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就出在第三點上。
參加會議的共11人，南滿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東為周保中、柴世榮、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滿是金策、張壽籛、馮仲雲。蘇聯方麵可能估計到會有不同意見，會前分別與這些人交談。據說，多數人沒有直接表態。事關重大，從前線回來的人，一時也真難道是否，而且這是“階級祖國”的意見呀。
以周保中為首的，應該說是為數不多的人認為，中共黨領導自己的武裝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則，東北抗聯隻能是東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聯軍。由蘇聯同誌擔任抗聯總司令，將會是蘇聯幹涉中國黨的內部事務，不符合共產國際規定的兄弟黨互相關係準則。如果這樣做，有朝一日蘇日戰爭爆發，在東北境內出現的就不是中共黨領導的抗聯了。
周保中也與抗聯各領導人談話，爭取支持。12月20日，以周保中、張壽籛兩人的名義，向王新林遞交一份鄭重聲明，大意如下：原來會議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將參加會議，東北抗日遊擊運動與蘇聯遠東軍的關係，應由中共中央代表研究決定。現在既然沒有中共中央代表參加，我們隻能繼續執行第一次伯力會議的原則精神，這些問題也隻有我們東北黨組織討論，加以批準才行。因為，第一，東北的抗日遊擊運動，不論其現在形勢如何，都是中共黨整個革命鬥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黨組織領導遊擊運動，一切問題必須由黨組織決定。第二，東北抗日遊擊運動接受你的直接領導，這是屬於臨時的特殊狀態。第三，東北抗日遊擊隊與蘇聯遠東紅軍間的關係問題，中共東北黨組織需要依照中共黨的戰略和策略的一貫精神，做出自己的規定。因此，要求王新林作為會議的召集人對這次會議的性質、任務及範圍作出明確的規定，並要求由東北黨和遊擊隊的領導幹部先召開一次預備會議，集中討論東北的全部問題。
從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東北黨和抗聯11人參加的第二次伯力會議，形成下述議案：一、此次會議的性質，是“滿洲全黨代表會”。二、會議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會議的決定。三、為實現滿洲黨的統一集中領導，由各省代表選出滿洲省臨時委員會，暫以3人為限，由大會直接選舉書記1人，委員候選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臨委機關暫設伯力，另請一位聯共同誌給予工作上的指導。四、派遣代表建立與中共中央的關係，經中央批準，要求國民政府將東北抗聯編入全國抗戰軍隊係統之內，求得經濟物品之補充。五、關於軍隊問題，設總司令部，總司令周保中，副總司令張壽籛，政委魏拯民。
上述議案，須待中共中央同意後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麵曾引用過的《周保中關於滿洲黨的工作情況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信》中說：
最近東北遊擊運動已經臨到敗退和解體的危機，我們應該有組織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當實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後與敵人拚鬥，這是須要立待解決的問題。
抗聯究竟何去何從？難說其他領導人何時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周保中的這段話則是個明晰的信號——已經到了必須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會議後3個月，《周保中趙尚誌給×××（原文如此，應為“王新林”——筆者）的報告信》中說：
中國共產黨在東北領導民族解放鬥爭而經過犧牲流血的代價的（是）什麽？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現在處在全中國長期抗戰將要進入反攻的第二階段，而我們東北遊擊運動的孤立現狀並未消除，並且被敵人壓逼到極端縮小和極端困難的地步。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東北民族解放鬥爭曾起過有重大歷史的意義。現在是否能繼續這一鬥爭，用什麽具體的有力的方法來繼續鬥爭，這是目前須要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求得直接解決，因此我們向您提出請求：我們想派遣主要幹部擔負全權代表，經過您方麵給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們的代表經過伊爾庫茨克轉到入中國新疆省，向陝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無論用國際普遍交通旅行的辦法或特殊辦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辦法，隻要把我們的代表遣送到中國去就行，這個問題請你用電報通知我們。又我們在您處的時候，請求您代轉給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慶新華日報的信，已經交到了是沒有交到，請您答覆。
此類文字，在許多文件中都能見到。
在關於召開第二次伯力會議的“指令”中，王新林說將有中共代表參加會議。翹首以盼的與會人員陸續到了，卻沒有。直到12月16日，蘇聯方麵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來了。
是這期間有何變故不能來了，還是原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事兒？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這時不就在莫斯科嗎？蘇聯可以把抗聯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讓東北黨和抗聯的全權代表經蘇聯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嗎？還用周保中指點嗎？況且蘇聯在延安駐有觀察組，電報聯繫、轉達，不是更方便嗎？
有人認為，蘇聯是想把抗聯這支武裝掌握在自己手裏。
金策不想“過蘇聯”
蔣澤民老人說：
1936年冬，2軍讓我和黃延恩去蘇聯學習。他也是個戰士，皮鞋工人出身，離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長。還有3個人，一個是東滿特委巡視員鍾子雲，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另兩個是朝鮮族人，一個是嚮導，那一個不知道什麽身份，也不知道去蘇聯幹什麽，半道上凍死了。
參加會議的共11人，南滿有金日成、徐哲、安吉，吉東為周保中、柴世榮、季青、崔石泉、王效明，北滿是金策、張壽籛、馮仲雲。蘇聯方麵可能估計到會有不同意見，會前分別與這些人交談。據說，多數人沒有直接表態。事關重大，從前線回來的人，一時也真難道是否，而且這是“階級祖國”的意見呀。
以周保中為首的，應該說是為數不多的人認為，中共黨領導自己的武裝力量是不可更改的原則，東北抗聯隻能是東北各族人民的抗日聯軍。由蘇聯同誌擔任抗聯總司令，將會是蘇聯幹涉中國黨的內部事務，不符合共產國際規定的兄弟黨互相關係準則。如果這樣做，有朝一日蘇日戰爭爆發，在東北境內出現的就不是中共黨領導的抗聯了。
周保中也與抗聯各領導人談話，爭取支持。12月20日，以周保中、張壽籛兩人的名義，向王新林遞交一份鄭重聲明，大意如下：原來會議通知中共中央代表將參加會議，東北抗日遊擊運動與蘇聯遠東軍的關係，應由中共中央代表研究決定。現在既然沒有中共中央代表參加，我們隻能繼續執行第一次伯力會議的原則精神，這些問題也隻有我們東北黨組織討論，加以批準才行。因為，第一，東北的抗日遊擊運動，不論其現在形勢如何，都是中共黨整個革命鬥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黨組織領導遊擊運動，一切問題必須由黨組織決定。第二，東北抗日遊擊運動接受你的直接領導，這是屬於臨時的特殊狀態。第三，東北抗日遊擊隊與蘇聯遠東紅軍間的關係問題，中共東北黨組織需要依照中共黨的戰略和策略的一貫精神，做出自己的規定。因此，要求王新林作為會議的召集人對這次會議的性質、任務及範圍作出明確的規定，並要求由東北黨和遊擊隊的領導幹部先召開一次預備會議，集中討論東北的全部問題。
從1940年12月下旬到1941年1月上旬，由東北黨和抗聯11人參加的第二次伯力會議，形成下述議案：一、此次會議的性質，是“滿洲全黨代表會”。二、會議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會議的決定。三、為實現滿洲黨的統一集中領導，由各省代表選出滿洲省臨時委員會，暫以3人為限，由大會直接選舉書記1人，委員候選人魏拯民、周保中、金策，臨委機關暫設伯力，另請一位聯共同誌給予工作上的指導。四、派遣代表建立與中共中央的關係，經中央批準，要求國民政府將東北抗聯編入全國抗戰軍隊係統之內，求得經濟物品之補充。五、關於軍隊問題，設總司令部，總司令周保中，副總司令張壽籛，政委魏拯民。
上述議案，須待中共中央同意後才能生效。
1938年11月2日，前麵曾引用過的《周保中關於滿洲黨的工作情況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信》中說：
最近東北遊擊運動已經臨到敗退和解體的危機，我們應該有組織有秩序的退守保持相當實力呢？或者是一任其自然的最後與敵人拚鬥，這是須要立待解決的問題。
抗聯究竟何去何從？難說其他領導人何時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周保中的這段話則是個明晰的信號——已經到了必須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1940年6月12日，即第一次伯力會議後3個月，《周保中趙尚誌給×××（原文如此，應為“王新林”——筆者）的報告信》中說：
中國共產黨在東北領導民族解放鬥爭而經過犧牲流血的代價的（是）什麽？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現在處在全中國長期抗戰將要進入反攻的第二階段，而我們東北遊擊運動的孤立現狀並未消除，並且被敵人壓逼到極端縮小和極端困難的地步。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東北民族解放鬥爭曾起過有重大歷史的意義。現在是否能繼續這一鬥爭，用什麽具體的有力的方法來繼續鬥爭，這是目前須要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求得直接解決，因此我們向您提出請求：我們想派遣主要幹部擔負全權代表，經過您方麵給以交通旅行的可能。能使我們的代表經過伊爾庫茨克轉到入中國新疆省，向陝西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去。無論用國際普遍交通旅行的辦法或特殊辦法或政治犯越境犯的辦法，隻要把我們的代表遣送到中國去就行，這個問題請你用電報通知我們。又我們在您處的時候，請求您代轉給中共中央的信和寄往重慶新華日報的信，已經交到了是沒有交到，請您答覆。
此類文字，在許多文件中都能見到。
在關於召開第二次伯力會議的“指令”中，王新林說將有中共代表參加會議。翹首以盼的與會人員陸續到了，卻沒有。直到12月16日，蘇聯方麵才正式告知中共代表不能來了。
是這期間有何變故不能來了，還是原本就是子虛烏有的事兒？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這時不就在莫斯科嗎？蘇聯可以把抗聯越境官兵送去新疆，讓東北黨和抗聯的全權代表經蘇聯取道新疆去延安，不是挺容易嗎？還用周保中指點嗎？況且蘇聯在延安駐有觀察組，電報聯繫、轉達，不是更方便嗎？
有人認為，蘇聯是想把抗聯這支武裝掌握在自己手裏。
金策不想“過蘇聯”
蔣澤民老人說：
1936年冬，2軍讓我和黃延恩去蘇聯學習。他也是個戰士，皮鞋工人出身，離休前是阜新市敬老院院長。還有3個人，一個是東滿特委巡視員鍾子雲，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另兩個是朝鮮族人，一個是嚮導，那一個不知道什麽身份，也不知道去蘇聯幹什麽，半道上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