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麵麵，東北抗聯有太多的未解、難解之謎。
無論如何，這些無愧於黑土地的我們的先人，這一刻都是被“棄置”在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麵是傷亡之巨、幹部極度缺乏，另一方麵是越來越多的傷病殘廢人員無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給王明、康生的信中說：
“九一八”事變近五年來，因遊擊鬥爭而受到身體殘廢，孤兒寡母，有年紀極老的，有嬰孩，究中中國人尚易於想法安插，可是近來也受到很多限製。特別是高麗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犧牲的同誌和關係家屬，現在殘廢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兒、寡婦、老人、嬰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斃，啼飢號寒待收容救濟者總數五十人以上。軍隊用盡辦法未嚐不可以顧慮，可是牽製了整個的遊擊活動，一遇敵人封鎖進攻，其危險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計之下，隻有請求中央設法取得國際救濟機關的同意，務必加援助於我們，允許我們的請求，收容那些傷殘廢人及孤兒寡婦。
4月10日，周保中在給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樣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樣答覆，即指示的：
去年東滿黨特委和五軍黨委破壞了中央代表團的指示，曾利用派學生之特點，除派學生來外，曾派了四批較殘廢者、病者、受傷者、老弱少者，內中並有很多韓人，引起懷疑者，根據代表團指示，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東滿特委及二、五軍黨委，絕對禁止派病人、受傷者、殘廢、老少等來蘇聯，否則，停止一切黨的和政治的聯繫。
周保中等人，無論怎樣“站在布爾希維克的自我批評立場上”，提出“批評”、“抗議”、“控告”，也無論王明、康生聽沒聽到，都無濟於事。而王明、康生那嚴厲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則，停止一切黨的和政治的聯繫”，可是一句頂一萬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當時是何感想，今天讀來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嗎？
前麵說過，1軍成立之初，即製定了《人民革命軍士兵優待條例》。後來各軍也都有了類似條例。古今中外，對於軍隊的戰死、傷殘者及其家屬，沒有一個國家不給予撫恤、優待的。美國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尋其在二戰中的失蹤者遺骸。
而對於抗聯這樣一支衣食、槍彈都靠自己籌措，繳獲的重機槍、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來的武裝，再讓他們拖著一群傷病殘和烈士的老少遺屬，那遊擊戰還怎麽打？那些“在大森林裏垂危待斃，啼飢號寒”的人們，滿懷熱望奔“階級祖國”而來，千辛萬苦地過界或未過界就被拒絕接收驅趕回來，又會怎樣啼飢號寒？那些還在拿槍戰鬥的人，聽著看著這一切，那軍心士氣又會怎麽樣？
從東北抗聯官兵仰首期盼的那邊，不時傳遞過來的信息之一，就是“棄置”——你們自己折騰去吧！
1936年春梨樹甸子伏擊戰後，打掃戰場，發現4個灰色鐵皮箱子，掂掂，挺沉。這是什麽“好賀兒”呀？有人說是餅幹，有人說是罐頭，用刺刀撬開一看，都知道是機器了，什麽機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楊靖宇報告，楊靖宇立即想到是電台，趕緊派一個排抬了回來。楊靖宇給大家講這電台的用處，一個個又都聽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軍幾乎都繳獲過電台。老人們都說，開頭那可真是當做寶貝呀，有大功率電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聯繫。可有家什沒人才，寶貝就成了廢物，後來都藏在山裏了。北滿辦電信學校，培養通信人才，可是沒有密碼，不還是廢物嗎？
還得靠人。吉東派進關內的人最多，或者像過界去蘇聯一樣，“一去杳如黃鶴”，或者垂頭喪氣回來。就算找到了，空口無憑，能認你嗎？
1940年6月，2路軍總部巡視員彭施魯，隨2支隊1大隊在饒河縣大旗杆活動時，見到個人，三十來歲，中等個頭，說話不緊不慢，挺穩當的，說他叫王鵬，是黨中央派來的。
近六十年後，彭施魯老人說，聽到這話，嚇了一跳，你是中央派來的？驚喜呀，馬上又懷疑。從哪兒來，怎麽來的，來幹什麽，有什麽能證明你的身份？沒有，但說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這事都怠慢不得，趕緊派人送到支隊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兒，談話後又轉送總部。周保中又跟他詳談，認為可信，是中央派來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給王新林的信——報告與王鵬談話記錄》中說，王鵬原名彭森年，是7軍的，1936年夏派去蘇聯學習，後隨康生回國。“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經王明（統一戰線部部長）及楊興（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派遣，叫他到東北來找第七軍的關係，同時要第七軍派一個忠實可靠的同誌作為代表隨他到延安，參加中共七中全會。其他各軍都有交通員。和他一同由延安出發的是往第一軍去的李義廣。”由魯南黨委一區宣傳部長林護佳率領，坐汽車到西安，又坐火車到澠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後，隨115師代師長陳光率領的先遣部隊，經冀南到魯西北、泰西、魯南。在魯南等交通，耽誤5個月。到龍口辦個偽滿的勞工證，坐船到大連，坐火車到哈爾濱，再坐船到饒河。從延安出發時無任何證件，到魯南後有了，巴掌大張紙，蓋個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的印章，縫在左邊衣領裏。饒河是邊境地區，又有抗聯活動，對旅客搜查特別嚴，王鵬下船前把這唯一的身份證毀掉了。
無論如何，這些無愧於黑土地的我們的先人，這一刻都是被“棄置”在這片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了。
一方麵是傷亡之巨、幹部極度缺乏，另一方麵是越來越多的傷病殘廢人員無法安置。
1936年2月20日，魏拯民等人給王明、康生的信中說：
“九一八”事變近五年來，因遊擊鬥爭而受到身體殘廢，孤兒寡母，有年紀極老的，有嬰孩，究中中國人尚易於想法安插，可是近來也受到很多限製。特別是高麗民族部分的最有忠勇和犧牲的同誌和關係家屬，現在殘廢的亟待安置的有五人以上。孤兒、寡婦、老人、嬰孩，在大森林垂危待斃，啼飢號寒待收容救濟者總數五十人以上。軍隊用盡辦法未嚐不可以顧慮，可是牽製了整個的遊擊活動，一遇敵人封鎖進攻，其危險仍然不能免除。在各方估計之下，隻有請求中央設法取得國際救濟機關的同意，務必加援助於我們，允許我們的請求，收容那些傷殘廢人及孤兒寡婦。
4月10日，周保中在給王明、康生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樣的希望、要求。
王明、康生是怎樣答覆，即指示的：
去年東滿黨特委和五軍黨委破壞了中央代表團的指示，曾利用派學生之特點，除派學生來外，曾派了四批較殘廢者、病者、受傷者、老弱少者，內中並有很多韓人，引起懷疑者，根據代表團指示，這些人未接受。
再一次通知東滿特委及二、五軍黨委，絕對禁止派病人、受傷者、殘廢、老少等來蘇聯，否則，停止一切黨的和政治的聯繫。
周保中等人，無論怎樣“站在布爾希維克的自我批評立場上”，提出“批評”、“抗議”、“控告”，也無論王明、康生聽沒聽到，都無濟於事。而王明、康生那嚴厲到家的，也最可怕的“否則，停止一切黨的和政治的聯繫”，可是一句頂一萬句的。
不知魏拯民、周保中當時是何感想，今天讀來不也令人毛骨悚然嗎？
前麵說過，1軍成立之初，即製定了《人民革命軍士兵優待條例》。後來各軍也都有了類似條例。古今中外，對於軍隊的戰死、傷殘者及其家屬，沒有一個國家不給予撫恤、優待的。美國至今仍在不惜重金，搜尋其在二戰中的失蹤者遺骸。
而對於抗聯這樣一支衣食、槍彈都靠自己籌措，繳獲的重機槍、火炮都不得不埋藏起來的武裝，再讓他們拖著一群傷病殘和烈士的老少遺屬，那遊擊戰還怎麽打？那些“在大森林裏垂危待斃，啼飢號寒”的人們，滿懷熱望奔“階級祖國”而來，千辛萬苦地過界或未過界就被拒絕接收驅趕回來，又會怎樣啼飢號寒？那些還在拿槍戰鬥的人，聽著看著這一切，那軍心士氣又會怎麽樣？
從東北抗聯官兵仰首期盼的那邊，不時傳遞過來的信息之一，就是“棄置”——你們自己折騰去吧！
1936年春梨樹甸子伏擊戰後，打掃戰場，發現4個灰色鐵皮箱子，掂掂，挺沉。這是什麽“好賀兒”呀？有人說是餅幹，有人說是罐頭，用刺刀撬開一看，都知道是機器了，什麽機器呀？大家大眼瞪小眼。有人向楊靖宇報告，楊靖宇立即想到是電台，趕緊派一個排抬了回來。楊靖宇給大家講這電台的用處，一個個又都聽得大眼瞪小眼。
或多或少，各軍幾乎都繳獲過電台。老人們都說，開頭那可真是當做寶貝呀，有大功率電台，完全可以和延安聯繫。可有家什沒人才，寶貝就成了廢物，後來都藏在山裏了。北滿辦電信學校，培養通信人才，可是沒有密碼，不還是廢物嗎？
還得靠人。吉東派進關內的人最多，或者像過界去蘇聯一樣，“一去杳如黃鶴”，或者垂頭喪氣回來。就算找到了，空口無憑，能認你嗎？
1940年6月，2路軍總部巡視員彭施魯，隨2支隊1大隊在饒河縣大旗杆活動時，見到個人，三十來歲，中等個頭，說話不緊不慢，挺穩當的，說他叫王鵬，是黨中央派來的。
近六十年後，彭施魯老人說，聽到這話，嚇了一跳，你是中央派來的？驚喜呀，馬上又懷疑。從哪兒來，怎麽來的，來幹什麽，有什麽能證明你的身份？沒有，但說的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這事都怠慢不得，趕緊派人送到支隊政治部主任王效明那兒，談話後又轉送總部。周保中又跟他詳談，認為可信，是中央派來的。
1941年3月10日，《王效明給王新林的信——報告與王鵬談話記錄》中說，王鵬原名彭森年，是7軍的，1936年夏派去蘇聯學習，後隨康生回國。“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經王明（統一戰線部部長）及楊興（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派遣，叫他到東北來找第七軍的關係，同時要第七軍派一個忠實可靠的同誌作為代表隨他到延安，參加中共七中全會。其他各軍都有交通員。和他一同由延安出發的是往第一軍去的李義廣。”由魯南黨委一區宣傳部長林護佳率領，坐汽車到西安，又坐火車到澠池，再步行到垣曲。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後，隨115師代師長陳光率領的先遣部隊，經冀南到魯西北、泰西、魯南。在魯南等交通，耽誤5個月。到龍口辦個偽滿的勞工證，坐船到大連，坐火車到哈爾濱，再坐船到饒河。從延安出發時無任何證件，到魯南後有了，巴掌大張紙，蓋個山東分局書記朱瑞的印章，縫在左邊衣領裏。饒河是邊境地區，又有抗聯活動，對旅客搜查特別嚴，王鵬下船前把這唯一的身份證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