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已經是2路軍副總指揮的趙尚誌，“再一次向省委請求”：
以前由馮同誌轉去的請求書我希望黨組織應予檢查和解決，我請求檢查後迅速改變以前的決議，並通知吉東黨組織和我，這是我急切盼望的，並希把與我有關連而被開除出黨的其他同誌也能得早予解決。
6月20日，《金策給趙尚誌的答覆信》中說：
北滿黨大多數同誌重新討論決定：隻取消“永遠”的字樣而改為“開除趙尚誌黨籍”，其他不可能減輕的，現在金策同誌代表北滿黨通知尚誌同誌希知照。
《中共北滿省委關於永遠開除趙尚誌黨籍的決議》中，說趙尚誌“屢次受過黨內處分”。在趙尚誌三十四歲的人生中，無論受過多少什麽樣的處分，比較巴彥遊擊隊失敗後那次同樣是錯誤的開除黨籍，同樣強烈地希望、請求恢復黨籍，有兩點不同。一是那次開除與恢復更像一筆糊塗帳，趙尚誌“是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當時省委執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那是個初始的幼稚的朦朧的時期，正值貫徹北方會議路線，巴彥遊擊隊失敗了，而執行中央路線是不可能失敗的，就牛頭馬嘴地硬往路線上對。這一次，無論開除、還是要求恢復黨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體的。二是那次趙尚誌拒絕承認、檢查錯誤，公然找省委領導理論，言辭激烈，一年多後滿洲省委準備恢復他的黨籍了，仍然不依不饒似的不滿意。而這次，顯然冷靜、理智、成熟多了。
單立誌老人說，第一次伯力會議後，趙尚誌到我們2路軍當副總指揮。1940年夏，總部派我們幾個人送趙尚誌去蘇聯，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他。這個人一點兒架子沒有，一路上跟我們嘮嗑，有說有笑的。問我哪年參加革命，多大年紀，家在哪兒，有什麽人。他說你都二十九歲了，趕走日本子，得趕緊娶個媳婦了。我聽著不好意思，大家都笑，他也樂嗬嗬的。那時我們都覺得他心情挺好。後來再想，可能嗎？
在第一封“請求書”裏，趙尚誌說：
開除趙尚誌的根據，現在還沒有見到決議全文，據個人所了解到的是：1.根據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前我在東北所犯的錯誤。2.根據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所犯的錯誤。（3.是否曾有懷疑趙尚誌是奸細，或認為是叛徒，我不知道，所以不能加以具體辯護。）
就是說，除了主要是蹲“洋笆籬子”、未能打鬼子的近一年半，在東北都犯了錯誤——這自然也是沒錯的。
（我的祖輩在抗戰中是沒犯過錯誤的，因為他們沒抗沒戰。）
前麵說過，第一次伯力會議形成3個文件，即《吉東北滿黨內鬥爭問題討論總結提綱》、《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和《北滿黨內問題討論終結——關於負責同誌個人估計的意見》。
從題目中已不難看出，吉東、北滿之間的黨內鬥爭問題和北滿黨內問題，這回終於算是終結了，這實在是可喜可賀、令人欣慰的事，可具體到趙尚誌呢？
前者說1936年至1937年間，北滿黨執行的路線是“反對黨的正確路線”，“製出反黨的路線的決議案”，“左傾關門主義繼續發展”，“派別鬥爭分裂黨”。中者在黨的頭等任務、鬥爭策略上，則放棄了“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中的一些提法，認為“必須排除那些無根據的再等更大事變的機會主義的觀點”，“絕不可依照機械公式照舊說積蓄力量的空話”，承認“抗日反滿不並提”，是“把偽滿漢奸走狗作用模糊過去的右傾觀點”。“在將歸屯未歸屯的農村，看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來決定領導農民群眾反歸屯鬥爭，同時準備被迫歸屯以後的秘密組織工作，遊擊隊在有軍事重要意義上，可以有勝利把握的去襲擊有守備的集團部落”。長期以來，困擾北滿黨和北滿黨與吉東黨的矛盾、分歧、爭論，主要的不就是“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的這幾處硬傷引發的嗎？這不是贊同了趙尚誌一直堅持的意見嗎？那麽前者的觀點還能成立嗎？可後者的“個人估計”，肯定趙尚誌“在革命鬥爭中有堅強性，有過艱苦工作和重大意義的鬥爭成績”，但是他有“為黨所不容許的”重大弱點，“帶有急躁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性”，“帶有許多詭辯論的思想觀點”，“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和狹小的猜忌心理”。“自1936年珠湯聯會以後，趙尚誌同誌不自覺地走向使群眾運動與黨內鬥爭問題的派別傾向。1937年7月擴大會議前，及其以後發展了派別鬥爭和分裂黨，在黨的政治路線上執行表現了左傾機會主義，有脫離群眾，脫離黨的嚴重傾向。實質上在鬥爭條件改變下，易走到取消主義方向去。反對‘王康信’及‘中代信’、‘吉特補充信’。對反對奸細問題欠確實性，更易助長奸細來破壞黨，尚誌同誌應受布爾什維克黨鐵的紀律處分，以至討論他的黨籍問題。”
實踐證明你反對對了，可你還得戴著那頂帽子——趙尚誌能服氣嗎？
可他在文件上簽字了。
關於“2.根據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錯誤”，他在“請求書”中寫道：
以前由馮同誌轉去的請求書我希望黨組織應予檢查和解決，我請求檢查後迅速改變以前的決議，並通知吉東黨組織和我，這是我急切盼望的，並希把與我有關連而被開除出黨的其他同誌也能得早予解決。
6月20日，《金策給趙尚誌的答覆信》中說：
北滿黨大多數同誌重新討論決定：隻取消“永遠”的字樣而改為“開除趙尚誌黨籍”，其他不可能減輕的，現在金策同誌代表北滿黨通知尚誌同誌希知照。
《中共北滿省委關於永遠開除趙尚誌黨籍的決議》中，說趙尚誌“屢次受過黨內處分”。在趙尚誌三十四歲的人生中，無論受過多少什麽樣的處分，比較巴彥遊擊隊失敗後那次同樣是錯誤的開除黨籍，同樣強烈地希望、請求恢復黨籍，有兩點不同。一是那次開除與恢復更像一筆糊塗帳，趙尚誌“是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當時省委執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那是個初始的幼稚的朦朧的時期，正值貫徹北方會議路線，巴彥遊擊隊失敗了，而執行中央路線是不可能失敗的，就牛頭馬嘴地硬往路線上對。這一次，無論開除、還是要求恢復黨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體的。二是那次趙尚誌拒絕承認、檢查錯誤，公然找省委領導理論，言辭激烈，一年多後滿洲省委準備恢復他的黨籍了，仍然不依不饒似的不滿意。而這次，顯然冷靜、理智、成熟多了。
單立誌老人說，第一次伯力會議後，趙尚誌到我們2路軍當副總指揮。1940年夏，總部派我們幾個人送趙尚誌去蘇聯，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他。這個人一點兒架子沒有，一路上跟我們嘮嗑，有說有笑的。問我哪年參加革命，多大年紀，家在哪兒，有什麽人。他說你都二十九歲了，趕走日本子，得趕緊娶個媳婦了。我聽著不好意思，大家都笑，他也樂嗬嗬的。那時我們都覺得他心情挺好。後來再想，可能嗎？
在第一封“請求書”裏，趙尚誌說：
開除趙尚誌的根據，現在還沒有見到決議全文，據個人所了解到的是：1.根據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前我在東北所犯的錯誤。2.根據我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所犯的錯誤。（3.是否曾有懷疑趙尚誌是奸細，或認為是叛徒，我不知道，所以不能加以具體辯護。）
就是說，除了主要是蹲“洋笆籬子”、未能打鬼子的近一年半，在東北都犯了錯誤——這自然也是沒錯的。
（我的祖輩在抗戰中是沒犯過錯誤的，因為他們沒抗沒戰。）
前麵說過，第一次伯力會議形成3個文件，即《吉東北滿黨內鬥爭問題討論總結提綱》、《關於東北抗日救國運動的新提綱草案》和《北滿黨內問題討論終結——關於負責同誌個人估計的意見》。
從題目中已不難看出，吉東、北滿之間的黨內鬥爭問題和北滿黨內問題，這回終於算是終結了，這實在是可喜可賀、令人欣慰的事，可具體到趙尚誌呢？
前者說1936年至1937年間，北滿黨執行的路線是“反對黨的正確路線”，“製出反黨的路線的決議案”，“左傾關門主義繼續發展”，“派別鬥爭分裂黨”。中者在黨的頭等任務、鬥爭策略上，則放棄了“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中的一些提法，認為“必須排除那些無根據的再等更大事變的機會主義的觀點”，“絕不可依照機械公式照舊說積蓄力量的空話”，承認“抗日反滿不並提”，是“把偽滿漢奸走狗作用模糊過去的右傾觀點”。“在將歸屯未歸屯的農村，看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來決定領導農民群眾反歸屯鬥爭，同時準備被迫歸屯以後的秘密組織工作，遊擊隊在有軍事重要意義上，可以有勝利把握的去襲擊有守備的集團部落”。長期以來，困擾北滿黨和北滿黨與吉東黨的矛盾、分歧、爭論，主要的不就是“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的這幾處硬傷引發的嗎？這不是贊同了趙尚誌一直堅持的意見嗎？那麽前者的觀點還能成立嗎？可後者的“個人估計”，肯定趙尚誌“在革命鬥爭中有堅強性，有過艱苦工作和重大意義的鬥爭成績”，但是他有“為黨所不容許的”重大弱點，“帶有急躁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性”，“帶有許多詭辯論的思想觀點”，“帶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和狹小的猜忌心理”。“自1936年珠湯聯會以後，趙尚誌同誌不自覺地走向使群眾運動與黨內鬥爭問題的派別傾向。1937年7月擴大會議前，及其以後發展了派別鬥爭和分裂黨，在黨的政治路線上執行表現了左傾機會主義，有脫離群眾，脫離黨的嚴重傾向。實質上在鬥爭條件改變下，易走到取消主義方向去。反對‘王康信’及‘中代信’、‘吉特補充信’。對反對奸細問題欠確實性，更易助長奸細來破壞黨，尚誌同誌應受布爾什維克黨鐵的紀律處分，以至討論他的黨籍問題。”
實踐證明你反對對了，可你還得戴著那頂帽子——趙尚誌能服氣嗎？
可他在文件上簽字了。
關於“2.根據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錯誤”，他在“請求書”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