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說，都說“鬼子”、“鬼子”，要俺說小鬼子最鬼的一招，就是會利用中國人替他們幹事。沒有那麽多漢奸、叛徒，日本子能那麽快就占了東三省，占了十四年嗎？沒中國人替他“拉道”（當嚮導），他敢進山打抗聯？深山老林，進去就得麻達山。可他在俺二道溝就沒轍！他人生地不熟，那幾個中國警察看俺們抱團，也不敢真心幫他。俺們屯子男女老少百多口人，齊心抱團，糊弄個小鬼子還不容易嗎？
抗聯領導明了張傳福的處境，幾次要他帶家人上隊。張傳福說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鄉親們就得遭殃了。
時德正老人說，開頭給抗聯送糧，有個挺大的官，勸俺上隊。不少人都被勸過。一聽這話，俺就為難。老黑山憲兵隊抓人，頭兩批是綁著押去的，後兩批不綁，也沒警察押著，都是自己個去的。有像你一樣採訪的人，說你們怎麽那麽聽話，怎麽不跑不反抗呀？俺們可以豁出去，爹媽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買把鋤頭得“行路證”，出屯子種地、割柴火都有鍾點，一家老少幾口人，多大年紀，都在人家本上記著。二道溝多個抗聯小孩，讓日本子折騰個底朝天。不用多，上隊兩個，十家連坐，一屯子人還剩幾個？後來那個大官也明白了，說你們要都上隊了，大傢夥兒喝西北風去呀，這樣子對抗聯幫助、貢獻更大。
老人嘆口氣：張傳福是為了俺們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張傳福再次被老黑山憲兵隊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鐵嶺河“模範監獄”，1941年3月25日被殺害。
敵人始終未發現片底子密營，那裏一直是1路軍、2路軍的活動據點。抗聯過界去蘇聯後，派回來搞偵察的小部隊，常在那裏歇腳、養傷。二道溝人一如既往地給他們送糧，通風報信。
李為奎在溝裏奔樓頭種了幾畝包米，抗聯的人見了，說到時候俺們就收了。
李為奎說：俺就是給你們種的。
“大中華”與“小日本”
高元亮老人說，俺家原來住在和光，二道溝湊不夠20戶人不讓建屯，張傳福去動員俺爹。俺爹說，那地場深山老溝，狼蟲虎豹的，一尋思都嚇人。張傳福說，狼蟲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場咱們出來一趟不容易，日本子進去一趟不也一樣嗎？這不是比什麽都好嗎？一聽這話，俺爹拍拍腦袋，說瞧這臭腦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輩闖關東，是因為天災，還是源於戰禍。但我知道，他們在碾子溝那深山老峪中與狼蟲虎豹為伴，除了那兒土地肥沃外，還因為那兒遠離塵世，也就遠離官家。所以，中學時代學習西漢戴聖的《苛政猛於虎》，就特別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於九軍行營軍本部”“政治討論會”上作的報告《關於中國歷史問題》中，說：“向來中國的官兒隻知貪汙，隻要肯丟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辦的。”
我接觸到的我的爺爺輩的那代人，因為沒文化，沒有“貪汙”、“受賄”、“腐敗”這樣帶點文化的詞兒，而是前麵已經說道過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紀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爺爺，和他那些莊稼人的老哥們兒一樣，生前一直稱“國家”、“政府”為“官家”，把今天稱做“公務員”的國家幹部叫“官家人”。筆者採訪本書時，在那些八十多歲的鄉間老人口中，仍能聽到這類好似已經老得發黴了的詞句。
是“官家”，而不是“國家”——就是說，這個國家是官們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這個國家，再把它承包給各級官員。從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們，自然要為自己的官帽負責，也就是為比自己大的官負責，最終都為皇帝負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無論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無論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大體就是這樣一種狀態。至於老百姓能夠排得上號的，就是沒完沒了地繳納賦稅，供官員們揮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既然國是官們的家，那在自己家裏取用什麽，還能有什麽問題嗎？
古裝戲裏，老百姓是有擊鼓鳴冤權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銀子的貪官，那就是送上門去了。權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鈔機，在官家那兒找不到公理、正義，老百姓還要活，怎麽辦？一個“義”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鄉觀念，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有忙就得幫。二道溝人那樣齊心抱團，與他們都是山東日照人，不能說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比較普遍的是磕頭拜把子，“不能同生，但願同死”的哥們兒義氣，兩肋插刀。大戶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幫精壯後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惡勢力也要畏懼幾分。小門小戶，勢單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比較典型的是“在家禮”。類似“在家禮”的會道門，舊中國一個縣少則十幾種，多則幾十種，屢禁不止，為什麽？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隻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鄉關係，及包括磕頭拜把子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哥們兒義氣的組織形式。《水滸傳》在明清兩代成為禁書，並不是因為一些好漢濫殺無辜，而是因為反官家（書中稱“官府”、“官軍”）。而那一百單八將，除個“義”字，再無其他。連劉備這樣的皇叔、國君也難倖免，竟將個“義”字置於蜀國利益之上，那桃園三結義卻被視為千古美談。至於“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無論怎樣死於日寇之手，那頭腦中可曾有絲毫的國家、民族意識？
抗聯領導明了張傳福的處境，幾次要他帶家人上隊。張傳福說不行，俺拍拍屁股走了，鄉親們就得遭殃了。
時德正老人說，開頭給抗聯送糧，有個挺大的官，勸俺上隊。不少人都被勸過。一聽這話，俺就為難。老黑山憲兵隊抓人，頭兩批是綁著押去的，後兩批不綁，也沒警察押著，都是自己個去的。有像你一樣採訪的人，說你們怎麽那麽聽話，怎麽不跑不反抗呀？俺們可以豁出去，爹媽和老婆孩子呢？去趟老黑山買把鋤頭得“行路證”，出屯子種地、割柴火都有鍾點，一家老少幾口人，多大年紀，都在人家本上記著。二道溝多個抗聯小孩，讓日本子折騰個底朝天。不用多，上隊兩個，十家連坐，一屯子人還剩幾個？後來那個大官也明白了，說你們要都上隊了，大傢夥兒喝西北風去呀，這樣子對抗聯幫助、貢獻更大。
老人嘆口氣：張傳福是為了俺們活，他才死的呀。
年底，張傳福再次被老黑山憲兵隊抓去，被押到牡丹江鐵嶺河“模範監獄”，1941年3月25日被殺害。
敵人始終未發現片底子密營，那裏一直是1路軍、2路軍的活動據點。抗聯過界去蘇聯後，派回來搞偵察的小部隊，常在那裏歇腳、養傷。二道溝人一如既往地給他們送糧，通風報信。
李為奎在溝裏奔樓頭種了幾畝包米，抗聯的人見了，說到時候俺們就收了。
李為奎說：俺就是給你們種的。
“大中華”與“小日本”
高元亮老人說，俺家原來住在和光，二道溝湊不夠20戶人不讓建屯，張傳福去動員俺爹。俺爹說，那地場深山老溝，狼蟲虎豹的，一尋思都嚇人。張傳福說，狼蟲虎豹能咋的呀？那地場咱們出來一趟不容易，日本子進去一趟不也一樣嗎？這不是比什麽都好嗎？一聽這話，俺爹拍拍腦袋，說瞧這臭腦子，想哪去了。
我不知道我的祖輩闖關東，是因為天災，還是源於戰禍。但我知道，他們在碾子溝那深山老峪中與狼蟲虎豹為伴，除了那兒土地肥沃外，還因為那兒遠離塵世，也就遠離官家。所以，中學時代學習西漢戴聖的《苛政猛於虎》，就特別容易理解。
1937年9月5日，周保中“於九軍行營軍本部”“政治討論會”上作的報告《關於中國歷史問題》中，說：“向來中國的官兒隻知貪汙，隻要肯丟腰包，一切事情都是好辦的。”
我接觸到的我的爺爺輩的那代人，因為沒文化，沒有“貪汙”、“受賄”、“腐敗”這樣帶點文化的詞兒，而是前麵已經說道過的“刮地皮”、“勒大脖子”。20世紀50年代末去世的我的爺爺，和他那些莊稼人的老哥們兒一樣，生前一直稱“國家”、“政府”為“官家”，把今天稱做“公務員”的國家幹部叫“官家人”。筆者採訪本書時，在那些八十多歲的鄉間老人口中，仍能聽到這類好似已經老得發黴了的詞句。
是“官家”，而不是“國家”——就是說，這個國家是官們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這個國家，再把它承包給各級官員。從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們，自然要為自己的官帽負責，也就是為比自己大的官負責，最終都為皇帝負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無論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無論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大體就是這樣一種狀態。至於老百姓能夠排得上號的，就是沒完沒了地繳納賦稅，供官員們揮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既然國是官們的家，那在自己家裏取用什麽，還能有什麽問題嗎？
古裝戲裏，老百姓是有擊鼓鳴冤權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銀子的貪官，那就是送上門去了。權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鈔機，在官家那兒找不到公理、正義，老百姓還要活，怎麽辦？一個“義”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鄉觀念，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有忙就得幫。二道溝人那樣齊心抱團，與他們都是山東日照人，不能說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比較普遍的是磕頭拜把子，“不能同生，但願同死”的哥們兒義氣，兩肋插刀。大戶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幫精壯後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惡勢力也要畏懼幾分。小門小戶，勢單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比較典型的是“在家禮”。類似“在家禮”的會道門，舊中國一個縣少則十幾種，多則幾十種，屢禁不止，為什麽？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隻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鄉關係，及包括磕頭拜把子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哥們兒義氣的組織形式。《水滸傳》在明清兩代成為禁書，並不是因為一些好漢濫殺無辜，而是因為反官家（書中稱“官府”、“官軍”）。而那一百單八將，除個“義”字，再無其他。連劉備這樣的皇叔、國君也難倖免，竟將個“義”字置於蜀國利益之上，那桃園三結義卻被視為千古美談。至於“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無論怎樣死於日寇之手，那頭腦中可曾有絲毫的國家、民族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