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裏還有許多文件，是不是還繼續送過去呢？請迅速答覆。
趙尚誌不知道，“我們黨的領袖王明、康生同誌”，這時已經回國了。
不知道這時的趙尚誌是否嗓子冒火，嘴裏起泡，但我們知道他是竭盡全力了，能說的都說了，能做的都做了，而且已經說到家、做到家了。
南滿的事情總是好辦，連兩次西征失利，已經元氣大傷，依然能夠決定第三次西征。北滿呢？自下而上地成立聯總，先幹起來，再逐步地完善它，幾乎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卻也是最難的。南滿嚐試了、失敗了。北滿成立之初，即引起敵人極大的注意，因為這對於它實在是太可怕的事情了。3軍與謝文東、李華堂兩支隊伍的聯合，原本就是其他的同類行為難以比擬的。
而今呢？別說敵人了，就是自己人還有幾多把聯總當回事了？
至於趙尚誌，用一些老人的話講，這個從來不乏自信，幹什麽都不服輸的人，現在也不能不“屁了”，還落下許多不是，這也是最終釀成他的悲劇的原因之一——他是“野心家”呀。
趙尚誌赴蘇
1936年10月下旬，即珠湯聯席會議後一個多月，北滿臨時省委派執委朱新陽赴蘇，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匯報工作，聽取指示。年底，朱新陽從佛山（今嘉陰）縣封凍的黑龍江過界，先後被關押在伯力、海參崴受審查，1937年春到達到莫斯科。
據說，當朱新陽得知“吉特信”、“中代信”及吉東方麵的組織關係沒有任何疑問時，一下子“傻眼了”。
5月17日至19日，王明主持召開了有米夫、代表團部分成員和一些在莫斯科學習的抗聯幹部參加的會議，討論滿洲工作問題，並聽取朱新陽的匯報。“在會議上一致批評了珠河縣委三軍黨委‘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同時亦批評了一些右傾的趨向。”
會上，王明說“你們的決議（指珠湯聯席會議決議——筆者）一點兒也沒統一戰線的氣味”，“你們的政策是有利日本，反統一戰線，與我們路線完全不同”。“你們不懂統一戰線，不懂滿洲實際情形，日本對東北的政策是要消滅滿軍，滿軍無法消滅，中國人反日，滿軍助人民反日。故日本子沒法分化中國人，使中國人殺中國人。我們的策略針對著他們”。
王明批評趙尚誌是“個人英雄主義”、“左傾浮誇”、“遊擊的經驗”、“硬幹”、“對革命的冷熱症”。
從冰天雪地的“民族祖國”，來到春暖花開的“階級祖國”，見到了“我們的領袖王明同誌”，他所代表的北滿黨被扣上這麽多帽子，朱新陽蒙了，如何能不承認錯誤？可他並不明白錯在哪裏，像抗日反滿怎麽就能不並提呢？無論如何也掰扯不開，別不過這個勁兒。
幾個月後，康生來找朱新陽，讓他回國解決北滿的問題，並問他能不能說服趙尚誌。朱新陽問是我一個人回去，還是同別人一起回去。康生說就你一個。朱新陽說我說服不了趙尚誌。康生就讓他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了。
如果會後即派個人，或者哪怕寫封信，派個交通員送到北滿，省執委擴大會可能就不開了，或者就是另一種內容、另一種結果了，後來的事情自然也能簡單些。可1937年春發生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讓北滿黨翹首以盼的事情的結果，卻是到此就拉倒了，畫上句號了。
有些時候，無論怎樣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也可能因一點兒貌似不起眼的疏漏而改變歷史。而這裏表現出來的，從客觀效果上看，則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不能容忍的、連小孩過家家都趕不上的官衙式的輕視、輕浮和漠不關心。
無論王明、康生每天有多少大事需要處理，北滿黨和抗聯的這等大事，在他們眼裏怎麽都如此得微不足道呢？無論怎樣百思難解，這都是他們咳都未咳嗽一聲，就把浴血奮戰的三萬抗聯官兵扔在那冰天雪地裏，夾起皮包走人的一個註腳。
省執委擴大會結束幾天後，七七事變爆發了。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自“九一八”事變後，沒有比七七事變再大、再具影響力的事變了。《義勇軍進行曲》早就吼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現在則要加上個“更”字，或者再來個“最”字。具體到這片已經抗戰六年的黑土地，“王康信”中曾令人費解的“大事變”，一些人覺得有了結論、答案了。5月，關東軍稱讚偽軍“素質已經大大地提高了，現在已經能獨立擔任討伐，去年年末他們在東邊道的討伐上獲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可兩個月後就給了關東軍一個耳光的，仿佛還印證了“抗日反滿不並提”的“正確性”的事實，是許多偽軍譁變，掀起一個小高潮。形勢變化就像個萬花筒，而所有反日武裝都能明顯感覺得到的，則是日偽當局越發加強了“治標”、“治本”的“討伐”力度，半年後就開始了十四年抗戰中的最艱難的時期。
8月28日，《趙尚誌、張壽籛給祥兄的信》中，認為目前的中日戰爭會繼續擴大，關內不能很快地直接援助東北，東北抗戰將走向艱苦的階段。東北黨和各軍之間，爭取意識統一、行動統一，“毫不依賴的，克服自己前進中一切困難，衝破今年度‘日賊大“討伐”’準備明年工作基礎，同時絲毫未放棄準備大事變的工作”。
趙尚誌不知道，“我們黨的領袖王明、康生同誌”，這時已經回國了。
不知道這時的趙尚誌是否嗓子冒火，嘴裏起泡，但我們知道他是竭盡全力了，能說的都說了，能做的都做了，而且已經說到家、做到家了。
南滿的事情總是好辦，連兩次西征失利，已經元氣大傷，依然能夠決定第三次西征。北滿呢？自下而上地成立聯總，先幹起來，再逐步地完善它，幾乎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卻也是最難的。南滿嚐試了、失敗了。北滿成立之初，即引起敵人極大的注意，因為這對於它實在是太可怕的事情了。3軍與謝文東、李華堂兩支隊伍的聯合，原本就是其他的同類行為難以比擬的。
而今呢？別說敵人了，就是自己人還有幾多把聯總當回事了？
至於趙尚誌，用一些老人的話講，這個從來不乏自信，幹什麽都不服輸的人，現在也不能不“屁了”，還落下許多不是，這也是最終釀成他的悲劇的原因之一——他是“野心家”呀。
趙尚誌赴蘇
1936年10月下旬，即珠湯聯席會議後一個多月，北滿臨時省委派執委朱新陽赴蘇，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匯報工作，聽取指示。年底，朱新陽從佛山（今嘉陰）縣封凍的黑龍江過界，先後被關押在伯力、海參崴受審查，1937年春到達到莫斯科。
據說，當朱新陽得知“吉特信”、“中代信”及吉東方麵的組織關係沒有任何疑問時，一下子“傻眼了”。
5月17日至19日，王明主持召開了有米夫、代表團部分成員和一些在莫斯科學習的抗聯幹部參加的會議，討論滿洲工作問題，並聽取朱新陽的匯報。“在會議上一致批評了珠河縣委三軍黨委‘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同時亦批評了一些右傾的趨向。”
會上，王明說“你們的決議（指珠湯聯席會議決議——筆者）一點兒也沒統一戰線的氣味”，“你們的政策是有利日本，反統一戰線，與我們路線完全不同”。“你們不懂統一戰線，不懂滿洲實際情形，日本對東北的政策是要消滅滿軍，滿軍無法消滅，中國人反日，滿軍助人民反日。故日本子沒法分化中國人，使中國人殺中國人。我們的策略針對著他們”。
王明批評趙尚誌是“個人英雄主義”、“左傾浮誇”、“遊擊的經驗”、“硬幹”、“對革命的冷熱症”。
從冰天雪地的“民族祖國”，來到春暖花開的“階級祖國”，見到了“我們的領袖王明同誌”，他所代表的北滿黨被扣上這麽多帽子，朱新陽蒙了，如何能不承認錯誤？可他並不明白錯在哪裏，像抗日反滿怎麽就能不並提呢？無論如何也掰扯不開，別不過這個勁兒。
幾個月後，康生來找朱新陽，讓他回國解決北滿的問題，並問他能不能說服趙尚誌。朱新陽問是我一個人回去，還是同別人一起回去。康生說就你一個。朱新陽說我說服不了趙尚誌。康生就讓他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了。
如果會後即派個人，或者哪怕寫封信，派個交通員送到北滿，省執委擴大會可能就不開了，或者就是另一種內容、另一種結果了，後來的事情自然也能簡單些。可1937年春發生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讓北滿黨翹首以盼的事情的結果，卻是到此就拉倒了，畫上句號了。
有些時候，無論怎樣嚴肅認真，一絲不苟，也可能因一點兒貌似不起眼的疏漏而改變歷史。而這裏表現出來的，從客觀效果上看，則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不能容忍的、連小孩過家家都趕不上的官衙式的輕視、輕浮和漠不關心。
無論王明、康生每天有多少大事需要處理，北滿黨和抗聯的這等大事，在他們眼裏怎麽都如此得微不足道呢？無論怎樣百思難解，這都是他們咳都未咳嗽一聲，就把浴血奮戰的三萬抗聯官兵扔在那冰天雪地裏，夾起皮包走人的一個註腳。
省執委擴大會結束幾天後，七七事變爆發了。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自“九一八”事變後，沒有比七七事變再大、再具影響力的事變了。《義勇軍進行曲》早就吼出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現在則要加上個“更”字，或者再來個“最”字。具體到這片已經抗戰六年的黑土地，“王康信”中曾令人費解的“大事變”，一些人覺得有了結論、答案了。5月，關東軍稱讚偽軍“素質已經大大地提高了，現在已經能獨立擔任討伐，去年年末他們在東邊道的討伐上獲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可兩個月後就給了關東軍一個耳光的，仿佛還印證了“抗日反滿不並提”的“正確性”的事實，是許多偽軍譁變，掀起一個小高潮。形勢變化就像個萬花筒，而所有反日武裝都能明顯感覺得到的，則是日偽當局越發加強了“治標”、“治本”的“討伐”力度，半年後就開始了十四年抗戰中的最艱難的時期。
8月28日，《趙尚誌、張壽籛給祥兄的信》中，認為目前的中日戰爭會繼續擴大，關內不能很快地直接援助東北，東北抗戰將走向艱苦的階段。東北黨和各軍之間，爭取意識統一、行動統一，“毫不依賴的，克服自己前進中一切困難，衝破今年度‘日賊大“討伐”’準備明年工作基礎，同時絲毫未放棄準備大事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