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太多的恥辱和痛苦。我們無法選擇歷史，但是可以選擇未來。為了光榮、光明的未來，我們必須誠實地痛苦地麵對歷史，並以同樣的態度解剖、反省自己。
十二、絕地南滿
第40章 “起叛徒”
“謀略討伐”
1933年8月8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伯陽關於檢查磐石縣委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日滿“在農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戶照象，不論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費，每家寫戶口，每戶有三毛，有二毛”。
撫順平頂山“照相”已經過去快一年了，機關槍也好，照相機也罷，“照相”一說並非空言虛語。至於戶籍和身份證製度，鬼子何時動的念頭及最早實施地區，筆者說不準確，能夠叫準的是在歸屯結束地區，這項工作也結束了。而在此前後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的，還有一些與之配套的係列工程。
學生時代看電影，打仗的，特別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現關內八年抗戰的故事片。鬼子將村子包圍，把老百姓驅趕到一處，追問誰是八路軍、共產黨，見誰可疑，就拉出來。就有大娘（嫂）站出來，說他是俺兒子（俺男人）。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證是扛槍的，還是種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東北也是一樣。但是，1938年後，這一招就不靈了。他是你的兒子（丈夫），他有“證明書”嗎？戶口冊上有這個人嗎？更不用說還有指紋登記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討伐”前，偽通化省的通化、輯安、長白、濛江、撫鬆，偽吉林省的樺甸、磐石、敦化、蛟河，偽間島省的和龍、汪清、安圖、延吉等縣，八歲至五十五歲的男人，有五十多萬按了指紋。而在“大討伐”期間，因抗拒采綴指紋，或被認為指紋不符遭逮捕的，達八萬餘人。
與“匪民分離”同步的，是經濟封鎖。
糧食除限量配給外，每次頂多隻配給半個月的，有時隻給三天份。這樣，抗聯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糧食。上山打柴，下地幹活，不準帶午飯。1938年8月，莊稼正在灌漿，通化、濛江、輯安等縣，就強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帶統一保管，派兵守護。食鹽、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給外，還經常搜查商家店鋪，看你是否多賣了，有無違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寫給中央代表的報告中說：
為禁止我軍必需物資的買賣，在我軍活動地區附近大小城鎮，禁止了所有物資的販賣，而實行專賣，每日隻允許三小時的買賣，對每個購東西的人還用盡各種複雜的手續加以限製。若想買一斤鹽和一雙水襪比登天還難，而且還採取抬高物價或向食品放毒的辦法。
再就是對被俘人員和所謂的“歸順匪”，日寇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1933年6月，《關東軍司令部關於治安維持之一般指導方針》中說：“在剿匪的同時，要用宣傳及政治工作善導思想，並給以生業，安定民心，以期貫徹王道政治。”應該說政策是明確的，有的也這麽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寫到的“黃炮”，就將其“善導”，利用其進攻遊擊區、根據地。但這隻能視作具體執行政策的人的個別行為。總體上，對於投降的各種反日武裝，尤其是山林隊的頭頭，基本都是“嚴重處分”。有的地區連一般的“歸順匪”也不放過，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個“殺”字。
“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不抵抗，之後又打敗40餘萬義勇軍，這時的日寇狂妄至極，不知道更棘手的戰鬥還在後頭。他們不把中國人當人，沒把潛入山林的各色武裝放在眼裏，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隊，在他們眼裏更是沒有任何價值。結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隻有跟他們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贏這種人生地不熟的遊擊戰爭，他們是不能不利用“歸順匪”的，於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溫情工作”一說。
1937年（無月日），《×××關於我軍與敵在三道關作戰情形致×××等的信》中說：
日寇對捕去隊員（趙發）百般巧誘溫存，不加虐待，此亦敵人另一陰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筆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肅正討伐計劃》中說：“特別是關於歸順匪的逆用問題，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團的內訌與破壞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進行的歸順工作，“要加強力量，多想辦法，積極配合武力討伐，做好稱之為‘溫情工作’的此項工作”。
所謂“溫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過去那樣動輒“嚴重處分”，而是用軟刀子殺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報，熟悉地形和抗日軍的活動規律，由他們帶隊做嚮導，或者組織專門隊伍，進行跟蹤、襲擊。有的還被派回來，在內部進行策反。從王鳳閣等義勇軍的失敗，到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這都是個重要因素。
日寇稱之為“謀略討伐”。
偽滿各省縣都設有宣撫委員會，下設數量不等的常設、非常設的宣撫班，由日偽官吏組成，有時也抽一些國高學生參加。這是個人員、任務比較龐雜的組織，隨“滿洲國”各個時期的工作重點進行宣撫，核心是宣傳“王道政治”、“王道樂土”。平時坐汽車、大車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尋個人多熱鬧的地方，拿著鐵皮筒喇叭進行演講，什麽“日滿親善”、“支持聖戰”、“鐵打的滿洲國”等等。要歸屯了，就口口聲聲都是“集團部落”的好處了。有時還放映電影，電影裏的日本人和滿洲人相親相愛，“集團部落”的老百姓多麽幸福。
十二、絕地南滿
第40章 “起叛徒”
“謀略討伐”
1933年8月8日，《中共滿洲省委巡視員伯陽關於檢查磐石縣委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日滿“在農村以及城市按家按戶照象，不論大小每人三毛照象費，每家寫戶口，每戶有三毛，有二毛”。
撫順平頂山“照相”已經過去快一年了，機關槍也好，照相機也罷，“照相”一說並非空言虛語。至於戶籍和身份證製度，鬼子何時動的念頭及最早實施地區，筆者說不準確，能夠叫準的是在歸屯結束地區，這項工作也結束了。而在此前後緊鑼密鼓地進行著的，還有一些與之配套的係列工程。
學生時代看電影，打仗的，特別是打鬼子，基本都是表現關內八年抗戰的故事片。鬼子將村子包圍，把老百姓驅趕到一處，追問誰是八路軍、共產黨，見誰可疑，就拉出來。就有大娘（嫂）站出來，說他是俺兒子（俺男人）。鬼子不信，通常是看手，看那手上的趼子，求證是扛槍的，還是種地的。
生活中的情形，在東北也是一樣。但是，1938年後，這一招就不靈了。他是你的兒子（丈夫），他有“證明書”嗎？戶口冊上有這個人嗎？更不用說還有指紋登記了。
1939年10月野副“大討伐”前，偽通化省的通化、輯安、長白、濛江、撫鬆，偽吉林省的樺甸、磐石、敦化、蛟河，偽間島省的和龍、汪清、安圖、延吉等縣，八歲至五十五歲的男人，有五十多萬按了指紋。而在“大討伐”期間，因抗拒采綴指紋，或被認為指紋不符遭逮捕的，達八萬餘人。
與“匪民分離”同步的，是經濟封鎖。
糧食除限量配給外，每次頂多隻配給半個月的，有時隻給三天份。這樣，抗聯即便攻破部落，也得不到多少糧食。上山打柴，下地幹活，不準帶午飯。1938年8月，莊稼正在灌漿，通化、濛江、輯安等縣，就強迫老百姓收割，快打快藏，放到安全地帶統一保管，派兵守護。食鹽、火柴、布匹、鞋帽等等，除按人口配給外，還經常搜查商家店鋪，看你是否多賣了，有無違禁品。
1940年4月，魏拯民寫給中央代表的報告中說：
為禁止我軍必需物資的買賣，在我軍活動地區附近大小城鎮，禁止了所有物資的販賣，而實行專賣，每日隻允許三小時的買賣，對每個購東西的人還用盡各種複雜的手續加以限製。若想買一斤鹽和一雙水襪比登天還難，而且還採取抬高物價或向食品放毒的辦法。
再就是對被俘人員和所謂的“歸順匪”，日寇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1933年6月，《關東軍司令部關於治安維持之一般指導方針》中說：“在剿匪的同時，要用宣傳及政治工作善導思想，並給以生業，安定民心，以期貫徹王道政治。”應該說政策是明確的，有的也這麽做了，比如 第13章 中寫到的“黃炮”，就將其“善導”，利用其進攻遊擊區、根據地。但這隻能視作具體執行政策的人的個別行為。總體上，對於投降的各種反日武裝，尤其是山林隊的頭頭，基本都是“嚴重處分”。有的地區連一般的“歸順匪”也不放過，甚至民“匪”不分，就是一個“殺”字。
“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不抵抗，之後又打敗40餘萬義勇軍，這時的日寇狂妄至極，不知道更棘手的戰鬥還在後頭。他們不把中國人當人，沒把潛入山林的各色武裝放在眼裏，今天降了、明天反了的山林隊，在他們眼裏更是沒有任何價值。結果是想降的也不敢了，隻有跟他們打下去。而鬼子也不能不明白，要想打贏這種人生地不熟的遊擊戰爭，他們是不能不利用“歸順匪”的，於是就有了“利用匪”和“溫情工作”一說。
1937年（無月日），《×××關於我軍與敵在三道關作戰情形致×××等的信》中說：
日寇對捕去隊員（趙發）百般巧誘溫存，不加虐待，此亦敵人另一陰狠花招也。
《康德六年（1939年——筆者）度通化省秋冬季肅正討伐計劃》中說：“特別是關於歸順匪的逆用問題，要慎重研究。要在匪團的內訌與破壞上多下工夫。”地方工作班進行的歸順工作，“要加強力量，多想辦法，積極配合武力討伐，做好稱之為‘溫情工作’的此項工作”。
所謂“溫情工作”、“利用匪”，即不再像過去那樣動輒“嚴重處分”，而是用軟刀子殺人。
利用叛徒提供情報，熟悉地形和抗日軍的活動規律，由他們帶隊做嚮導，或者組織專門隊伍，進行跟蹤、襲擊。有的還被派回來，在內部進行策反。從王鳳閣等義勇軍的失敗，到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這都是個重要因素。
日寇稱之為“謀略討伐”。
偽滿各省縣都設有宣撫委員會，下設數量不等的常設、非常設的宣撫班，由日偽官吏組成，有時也抽一些國高學生參加。這是個人員、任務比較龐雜的組織，隨“滿洲國”各個時期的工作重點進行宣撫，核心是宣傳“王道政治”、“王道樂土”。平時坐汽車、大車走街串村，每到一地，尋個人多熱鬧的地方，拿著鐵皮筒喇叭進行演講，什麽“日滿親善”、“支持聖戰”、“鐵打的滿洲國”等等。要歸屯了，就口口聲聲都是“集團部落”的好處了。有時還放映電影，電影裏的日本人和滿洲人相親相愛，“集團部落”的老百姓多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