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流亡東北的朝鮮愛國者，從“九一八”事變中也能看到希望一樣，如果日本再進攻蘇聯，日蘇戰爭爆發，那就更加國多力量大，大家一齊動手把日本鬼子滅了，這不是一種挺正常的心理嗎？
可在有的人的意識裏，全世界無產階級首要的任務，就是“武裝保衛蘇聯”，使蘇聯不受到傷害，怎麽能希望日蘇開戰，把禍水引向“階級祖國”呀？
方未艾老人說，1934年他在海參崴列寧學院學習時，認識個姓王的南方人，“中東路事件”期間，曾為蘇聯紅軍搞過東北軍的情報。這個人說，作為黨員，他必須執行黨的指示；可作為中國人，他心裏實在不好受，甚至想自殺。
1934年初，由7軍前身饒河工農義勇隊改編的東北國民救國軍1旅特務營，在攻打虎林縣虎頭鎮時，營長金文亨和2連長樸英根負重傷。立即套上馬爬犁，越過冰雪覆蓋的烏蘇裏江，將兩人送到對岸的伊曼城，請蘇聯醫生救治。
那時管越境去蘇聯叫“過蘇聯”，這是邊境居民“背背”背出來的語言。義勇軍抗戰失敗後，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人都“過蘇聯”了，然後轉道從新疆回國。對於這個除了自己的祖國外，應該是最熟悉的國度，他們在感情上可能格格不入，但他們知道蘇聯是日本的敵人。而從遊擊隊到抗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過蘇聯”，則是奔“階級祖國”去的。
不知道出現在中國戰場上的蘇式飛機、大炮，是不是要錢的，而且還掌握在國民黨軍隊手裏，那也是支援了中國的抗戰。對於八路軍、新四軍，特別是近水樓台應該先得月的東北抗聯，蘇聯是否援助了什麽武器裝備？筆者看到的資料從無提及，採訪到的老人都說沒有。而從遊擊隊始，凡是“過蘇聯”的武裝人員，越境後一律繳械，能回來的一般會發還武器。“諾門罕事件”後，還會配發幾枚日式手榴彈。抗聯退到蘇聯後，派回國內為蘇聯執行偵察任務的小部隊，還裝備了電台。這算是援助武器裝備了？
周保中、趙一曼、陳榮久、李延平等人，都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抗聯陸續派往蘇聯學習的官兵，無論畢業後被王明、康生派去了哪裏，蘇聯黨都為中國黨和軍隊培養了許多人才。而因地理關係受益最大的，是與“階級祖國”一江之隔的7軍。從軍長到士兵，重傷重病，就“過江東”。7軍人數不算多，倖存者在2路軍中卻是多的，這也是個因素。
蘇聯對抗聯的幫助、支援是多方麵的，最重要的應該說還是精神上。
一些老人說，抗聯打鬼子，那是打得過要打，打不過也要打，寧死不當亡國奴。但是，有了蘇聯就不一樣了。都是共產黨，信一個主義，蘇聯一定會幫助咱們，蘇聯又那麽強大，一定能打敗小日本。在支撐抗聯抗戰到底的理想、信念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山林隊和一些山林隊改編的隊伍，跟咱們的區別之一，就是不明白、看不到這一層，容易動搖。
王鈞老人說，1939年夏天後打的大仗、小仗，口號就是支援諾門罕。我們打訥河縣城，一個重要原因是車站上堆積許多軍用物資，都是運往諾門罕前線的。當時那邊戰事已經基本結束了，我們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聯每消滅一個鬼子，就少一個魔鬼進關，對蘇聯的意義也是一樣。——雖然關東軍最終並未北進蘇聯，而是將其精銳南下調往太平洋戰場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變56天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聲明不幹涉滿洲問題。
12月31日，李維諾夫向為就任外相正在歸國途中的日本駐法國大使芳澤提議，簽訂蘇日互不侵犯條約。
1932年10月14日，蘇聯允許日軍在中東路蘇聯管轄段進行軍運。
1935年3月14日，“滿洲國”在海參崴和伯力設立“領事館”。
3月23日，正式簽訂關於讓受中東鐵路協定，日偽以1.7億元的價格，獲得全長1700多公裏的中東鐵路及其附屬財產。
一些老人說，那時我們上隊、沒上隊的，在鄉下種地、打仗，哪知道這些事呀，上級領導可能知道，起碼滿洲省委應該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麽樣？
對於李維諾夫那個主動示好的提議，日本把蘇聯晾了10個多月，才輕慢地予以拒絕。1937年初，蘇聯再次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絕了。而早在1933年末，關東軍即開始擬定《對蘇作戰綱領》，1938年又製定了《八號作戰計劃方案》。設想1943年對蘇開戰的計劃方案，分為甲、乙兩案。甲案是在東部東寧、虎林一線正麵發起總攻，北部黑河一線正麵同時採取攻勢，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占領蘇聯濱海地區。乙案則是東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爾一線正麵，殲滅後貝加爾湖蘇軍主力，占領貝加爾湖以東重要地區。1941年6月開始的“關東軍特別大演習”，就是旨在北進蘇聯的一次集結、預演。
東邊日本虎視眈眈，西邊德國蠢蠢欲動，蘇聯必須極力避免兩麵作戰的窘境。“九一八”事變後，各國程度不同的都在調整對日、對華政策，蘇聯在遠東採取的是當時被稱做“和平外交”的退縮策略。但它並不是一味退縮、忍讓，而是明了什麽時候該伸出去握手，什麽時候就得掄起拳頭。1939年5月爆發的諾門罕之戰，蘇聯紅軍將關東軍胖揍一頓，然後再安撫一番。像優待俘虜，幫助尋找鬼子的屍體，連空襲蘇軍後方機場被打死的飛行員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夠煞費苦心了。
可在有的人的意識裏，全世界無產階級首要的任務，就是“武裝保衛蘇聯”，使蘇聯不受到傷害，怎麽能希望日蘇開戰，把禍水引向“階級祖國”呀？
方未艾老人說，1934年他在海參崴列寧學院學習時，認識個姓王的南方人，“中東路事件”期間，曾為蘇聯紅軍搞過東北軍的情報。這個人說，作為黨員，他必須執行黨的指示；可作為中國人，他心裏實在不好受，甚至想自殺。
1934年初，由7軍前身饒河工農義勇隊改編的東北國民救國軍1旅特務營，在攻打虎林縣虎頭鎮時，營長金文亨和2連長樸英根負重傷。立即套上馬爬犁，越過冰雪覆蓋的烏蘇裏江，將兩人送到對岸的伊曼城，請蘇聯醫生救治。
那時管越境去蘇聯叫“過蘇聯”，這是邊境居民“背背”背出來的語言。義勇軍抗戰失敗後，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人都“過蘇聯”了，然後轉道從新疆回國。對於這個除了自己的祖國外，應該是最熟悉的國度，他們在感情上可能格格不入，但他們知道蘇聯是日本的敵人。而從遊擊隊到抗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過蘇聯”，則是奔“階級祖國”去的。
不知道出現在中國戰場上的蘇式飛機、大炮，是不是要錢的，而且還掌握在國民黨軍隊手裏，那也是支援了中國的抗戰。對於八路軍、新四軍，特別是近水樓台應該先得月的東北抗聯，蘇聯是否援助了什麽武器裝備？筆者看到的資料從無提及，採訪到的老人都說沒有。而從遊擊隊始，凡是“過蘇聯”的武裝人員，越境後一律繳械，能回來的一般會發還武器。“諾門罕事件”後，還會配發幾枚日式手榴彈。抗聯退到蘇聯後，派回國內為蘇聯執行偵察任務的小部隊，還裝備了電台。這算是援助武器裝備了？
周保中、趙一曼、陳榮久、李延平等人，都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抗聯陸續派往蘇聯學習的官兵，無論畢業後被王明、康生派去了哪裏，蘇聯黨都為中國黨和軍隊培養了許多人才。而因地理關係受益最大的，是與“階級祖國”一江之隔的7軍。從軍長到士兵，重傷重病，就“過江東”。7軍人數不算多，倖存者在2路軍中卻是多的，這也是個因素。
蘇聯對抗聯的幫助、支援是多方麵的，最重要的應該說還是精神上。
一些老人說，抗聯打鬼子，那是打得過要打，打不過也要打，寧死不當亡國奴。但是，有了蘇聯就不一樣了。都是共產黨，信一個主義，蘇聯一定會幫助咱們，蘇聯又那麽強大，一定能打敗小日本。在支撐抗聯抗戰到底的理想、信念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山林隊和一些山林隊改編的隊伍，跟咱們的區別之一，就是不明白、看不到這一層，容易動搖。
王鈞老人說，1939年夏天後打的大仗、小仗，口號就是支援諾門罕。我們打訥河縣城，一個重要原因是車站上堆積許多軍用物資，都是運往諾門罕前線的。當時那邊戰事已經基本結束了，我們不知道。知不知道也得打呀！
抗聯每消滅一個鬼子，就少一個魔鬼進關，對蘇聯的意義也是一樣。——雖然關東軍最終並未北進蘇聯，而是將其精銳南下調往太平洋戰場了。
1931年11月14日，即“九一八”事變56天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聲明不幹涉滿洲問題。
12月31日，李維諾夫向為就任外相正在歸國途中的日本駐法國大使芳澤提議，簽訂蘇日互不侵犯條約。
1932年10月14日，蘇聯允許日軍在中東路蘇聯管轄段進行軍運。
1935年3月14日，“滿洲國”在海參崴和伯力設立“領事館”。
3月23日，正式簽訂關於讓受中東鐵路協定，日偽以1.7億元的價格，獲得全長1700多公裏的中東鐵路及其附屬財產。
一些老人說，那時我們上隊、沒上隊的，在鄉下種地、打仗，哪知道這些事呀，上級領導可能知道，起碼滿洲省委應該知道，可知道了又能怎麽樣？
對於李維諾夫那個主動示好的提議，日本把蘇聯晾了10個多月，才輕慢地予以拒絕。1937年初，蘇聯再次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又被日本冷冷地回絕了。而早在1933年末，關東軍即開始擬定《對蘇作戰綱領》，1938年又製定了《八號作戰計劃方案》。設想1943年對蘇開戰的計劃方案，分為甲、乙兩案。甲案是在東部東寧、虎林一線正麵發起總攻，北部黑河一線正麵同時採取攻勢，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占領蘇聯濱海地區。乙案則是東守西攻，以主力指向海拉爾一線正麵，殲滅後貝加爾湖蘇軍主力，占領貝加爾湖以東重要地區。1941年6月開始的“關東軍特別大演習”，就是旨在北進蘇聯的一次集結、預演。
東邊日本虎視眈眈，西邊德國蠢蠢欲動，蘇聯必須極力避免兩麵作戰的窘境。“九一八”事變後，各國程度不同的都在調整對日、對華政策，蘇聯在遠東採取的是當時被稱做“和平外交”的退縮策略。但它並不是一味退縮、忍讓，而是明了什麽時候該伸出去握手，什麽時候就得掄起拳頭。1939年5月爆發的諾門罕之戰，蘇聯紅軍將關東軍胖揍一頓，然後再安撫一番。像優待俘虜，幫助尋找鬼子的屍體，連空襲蘇軍後方機場被打死的飛行員也一一送交日方，真夠煞費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