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21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給高禹民的指示信》，開篇即是：
遠地送來親愛的戰友們飢餓的呻吟，寒凍的顫聲，熱情在我們周身澎湃。同誌們堅毅清臒的瘦影在我們腦海中閃動。我們是朝夕關懷著你們，翹望興安峰巒，可見巍嶺絕壁嚴肅的儀容！白雪與寒風爭厲！這真是象徵著偉大事業的時期，我們緊握著拳頭，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與飢餓寒凍，去與萬惡日寇拚殺！不達勝利誓不休！
同年4月19日，《高禹民關於下江部隊情況給省委負責同誌的信》中說：
親愛的同誌們！我們闖過一九三八年的寒冬及一九三七（九）年的冷春，戰士均伸開疲倦之體，露出高興的精神。
用單立誌老人的話講，是：背陰坡的雪殼子擎不住人了，陽坡的雪化了，心裏就覺得有底了，那人就算活過來了，又能跟鬼子幹一年了。
1934年夏，紅25軍在皖西北打下太湖城，繳獲甚豐，官兵每人分得一把雨傘，大家樂壞了，說一把雨傘一間房呀。
南方紅軍最難熬的是雨季，那天像漏了似的，行軍作戰，苦不堪言。
東北抗聯沒留下一個建製連隊。抗戰勝利後的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12個主力縱隊和特種兵、獨立師，或多或少，大都有當年的抗聯官兵，進關、南下，打到兩湖兩廣。有老人說，到那地場一看哪，打遊擊太好了，四季都是綠的，凍不著，餓不著。
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最苦的莫過於爬雪山、過草地了，可比之抗聯呢？紅軍爬雪山用了多長時間？抗聯是多少年？而草地，即被抗聯老人稱之為“漂筏甸子”的沼澤地，後麵將會寫到，敵人重兵“討伐”時，就往草地裏去，因為敵人不敢進、進不去。
參加了長征的陸定一說過：“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後14年中，東北抗日聯軍的犧牲奮鬥，最為慘烈。”
1932年11月19日，多門師團侵占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夜間強行軍，氣溫驟降，6000人凍傷，占全師團的1/3。
才11月中旬，氣溫再低，能低到哪裏去？零下20多攝氏度夠了吧？
五味川純平在《戰爭和人》中，談到日軍如何穿防寒裝：先在棉毛衫外穿上軍襯衣和軍襯褲（法蘭絨製），再穿上軍褲（呢絨的），外套（毛織）和防寒大衣（厚羊毛製成的皮大衣）。然後再穿上防寒皮套褲，膝蓋以下打上防寒綁腿。腳上穿棉軍襪，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頭上戴防寒帽，帽子裏的毛線頭巾把整個頭包起來。臉部遮上防鼻，這是為了保護易受凍的鼻子。全部穿戴好後，露在外麵的隻有兩隻眼睛。
這是在中蘇邊境線上巡邏的日軍裝束，抗聯沒少與這類鬼子打交道。即便南滿日軍的防寒裝，與抗聯也不可同日而語。敵人是傾“滿洲國”之力保障供給，抗聯一切都靠自己解決，而且，他們沒有飢餓之虞。
即便如此，日軍也不斷有凍死、凍傷的，更不用說被抗聯拖來拖去，在大山裏麻達山了。
據說，當年日本鬼子看到《露營之歌》，也表示欽佩。
“凍死的人笑模悠悠的，像在熱炕頭上睡著了”
1941年12月2日，《抗聯三路軍九支隊官兵履歷表》中，林玉金，三十九歲，1939年2月入伍到6軍3師保安連，擔任過中隊長、排長，“負傷次數及輕重”欄中“無”，“特徵”欄中為“足指皆無，左小指有凍傷”。
1939年（無月日），《張壽籛關於部隊的活動情況及經費使用問題給金策的信》中說，“三月初二夜”，“王繼周同誌（前十一軍二旅主任，五軍派來的）以下六名凍死”。
1940年2月24日，《團結給海山同誌信》中說：
在去年嚴冬之際敵情緊張時期，衣履不佳，飲食不周，除不得已送過江（蘇維埃聯邦負責同誌費心代為收容救濟）百名外，在兩個月過程中加因為傷病飢餓，奇寒而死的四十餘名。
那時在東北，一場寒流過後，無家可歸者成為街頭死倒，平淡無奇。莊稼人的手，若不皴裂開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個莊稼人了。“六個爪”、“王禿瓜子”、“李壞手”、“一隻耳”，是男人而被稱為“×小腳”，殘廢了，這才算得上凍傷的。而各地遊擊隊從成立之日起，這類外號就不斷地取代著一些人的名字。
秋風起，在抓緊整治“時令病”的同時，防凍傷教育也提上議事日程。這時凍傷主要發生在行軍、作戰期間，特別是打伏擊時。土生土長的都有一套防寒經驗，對於像彭施魯這樣的，開頭就得特別關照些。同時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別人破爛，就得說明理由。偶爾打次小宿，濺上火星子燒些窟窿眼子，或是抽菸不小心燒了一塊，就要受到批評。再燒，就會受處罰，通常是罰站、打軍棍。
1938年前，冬棉夏單，各軍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凍死的，不多。之後就越來越多了，也不罰站、打軍棍了——都成“野人”了，罰誰呀？
離休前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副總務長的李桂林老人，黑龍江省肇州縣人，1940年8月參加3路軍12支隊36大隊，沒有任何過渡，離開家門，上隊就開始“打火堆”。
飄第一場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聽到“打火堆”三個字，就趴那一層薄雪的地上不想動彈了。大隊長景芳，細高個，一臉黑胡碴子，一隻胳膊負傷鋸掉了，一隻獨臂將李桂林薅起來，吼著讓他去弄樹枝子鋪“床”，“不然就處罰你”。
遠地送來親愛的戰友們飢餓的呻吟，寒凍的顫聲，熱情在我們周身澎湃。同誌們堅毅清臒的瘦影在我們腦海中閃動。我們是朝夕關懷著你們，翹望興安峰巒，可見巍嶺絕壁嚴肅的儀容！白雪與寒風爭厲！這真是象徵著偉大事業的時期，我們緊握著拳頭，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與飢餓寒凍，去與萬惡日寇拚殺！不達勝利誓不休！
同年4月19日，《高禹民關於下江部隊情況給省委負責同誌的信》中說：
親愛的同誌們！我們闖過一九三八年的寒冬及一九三七（九）年的冷春，戰士均伸開疲倦之體，露出高興的精神。
用單立誌老人的話講，是：背陰坡的雪殼子擎不住人了，陽坡的雪化了，心裏就覺得有底了，那人就算活過來了，又能跟鬼子幹一年了。
1934年夏，紅25軍在皖西北打下太湖城，繳獲甚豐，官兵每人分得一把雨傘，大家樂壞了，說一把雨傘一間房呀。
南方紅軍最難熬的是雨季，那天像漏了似的，行軍作戰，苦不堪言。
東北抗聯沒留下一個建製連隊。抗戰勝利後的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12個主力縱隊和特種兵、獨立師，或多或少，大都有當年的抗聯官兵，進關、南下，打到兩湖兩廣。有老人說，到那地場一看哪，打遊擊太好了，四季都是綠的，凍不著，餓不著。
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最苦的莫過於爬雪山、過草地了，可比之抗聯呢？紅軍爬雪山用了多長時間？抗聯是多少年？而草地，即被抗聯老人稱之為“漂筏甸子”的沼澤地，後麵將會寫到，敵人重兵“討伐”時，就往草地裏去，因為敵人不敢進、進不去。
參加了長征的陸定一說過：“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後14年中，東北抗日聯軍的犧牲奮鬥，最為慘烈。”
1932年11月19日，多門師團侵占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夜間強行軍，氣溫驟降，6000人凍傷，占全師團的1/3。
才11月中旬，氣溫再低，能低到哪裏去？零下20多攝氏度夠了吧？
五味川純平在《戰爭和人》中，談到日軍如何穿防寒裝：先在棉毛衫外穿上軍襯衣和軍襯褲（法蘭絨製），再穿上軍褲（呢絨的），外套（毛織）和防寒大衣（厚羊毛製成的皮大衣）。然後再穿上防寒皮套褲，膝蓋以下打上防寒綁腿。腳上穿棉軍襪，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頭上戴防寒帽，帽子裏的毛線頭巾把整個頭包起來。臉部遮上防鼻，這是為了保護易受凍的鼻子。全部穿戴好後，露在外麵的隻有兩隻眼睛。
這是在中蘇邊境線上巡邏的日軍裝束，抗聯沒少與這類鬼子打交道。即便南滿日軍的防寒裝，與抗聯也不可同日而語。敵人是傾“滿洲國”之力保障供給，抗聯一切都靠自己解決，而且，他們沒有飢餓之虞。
即便如此，日軍也不斷有凍死、凍傷的，更不用說被抗聯拖來拖去，在大山裏麻達山了。
據說，當年日本鬼子看到《露營之歌》，也表示欽佩。
“凍死的人笑模悠悠的，像在熱炕頭上睡著了”
1941年12月2日，《抗聯三路軍九支隊官兵履歷表》中，林玉金，三十九歲，1939年2月入伍到6軍3師保安連，擔任過中隊長、排長，“負傷次數及輕重”欄中“無”，“特徵”欄中為“足指皆無，左小指有凍傷”。
1939年（無月日），《張壽籛關於部隊的活動情況及經費使用問題給金策的信》中說，“三月初二夜”，“王繼周同誌（前十一軍二旅主任，五軍派來的）以下六名凍死”。
1940年2月24日，《團結給海山同誌信》中說：
在去年嚴冬之際敵情緊張時期，衣履不佳，飲食不周，除不得已送過江（蘇維埃聯邦負責同誌費心代為收容救濟）百名外，在兩個月過程中加因為傷病飢餓，奇寒而死的四十餘名。
那時在東北，一場寒流過後，無家可歸者成為街頭死倒，平淡無奇。莊稼人的手，若不皴裂開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個莊稼人了。“六個爪”、“王禿瓜子”、“李壞手”、“一隻耳”，是男人而被稱為“×小腳”，殘廢了，這才算得上凍傷的。而各地遊擊隊從成立之日起，這類外號就不斷地取代著一些人的名字。
秋風起，在抓緊整治“時令病”的同時，防凍傷教育也提上議事日程。這時凍傷主要發生在行軍、作戰期間，特別是打伏擊時。土生土長的都有一套防寒經驗，對於像彭施魯這樣的，開頭就得特別關照些。同時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別人破爛，就得說明理由。偶爾打次小宿，濺上火星子燒些窟窿眼子，或是抽菸不小心燒了一塊，就要受到批評。再燒，就會受處罰，通常是罰站、打軍棍。
1938年前，冬棉夏單，各軍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凍死的，不多。之後就越來越多了，也不罰站、打軍棍了——都成“野人”了，罰誰呀？
離休前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副總務長的李桂林老人，黑龍江省肇州縣人，1940年8月參加3路軍12支隊36大隊，沒有任何過渡，離開家門，上隊就開始“打火堆”。
飄第一場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聽到“打火堆”三個字，就趴那一層薄雪的地上不想動彈了。大隊長景芳，細高個，一臉黑胡碴子，一隻胳膊負傷鋸掉了，一隻獨臂將李桂林薅起來，吼著讓他去弄樹枝子鋪“床”，“不然就處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