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部密令（元號）》中說：
目前敵人鮮（顯）然集結於訥東一帶，而我們主力部隊又多在此地“蝟集”，這種現象對於衝破敵人“討伐”方麵多有不利的條件，故本部指令教導隊暨十二團渡河南去，以便能分散敵人力量，使我們能遙相呼應，故指令人民抗日先鋒隊配合八團，仍留訥嫩一帶活動。
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加緊給群眾做解釋工作，無情提高中國人民、韃子等民族抗日救國信心，救亡雪恥的決心。務須動員人民，自動的在各方麵援助本軍，並將群眾組織起來，特別在較好的區域裏，秘密建立人民抗日自衛隊（不脫離生產的遊擊隊——參看王康信），將人民廣泛的武裝起來。
積極開展新區，努力爭取軍事勝利，精細派群眾探聽敵人防所、車站，採用迅速秘密的行軍、猛烈堅決的動作解決敵人。在火線上拚命，企圖解除敵人的武裝，是有危險的，不能是經常現象，隻能說在一定條件下，才有可能，慎重之，靈活運用遊擊戰術，多準備給養，提高隊員生活。
同一天，作為3路軍總指揮兼6軍軍長，還有一份《東北抗聯第六軍司令部訓令——關於衝破和粉碎敵人的“討伐”計劃》，具體部署冬季作戰。
受命於危難的張壽籛，在朝陽山總部運籌帷幄，指揮若定。
提起張壽籛，就不能不想到他和於天放、陳雷創作的《露營之歌》。
1942年9月10日，《張壽籛獨立活動經過（履歷自傳）》中說：
我厲行革命工作已經十餘年，無論在秘密工作和遊擊鬥爭中……未發生過任何動搖，在任何艱巨環境中，都保持自己積極忠實去實現黨的指示和命令的原則。
馮仲雲在《李兆麟將軍鬥爭簡史》中說：
他曾經挨過了五十多天的餓，這是一九四○年夏秋之間的事。
他的征服及背囊，雖然數次被子彈穿透，但是他並沒有一次負傷，所以抗聯同誌都稱他為“福將”。
這位福將看到了抗戰勝利，卻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
金策主張繼續“突開新區”
1940年9月15日，《金策意見書——關於對第三路軍行動和東北黨組織統一領導問題》中說：
我們的隊伍，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條件之下不靈敏的，不果斷的，不及時的去重新計劃新方向，不重新布置去突開新區，那就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有極大的危害。現在我們正處在這樣的關鍵時期了，客觀的形勢要求，使我們隊伍一多半必須在新的計劃之下，向新方向重新布置，去突開新區，建立新的遊擊據點。
“滿洲沒有二年以上的遊擊區”，侯啟剛常說的這句受到批判的話，其實是有事實為依據的。
從珠河遊擊隊成立，開創哈東遊擊區，到1935年秋東進下江，正好是兩年光景。3軍在哈東鬧大了，敵人就下工夫對付你了，“治標”、“治本”，使你無法立足。在下江也是一樣。敵我力量的極度懸殊，使抗聯不可能保持長久的遊擊區、根據地。下江就那麽大塊天地，原地遊擊，動作再大，也是在敵人的包圍圈裏打圈子。趙尚誌明了這一點，之前兩次主動率軍西征，突開新區，牽製、調動敵人，掩護了下江聯軍，也為3路軍開啟了希望之門。
遊擊戰的勝利，永遠是在運動中取得的。宏觀上是大遊擊，微觀上是小遊擊，具體到一次戰鬥也是一樣。無論是什麽樣的奇襲，戀戰，久留一地，都會吃大虧。
3路軍主力已在西荒展開兩年了，襲防所，打部落，攻縣城，毀鐵路，沉寂的西荒又成了抗戰的沸點。敵人的辦法，仍是下江的那一套。我們呢？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西荒不同於東荒，地域遼闊，迴旋餘地大。敵人在這裏建部落，我們到那裏去遊擊，不斷地突開新區。此時東北的廣大農村，所謂敵人統治薄弱處，就是還沒有建立“集團部落”的地方。
關於吉東、北滿1938年的西征，都有中高級幹部持不同意見。這也是2路軍西征失敗的原因之一。如金策所說，在舊區活動，“地理道路熟習，上級機關近，經常給他們設法與領導”。遠征新區，正好相反，困難多多。可比之突開新區可以接近群眾這一條，舊區的一切優長，新區的一切困難，都相形見絀，不在話下了。
在《金策意見書》中，他要求“南河隊伍多半以上避開舊區，利用今年青紗帳遠徵到景星區去建立新的根據地”，“北部第三支隊務要凍河以前以後，遠徵到甘南，建立新遊擊區和後方，並建立與幫助地方工作與景星部隊相呼應，保存與發展其實力”。
據說，趙尚誌臨走前有話，他若半年不回來，3軍可另選軍長。
有人提議金策當軍長，金策說我不懂軍事。
從東荒到西荒，因腿腳負傷而難得離開根棍子的金策，有點兒瘸的步履，永遠是那麽堅定、沉著，走一步，看兩步。
侯啟剛說：“尚誌走後北滿黨就沒有了形成以一個人為中心的權威領導者。”
一些老人說，金策擔任北滿省委書記，1941年7月又擔任3路軍政委，那是眾望所歸。他是個成熟的革命家。那時我們叫他“老金策”，提起他就覺得心裏踏實。
目前敵人鮮（顯）然集結於訥東一帶，而我們主力部隊又多在此地“蝟集”，這種現象對於衝破敵人“討伐”方麵多有不利的條件，故本部指令教導隊暨十二團渡河南去，以便能分散敵人力量，使我們能遙相呼應，故指令人民抗日先鋒隊配合八團，仍留訥嫩一帶活動。
進行廣泛的宣傳工作，加緊給群眾做解釋工作，無情提高中國人民、韃子等民族抗日救國信心，救亡雪恥的決心。務須動員人民，自動的在各方麵援助本軍，並將群眾組織起來，特別在較好的區域裏，秘密建立人民抗日自衛隊（不脫離生產的遊擊隊——參看王康信），將人民廣泛的武裝起來。
積極開展新區，努力爭取軍事勝利，精細派群眾探聽敵人防所、車站，採用迅速秘密的行軍、猛烈堅決的動作解決敵人。在火線上拚命，企圖解除敵人的武裝，是有危險的，不能是經常現象，隻能說在一定條件下，才有可能，慎重之，靈活運用遊擊戰術，多準備給養，提高隊員生活。
同一天，作為3路軍總指揮兼6軍軍長，還有一份《東北抗聯第六軍司令部訓令——關於衝破和粉碎敵人的“討伐”計劃》，具體部署冬季作戰。
受命於危難的張壽籛，在朝陽山總部運籌帷幄，指揮若定。
提起張壽籛，就不能不想到他和於天放、陳雷創作的《露營之歌》。
1942年9月10日，《張壽籛獨立活動經過（履歷自傳）》中說：
我厲行革命工作已經十餘年，無論在秘密工作和遊擊鬥爭中……未發生過任何動搖，在任何艱巨環境中，都保持自己積極忠實去實現黨的指示和命令的原則。
馮仲雲在《李兆麟將軍鬥爭簡史》中說：
他曾經挨過了五十多天的餓，這是一九四○年夏秋之間的事。
他的征服及背囊，雖然數次被子彈穿透，但是他並沒有一次負傷，所以抗聯同誌都稱他為“福將”。
這位福將看到了抗戰勝利，卻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
金策主張繼續“突開新區”
1940年9月15日，《金策意見書——關於對第三路軍行動和東北黨組織統一領導問題》中說：
我們的隊伍，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條件之下不靈敏的，不果斷的，不及時的去重新計劃新方向，不重新布置去突開新區，那就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有極大的危害。現在我們正處在這樣的關鍵時期了，客觀的形勢要求，使我們隊伍一多半必須在新的計劃之下，向新方向重新布置，去突開新區，建立新的遊擊據點。
“滿洲沒有二年以上的遊擊區”，侯啟剛常說的這句受到批判的話，其實是有事實為依據的。
從珠河遊擊隊成立，開創哈東遊擊區，到1935年秋東進下江，正好是兩年光景。3軍在哈東鬧大了，敵人就下工夫對付你了，“治標”、“治本”，使你無法立足。在下江也是一樣。敵我力量的極度懸殊，使抗聯不可能保持長久的遊擊區、根據地。下江就那麽大塊天地，原地遊擊，動作再大，也是在敵人的包圍圈裏打圈子。趙尚誌明了這一點，之前兩次主動率軍西征，突開新區，牽製、調動敵人，掩護了下江聯軍，也為3路軍開啟了希望之門。
遊擊戰的勝利，永遠是在運動中取得的。宏觀上是大遊擊，微觀上是小遊擊，具體到一次戰鬥也是一樣。無論是什麽樣的奇襲，戀戰，久留一地，都會吃大虧。
3路軍主力已在西荒展開兩年了，襲防所，打部落，攻縣城，毀鐵路，沉寂的西荒又成了抗戰的沸點。敵人的辦法，仍是下江的那一套。我們呢？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西荒不同於東荒，地域遼闊，迴旋餘地大。敵人在這裏建部落，我們到那裏去遊擊，不斷地突開新區。此時東北的廣大農村，所謂敵人統治薄弱處，就是還沒有建立“集團部落”的地方。
關於吉東、北滿1938年的西征，都有中高級幹部持不同意見。這也是2路軍西征失敗的原因之一。如金策所說，在舊區活動，“地理道路熟習，上級機關近，經常給他們設法與領導”。遠征新區，正好相反，困難多多。可比之突開新區可以接近群眾這一條，舊區的一切優長，新區的一切困難，都相形見絀，不在話下了。
在《金策意見書》中，他要求“南河隊伍多半以上避開舊區，利用今年青紗帳遠徵到景星區去建立新的根據地”，“北部第三支隊務要凍河以前以後，遠徵到甘南，建立新遊擊區和後方，並建立與幫助地方工作與景星部隊相呼應，保存與發展其實力”。
據說，趙尚誌臨走前有話，他若半年不回來，3軍可另選軍長。
有人提議金策當軍長，金策說我不懂軍事。
從東荒到西荒，因腿腳負傷而難得離開根棍子的金策，有點兒瘸的步履，永遠是那麽堅定、沉著，走一步，看兩步。
侯啟剛說：“尚誌走後北滿黨就沒有了形成以一個人為中心的權威領導者。”
一些老人說，金策擔任北滿省委書記，1941年7月又擔任3路軍政委，那是眾望所歸。他是個成熟的革命家。那時我們叫他“老金策”，提起他就覺得心裏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