際活動都不自在，這一周知道風頭很緊，突然一反常態，這很不正常，反而說明他心裏有鬼。於是我們擴大監視麵，他兒子黃晟也被我們監控。
黃浚每天吃午飯的國際聯誼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鋪營，是跟中央黨部、外交部、勵誌社有關的一個特種勤務單位，主要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個休閑娛樂的公共場所。這裏餐廳價格公道，質量也不壞。附近上班的官員都喜歡來這裏解決午餐，黃浚也不例外。
跟蹤的人當然不能進餐廳。好在大廳一側安放了舒適的沙發，供客人休息和等人、等座位。沙發對麵牆壁上，設有一排掛鉤，用於懸掛雨具、帽子之類。跟蹤黃浚的特工人員，每次都坐在沙發上假裝看報或打瞌睡。
我感覺國際聯誼社是唯一可能出狀況的地方，是不是跟蹤的弟兄走了眼？眼看一周時間過去了，案情毫無進展。我心裏著急，決定親自出馬跟蹤他一回。
這天，黃浚在裏麵大吃大喝。我咽著唾沫在外麵沙發上枯坐，無意中發現掛鉤上並排掛著兩頂一模一樣的呢禮帽。本來這樣的巧合也不是不可能，問題是這其中一頂呢帽是黃浚的。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大熱的天氣，講究風度的男人通常戴個軟邊的“巴拿馬草帽”，或者流行的“拿破崙帽”，有一個像黃浚那樣戴呢禮帽就不尋常了。在這小小的餐廳，居然有兩個戴呢禮帽的，而且戴一模一樣的呢禮帽，那就太不同尋常了。
其中一定另有蹊蹺！
我當機立斷，決定看一看另一頂呢帽的主人是誰？因此，黃浚拿了禮帽出餐廳，我沒有亦步亦趨跟上去盯梢，而是穩坐沙發上，緊盯那頂呢帽。過了一會兒，終於有個人伸手去取帽子。此人個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西服的款式有些怪模怪樣：一根束腰的皮帶，係在肚臍以下。這是日本西服的招牌款式。
我當時內心很激動，感到突破口就在眼前。不過冷靜地一想，黃浚跟日本人戴同樣的帽子，隻能說引起了我無限的聯想，我並沒有真憑實據。這就需要繼續求證，於是我決定再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
第二天中午，黃浚依舊戴著那頂呢帽到國際聯誼社，依舊進門脫帽，隨手往鉤上一掛。過了沒多久，那個日本人也來了。這一回他沒穿西服，帽子也掛在別處，並未像昨天那樣，並排相懸。
慚愧啊！我暗自慶幸。設想一下，那個愚蠢的日本人，如果昨天不穿一件“日本式”西服自暴國籍，如果昨天不把自己的帽子跟黃浚的並排而掛，他如果昨天不同時犯這兩個致命的錯誤，恐怕就很難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不可能露出狐狸尾巴了。當然，地下工作隨時隨地都是以命相搏，犯任何一個小錯誤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日本人連犯兩個大錯，真可謂自取滅亡。這也是後來審訊中，井田櫻子極不服氣、深以為憾的地方。
我假裝等人等得不耐煩，站起身在大廳裏來回踱步。當然，我眼睛的餘光一直通過餐廳大門掃視著裏麵，看他們會不會接頭。結果大失所望，黃浚一個人坐一桌，日本人遠遠地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談笑正歡。
“這是怎麽回事？”我感到沮喪極了，茫然地回到沙發上。也不知過了多久，偶爾抬頭一望，不由得大吃一驚，黃浚的帽子不見了！
他走了！我居然沒看到！我慌忙奔出門去，左右張望，哪裏還有黃浚的影子？我心裏懊喪無比，堂堂特務處獨當一麵的上校站長，竟守在眼皮底下把一個大活人盯得“脫梢”，傳出去還不叫團體的同誌笑掉大牙！
我滿心不快，汗流如漿，懶懶地回去，到晚上躺在床上，還輾轉難眠，心裏總想著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到半夜突然靈光乍現，暗恨自己糊塗，巴不得馬上天亮，馬上到中午，以證實自己的猜想。
事實證明，我的猜想完全正確：黃浚的帽子被日本人戴走了，但人沒走；黃浚走的時候，自然戴走日本人的呢帽。他們在神不知鬼不覺中，交換了帽子，也交換了情報。那天我其實隻需望一眼餐廳裏麵，就會看到黃浚，就會恍然大悟；但當時實在有點心慌意亂了。
日本人的身份很快查明了：他的公開身份是日本大使館管理員。跟蹤發現他跟廖雅權來往頻繁。當然，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井田櫻子的地下交通員。
轎車正是行政院機要秘書黃浚的，那麽他與此案有沒有瓜葛呢？警察們一致否認。理由是車子剛出門，他就主動報案：“我的車子被駕駛員擅自開走了，很值得懷疑……”
破案小組可不這麽看，賊喊捉賊的事見得多了。
所有參加最高軍事會議的人員全部被秘密調查。當然，黃浚被重點關照。對他的調查由我帶隊具體負責，每天有兩個人分班跟蹤監視，連續一周毫無發現。黃浚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家就是行政院；中午到國際聯誼社吃飯，也是獨來獨往，從未見他與任何形跡可疑的人接觸。我分析認為，黃浚平時愛好交際，一天沒有交際活動都不自在，這一周知道風頭很緊，突然一反常態，這很不正常，反而說明他心裏有鬼。於是我們擴大監視麵，他兒子黃晟也被我們監控。
黃浚每天吃午飯的國際聯誼社，在新街口附近的香鋪營，是跟中央黨部、外交部、勵誌社有關的一個特種勤務單位，主要為南京的外籍人士提供一個休閑娛樂的公共場所。這裏餐廳價格公道，質量也不壞。附近上班的官員都喜歡來這裏解決午餐，黃浚也不例外。
跟蹤的人當然不能進餐廳。好在大廳一側安放了舒適的沙發，供客人休息和等人、等座位。沙發對麵牆壁上，設有一排掛鉤，用於懸掛雨具、帽子之類。跟蹤黃浚的特工人員，每次都坐在沙發上假裝看報或打瞌睡。
我感覺國際聯誼社是唯一可能出狀況的地方，是不是跟蹤的弟兄走了眼？眼看一周時間過去了，案情毫無進展。我心裏著急，決定親自出馬跟蹤他一回。
這天，黃浚在裏麵大吃大喝。我咽著唾沫在外麵沙發上枯坐，無意中發現掛鉤上並排掛著兩頂一模一樣的呢禮帽。本來這樣的巧合也不是不可能，問題是這其中一頂呢帽是黃浚的。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了。大熱的天氣，講究風度的男人通常戴個軟邊的“巴拿馬草帽”，或者流行的“拿破崙帽”，有一個像黃浚那樣戴呢禮帽就不尋常了。在這小小的餐廳，居然有兩個戴呢禮帽的，而且戴一模一樣的呢禮帽，那就太不同尋常了。
其中一定另有蹊蹺！
我當機立斷，決定看一看另一頂呢帽的主人是誰？因此，黃浚拿了禮帽出餐廳，我沒有亦步亦趨跟上去盯梢，而是穩坐沙發上，緊盯那頂呢帽。過了一會兒，終於有個人伸手去取帽子。此人個子不高，穿一身灰色西服。西服的款式有些怪模怪樣：一根束腰的皮帶，係在肚臍以下。這是日本西服的招牌款式。
我當時內心很激動，感到突破口就在眼前。不過冷靜地一想，黃浚跟日本人戴同樣的帽子，隻能說引起了我無限的聯想，我並沒有真憑實據。這就需要繼續求證，於是我決定再不動聲色地冷眼旁觀。
第二天中午，黃浚依舊戴著那頂呢帽到國際聯誼社，依舊進門脫帽，隨手往鉤上一掛。過了沒多久，那個日本人也來了。這一回他沒穿西服，帽子也掛在別處，並未像昨天那樣，並排相懸。
慚愧啊！我暗自慶幸。設想一下，那個愚蠢的日本人，如果昨天不穿一件“日本式”西服自暴國籍，如果昨天不把自己的帽子跟黃浚的並排而掛，他如果昨天不同時犯這兩個致命的錯誤，恐怕就很難引起我的注意，也就不可能露出狐狸尾巴了。當然，地下工作隨時隨地都是以命相搏，犯任何一個小錯誤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日本人連犯兩個大錯，真可謂自取滅亡。這也是後來審訊中，井田櫻子極不服氣、深以為憾的地方。
我假裝等人等得不耐煩，站起身在大廳裏來回踱步。當然，我眼睛的餘光一直通過餐廳大門掃視著裏麵，看他們會不會接頭。結果大失所望，黃浚一個人坐一桌，日本人遠遠地坐在另一桌，而且有朋友在一起，談笑正歡。
“這是怎麽回事？”我感到沮喪極了，茫然地回到沙發上。也不知過了多久，偶爾抬頭一望，不由得大吃一驚，黃浚的帽子不見了！
他走了！我居然沒看到！我慌忙奔出門去，左右張望，哪裏還有黃浚的影子？我心裏懊喪無比，堂堂特務處獨當一麵的上校站長，竟守在眼皮底下把一個大活人盯得“脫梢”，傳出去還不叫團體的同誌笑掉大牙！
我滿心不快，汗流如漿，懶懶地回去，到晚上躺在床上，還輾轉難眠，心裏總想著這件不可思議的事。到半夜突然靈光乍現，暗恨自己糊塗，巴不得馬上天亮，馬上到中午，以證實自己的猜想。
事實證明，我的猜想完全正確：黃浚的帽子被日本人戴走了，但人沒走；黃浚走的時候，自然戴走日本人的呢帽。他們在神不知鬼不覺中，交換了帽子，也交換了情報。那天我其實隻需望一眼餐廳裏麵，就會看到黃浚，就會恍然大悟；但當時實在有點心慌意亂了。
日本人的身份很快查明了：他的公開身份是日本大使館管理員。跟蹤發現他跟廖雅權來往頻繁。當然，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井田櫻子的地下交通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