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日遊擊運動的利益高出各軍中的某一軍的利益，東北抗日軍是在總的運動中擴大，某軍不能離開總的形勢而單獨勝利，各軍都失敗了，某軍不可（能）單獨多活幾天。
偏有許多糊塗的革命者、自私的黨人，他願違反這些歷史規律的原則，一味孤行，醉心於敵人的圈套，“甕底遊魂”。
總司令部站在自己責任上，堅決要實現自己的革命使命，最近一定發出緊急密令通令各軍遠征，執行總的計劃。
應該說，這是重返戰場的趙尚誌，對東北抗戰戰略的總思路。而他所說的“活路”，當然不僅是指給北滿抗聯的，也是這次會議將要討論的主題之一。
趙尚誌是自信的，也是實際的。他說的是“召集東北黨政軍一切負責人參與會議”，實際隻是北滿地區的會議。他知道什麽是他能夠做到的，知道目前應該做什麽。他甚至可能想到他的“東北抗聯總司令”的脆弱性。雖然都是老部下，可“批趙”一年多了，讓人們的腦子一下子再轉過彎來，接受他，那麽容易？他肯定會想到會議上有許多不同的聲音。他最樂於聽到並容易接受的，首先應該是金策的。他們彼此了解，他信賴金策的品格和原則性。
會議上有爭論，甚至爭論得很激烈。一些誤會、偏見、問題，應該在爭論中消解，另一些可能達成妥協。即便有人好走極端，有人情緒激動可能說過頭話，有金策壓陣，應該也不會出格。如此，當然是趙尚誌，也是北滿抗戰的幸事。
倘若如此，並繼續發展下去，2路軍主力也挺進西荒，而且蘇聯的政策也未發生變化，那麽東北抗聯是不是就不用“過蘇聯”了？
但是，戴鴻賓和陳紹賓來了，一切就隻能是今天已知的結果了。
北滿省委聽了戴鴻賓（現任吉林市政協副主席）、陳紹賓的報告，認為趙尚誌一九三九年秋，企圖以開會為名來捕殺整個北滿黨的領導人，於是一九四○年一月十次常委會上通過了“永遠開除趙尚誌黨籍”的決議。
自然，1982年6月8日，黑龍江省委決定撤銷42年前北滿省委的這個決定，恢復趙尚誌的黨籍，也是因為這個罪名並不成立。
戴鴻賓率主力去唐裏川，在七號橋將白俄警備隊擊垮。敵人鐵路輸送大批援軍，將戴部包圍、擊潰，戴鴻賓負傷，在湯原北部山裏一個“趟子房”養傷。陳紹賓帶隊伍來了，二人即率隊西去海倫找北滿省委。
依照前麵引用過的戴鴻賓的“說明”，在殺祁致中時，即“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這回打了敗仗，隊伍垮了，是不是又罪加一等，更不敢回去見趙尚誌了？“說明”中還說到在蘇聯羈押期間，“尚誌同誌對東北幹部評論和認識”，“他認為馮主任同誌是北滿黨的奸細領袖”，“他對張壽籛同誌認識也是奸細”，“對保仲同誌懇（肯）定說也是吉東黨奸細的領袖”，金策“有奸細可疑”，許亨植是“對奸細路線積極擁護者”，張蘭生“也往奸細路線邁進”。
趙尚誌眼裏沒好人了——等待著他們的不就是祁致中的下場嗎？
逝者不能說話，可祁致中之死畢竟還有幾位見證人。而趙尚誌在“洋笆籬子”裏究竟如何論說上述領導人了，在下江那邊等著這些人來開會，也在等著戴鴻賓的報告的趙尚誌，根本不知道海倫這邊發生了什麽事情，插不上嘴，說不上話，這邊也就隻能聽著戴鴻賓怎麽說了。而他現在是唯一的“獄友”，無疑也是最有發言權了。
如果說事隔半年多（“說明”是10個月），或者記憶有誤，或者誤解、偏見，或者別的什麽原因，戴鴻賓說的寫的難免有不準確、錯誤的地方，那麽《趙尚誌關於反奸細鬥爭及工作任務等問題給戴鴻賓的信》，白紙黑字，可都是趙尚誌自己寫的呀！
這份5000餘字、頻繁出現“奸細”字樣的文件，首先說明奸細的存在、危害，應該“在那（哪）些方麵來解決奸細問題”，約占1/3的篇幅。然後說明“奸細危險是目前我們的主要危險”，用1/3強的篇幅分析侯啟剛的“奸細理論”，即不繳滿軍械、反滿抗日不並提、等待大事變、勸群眾歸屯等等。
被視為“捕殺整個北滿黨領導人”的主要“證據”，應該是接下來的這樣兩段文字：
更重要的卻是現在仍然混在黨和隊伍內繼續活動（者），是革命致命危險。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張、馮等人嫌疑最大，所以你見到我給你這封秘密信後，應該切實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將許多問題詳細解釋給金策同誌聽，要他真正的了解他們的錯誤，並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來開會。張壽籛、李熙山、老包（即張蘭生——筆者）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誌轉告他們立即來部開會，內中如有人藉故不到，則你或金同誌可以詳細考慮其內容，必要時可強迫派送來部或監視考查之。
應該說，趙尚誌心中有數，知道有的人不想來開會，可又必須來，怎麽辦？那就隻能“強迫派送來”，強迫不來就“監視考查之”。須知，這是一封有點兒像悄悄話似的“秘密信”。“給你的信，金策可以看。”他對戴鴻賓和金策是深信不疑，沒有任何戒意，不設防的。而戴鴻賓是經歷了處死祁致中的全過程的，什麽都知道。倘若趙尚誌想殺人，那就明示“就地處決”，還用“監視考查之”嗎？
偏有許多糊塗的革命者、自私的黨人，他願違反這些歷史規律的原則，一味孤行，醉心於敵人的圈套，“甕底遊魂”。
總司令部站在自己責任上，堅決要實現自己的革命使命，最近一定發出緊急密令通令各軍遠征，執行總的計劃。
應該說，這是重返戰場的趙尚誌，對東北抗戰戰略的總思路。而他所說的“活路”，當然不僅是指給北滿抗聯的，也是這次會議將要討論的主題之一。
趙尚誌是自信的，也是實際的。他說的是“召集東北黨政軍一切負責人參與會議”，實際隻是北滿地區的會議。他知道什麽是他能夠做到的，知道目前應該做什麽。他甚至可能想到他的“東北抗聯總司令”的脆弱性。雖然都是老部下，可“批趙”一年多了，讓人們的腦子一下子再轉過彎來，接受他，那麽容易？他肯定會想到會議上有許多不同的聲音。他最樂於聽到並容易接受的，首先應該是金策的。他們彼此了解，他信賴金策的品格和原則性。
會議上有爭論，甚至爭論得很激烈。一些誤會、偏見、問題，應該在爭論中消解，另一些可能達成妥協。即便有人好走極端，有人情緒激動可能說過頭話，有金策壓陣，應該也不會出格。如此，當然是趙尚誌，也是北滿抗戰的幸事。
倘若如此，並繼續發展下去，2路軍主力也挺進西荒，而且蘇聯的政策也未發生變化，那麽東北抗聯是不是就不用“過蘇聯”了？
但是，戴鴻賓和陳紹賓來了，一切就隻能是今天已知的結果了。
北滿省委聽了戴鴻賓（現任吉林市政協副主席）、陳紹賓的報告，認為趙尚誌一九三九年秋，企圖以開會為名來捕殺整個北滿黨的領導人，於是一九四○年一月十次常委會上通過了“永遠開除趙尚誌黨籍”的決議。
自然，1982年6月8日，黑龍江省委決定撤銷42年前北滿省委的這個決定，恢復趙尚誌的黨籍，也是因為這個罪名並不成立。
戴鴻賓率主力去唐裏川，在七號橋將白俄警備隊擊垮。敵人鐵路輸送大批援軍，將戴部包圍、擊潰，戴鴻賓負傷，在湯原北部山裏一個“趟子房”養傷。陳紹賓帶隊伍來了，二人即率隊西去海倫找北滿省委。
依照前麵引用過的戴鴻賓的“說明”，在殺祁致中時，即“恐怕我做祁致中的第二”，這回打了敗仗，隊伍垮了，是不是又罪加一等，更不敢回去見趙尚誌了？“說明”中還說到在蘇聯羈押期間，“尚誌同誌對東北幹部評論和認識”，“他認為馮主任同誌是北滿黨的奸細領袖”，“他對張壽籛同誌認識也是奸細”，“對保仲同誌懇（肯）定說也是吉東黨奸細的領袖”，金策“有奸細可疑”，許亨植是“對奸細路線積極擁護者”，張蘭生“也往奸細路線邁進”。
趙尚誌眼裏沒好人了——等待著他們的不就是祁致中的下場嗎？
逝者不能說話，可祁致中之死畢竟還有幾位見證人。而趙尚誌在“洋笆籬子”裏究竟如何論說上述領導人了，在下江那邊等著這些人來開會，也在等著戴鴻賓的報告的趙尚誌，根本不知道海倫這邊發生了什麽事情，插不上嘴，說不上話，這邊也就隻能聽著戴鴻賓怎麽說了。而他現在是唯一的“獄友”，無疑也是最有發言權了。
如果說事隔半年多（“說明”是10個月），或者記憶有誤，或者誤解、偏見，或者別的什麽原因，戴鴻賓說的寫的難免有不準確、錯誤的地方，那麽《趙尚誌關於反奸細鬥爭及工作任務等問題給戴鴻賓的信》，白紙黑字，可都是趙尚誌自己寫的呀！
這份5000餘字、頻繁出現“奸細”字樣的文件，首先說明奸細的存在、危害，應該“在那（哪）些方麵來解決奸細問題”，約占1/3的篇幅。然後說明“奸細危險是目前我們的主要危險”，用1/3強的篇幅分析侯啟剛的“奸細理論”，即不繳滿軍械、反滿抗日不並提、等待大事變、勸群眾歸屯等等。
被視為“捕殺整個北滿黨領導人”的主要“證據”，應該是接下來的這樣兩段文字：
更重要的卻是現在仍然混在黨和隊伍內繼續活動（者），是革命致命危險。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張、馮等人嫌疑最大，所以你見到我給你這封秘密信後，應該切實注意考察之。
你可以將許多問題詳細解釋給金策同誌聽，要他真正的了解他們的錯誤，並為了革命利益立即前來開會。張壽籛、李熙山、老包（即張蘭生——筆者）等人也希望你和金同誌轉告他們立即來部開會，內中如有人藉故不到，則你或金同誌可以詳細考慮其內容，必要時可強迫派送來部或監視考查之。
應該說，趙尚誌心中有數，知道有的人不想來開會，可又必須來，怎麽辦？那就隻能“強迫派送來”，強迫不來就“監視考查之”。須知，這是一封有點兒像悄悄話似的“秘密信”。“給你的信，金策可以看。”他對戴鴻賓和金策是深信不疑，沒有任何戒意，不設防的。而戴鴻賓是經歷了處死祁致中的全過程的，什麽都知道。倘若趙尚誌想殺人，那就明示“就地處決”，還用“監視考查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