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立誌老人說，李學福大高個，挺壯實，圓臉盤，和和氣氣的一個人。可見到朝鮮族人自顧自在一塊嘮得熱鬧，就黑下臉來批評，說中朝同誌要團結一心打日本子，都像你們這樣紮堆，不是沒隔也有隔了嗎？越是嘮不到一塊去，越要往一塊嘮，這樣才能盡快嘮到一塊去。
由於語言、文化風俗的差異，不同地域、民族的人湊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際圈是自然的，產生誤會也是難免的。開頭漢族隊員少，難紮堆，孤零零的沒意思，有的就離隊了。戰場上下達命令，一部分人聽不懂，“撤退”聽成“衝鋒”，“衝鋒”當做“撤退”。打了勝仗沒什麽，當個笑話樂一陣子，打了敗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煩。東滿和湯原反“民生團”，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大隊長、師長到軍長，李學福始終強調學習語言，特別是學習漢語，並將其作為一項戰鬥任務。指揮員連最基本的指揮用語都不會，戰場上也得通過翻譯，能不誤事嗎？更不用說抗聯經常是小部隊活動，有時還要單獨執行任務了。在抗聯這支方方麵麵都極其特殊的隊伍中，語言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生活技能，還是戰鬥力。
在東滿2軍，軍長王德泰則強調漢族官兵要學習朝鮮族語言文字，並身體力行。
1933年夏，駐饒河救國軍4旅12團，將饒河縣反日會長李學福逮捕。押赴城外槍斃，途中瞅準機會，他一頭將個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鑽林子，有的跳進河裏，“乒桌球乓”的槍聲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負傷又被捉住，十幾個人隻跑掉幾個。李學福狂奔到個池塘邊，跳下去，頭頂水草蹲在水裏，得以脫身。
自擔任大隊長後，四年間大小幾十仗，像陳榮久一樣，這是個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過，正值壯麗年華的身軀，卻被嚴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蘇聯去世。
陳榮久犧牲，李學福繼任，是在下江特委擴大會議上選舉的。
之前為3師師長的第三任軍長景樂亭，也是選舉的。
景樂亭，山東章丘縣人，1903年生於何種人家，何時到東北，“九一八”事變前何時參加東北軍，任何職務，均不詳。後來參加高玉山的民眾救國軍，為1旅1營營長。
入伍就在3師，曾在師部警衛連任排長、黨支部書記的單立誌老人說，景樂亭中等個，不胖不瘦，圓臉尖下頦。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勝就打，不能打就走，機靈，戰場上不彎腰，帶3師、7軍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參軍不久就參加的二道林子戰鬥，消滅100多敵人。
關於景樂亭的資料留存甚少，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關於抗聯的書籍或發表的文章中，也幾乎見不到這位7軍軍長的名字。因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處死，罪名是“困難時期動搖企圖投敵、在內部結成反革命小團體”。
“內部問題”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團副團長薑尚平率隊北上富錦、同江，在所到之處被群眾稱之為“大姑娘隊”的同時，“內部問題”漸呈表麵化。
薑尚平為“安邦隊”首領，1934年參加饒河遊擊隊。此人作戰勇敢，毛病也大，亂花錢，繳獲錢財揣腰包。崔石泉和幾位連長提出批評，他把3連長邴升臣抓起來，說邴連長是老高麗的走狗，要先打老高麗，再打日本子。
饒河遊擊隊是在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中誕生的。剔除幹部犧牲的因素，7軍中高級幹部變換是各軍中最頻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種宗派、團體的權力鬥爭，特別是統戰部隊增多之後。
鄭魯岩，山東省日照縣人，“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李杜的自衛軍，1934年參加饒河遊擊隊，1936年任4軍2師師長。2師改編為7軍，陳榮久當軍長，鄭魯岩即消極怠工。下江特委書記樸元彬去海參崴交通局匯報工作，指定他代理特委書記，他派軍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隊做統戰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頭弟兄，隻向他匯報工作。1937年2月，鄭魯岩到虎林收編山林隊，臨行前在軍部講話，說他要成立個11軍，跟7軍競賽。
原2師5團團長鄒其昌，到虎頭另立山頭，成立“暫編1師”，反對7軍。原2師7團團長賈瑞福，發表聲明當鬍子，全團隻剩下5個人。
內部如此，外部環境自然惡化。原來團結在7軍周圍的山林隊，有的不聽調動，有的離去了。叛徒羅英和混入7軍的奸細，乘機大肆活動。天津班戰鬥後，羅英幹脆準備奪權。
讓陳榮久當軍長，應該不無對這種內部紛爭的考慮。在蘇聯學習兩年回來，跟這些人沒什麽瓜葛、矛盾，同時不利因素也相當明顯。不熟悉情況，獨力難支，也就困難多多。雖然槍斃幾個奸細，並不能挽回局麵。
1937年2月18日，《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軍長陳榮久給××同誌的信》中說：
我們抗日聯軍處在極端孤立和危險的狀態。我們認為：最近沒得到我們上級機關的極力幫助的話，那麽，下江一帶的革命軍沒有進步的希望了。
從遊擊隊到抗聯，各軍無不受到“北方會議”、“1·26”指示信，以及後麵將要寫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變化的影響，各自經歷的坎坷、磨難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饒河遊擊隊這樣，開頭幾乎清一色朝鮮（族）人的隊伍，由於地域、領導人的差異，也各不相同。而由4軍2師改編的7軍，與4軍的差異就更大了，卻也同樣到了不整頓不行的時候了。
由於語言、文化風俗的差異，不同地域、民族的人湊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際圈是自然的，產生誤會也是難免的。開頭漢族隊員少，難紮堆，孤零零的沒意思，有的就離隊了。戰場上下達命令，一部分人聽不懂，“撤退”聽成“衝鋒”，“衝鋒”當做“撤退”。打了勝仗沒什麽，當個笑話樂一陣子，打了敗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煩。東滿和湯原反“民生團”，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大隊長、師長到軍長，李學福始終強調學習語言，特別是學習漢語，並將其作為一項戰鬥任務。指揮員連最基本的指揮用語都不會，戰場上也得通過翻譯，能不誤事嗎？更不用說抗聯經常是小部隊活動，有時還要單獨執行任務了。在抗聯這支方方麵麵都極其特殊的隊伍中，語言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生活技能，還是戰鬥力。
在東滿2軍，軍長王德泰則強調漢族官兵要學習朝鮮族語言文字，並身體力行。
1933年夏，駐饒河救國軍4旅12團，將饒河縣反日會長李學福逮捕。押赴城外槍斃，途中瞅準機會，他一頭將個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鑽林子，有的跳進河裏，“乒桌球乓”的槍聲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負傷又被捉住，十幾個人隻跑掉幾個。李學福狂奔到個池塘邊，跳下去，頭頂水草蹲在水裏，得以脫身。
自擔任大隊長後，四年間大小幾十仗，像陳榮久一樣，這是個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過，正值壯麗年華的身軀，卻被嚴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蘇聯去世。
陳榮久犧牲，李學福繼任，是在下江特委擴大會議上選舉的。
之前為3師師長的第三任軍長景樂亭，也是選舉的。
景樂亭，山東章丘縣人，1903年生於何種人家，何時到東北，“九一八”事變前何時參加東北軍，任何職務，均不詳。後來參加高玉山的民眾救國軍，為1旅1營營長。
入伍就在3師，曾在師部警衛連任排長、黨支部書記的單立誌老人說，景樂亭中等個，不胖不瘦，圓臉尖下頦。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勝就打，不能打就走，機靈，戰場上不彎腰，帶3師、7軍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參軍不久就參加的二道林子戰鬥，消滅100多敵人。
關於景樂亭的資料留存甚少，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關於抗聯的書籍或發表的文章中，也幾乎見不到這位7軍軍長的名字。因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處死，罪名是“困難時期動搖企圖投敵、在內部結成反革命小團體”。
“內部問題”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團副團長薑尚平率隊北上富錦、同江，在所到之處被群眾稱之為“大姑娘隊”的同時，“內部問題”漸呈表麵化。
薑尚平為“安邦隊”首領，1934年參加饒河遊擊隊。此人作戰勇敢，毛病也大，亂花錢，繳獲錢財揣腰包。崔石泉和幾位連長提出批評，他把3連長邴升臣抓起來，說邴連長是老高麗的走狗，要先打老高麗，再打日本子。
饒河遊擊隊是在錯綜複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中誕生的。剔除幹部犧牲的因素，7軍中高級幹部變換是各軍中最頻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種宗派、團體的權力鬥爭，特別是統戰部隊增多之後。
鄭魯岩，山東省日照縣人，“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李杜的自衛軍，1934年參加饒河遊擊隊，1936年任4軍2師師長。2師改編為7軍，陳榮久當軍長，鄭魯岩即消極怠工。下江特委書記樸元彬去海參崴交通局匯報工作，指定他代理特委書記，他派軍部副官王殿甲去山林隊做統戰工作。王殿甲是他的磕頭弟兄，隻向他匯報工作。1937年2月，鄭魯岩到虎林收編山林隊，臨行前在軍部講話，說他要成立個11軍，跟7軍競賽。
原2師5團團長鄒其昌，到虎頭另立山頭，成立“暫編1師”，反對7軍。原2師7團團長賈瑞福，發表聲明當鬍子，全團隻剩下5個人。
內部如此，外部環境自然惡化。原來團結在7軍周圍的山林隊，有的不聽調動，有的離去了。叛徒羅英和混入7軍的奸細，乘機大肆活動。天津班戰鬥後，羅英幹脆準備奪權。
讓陳榮久當軍長，應該不無對這種內部紛爭的考慮。在蘇聯學習兩年回來，跟這些人沒什麽瓜葛、矛盾，同時不利因素也相當明顯。不熟悉情況，獨力難支，也就困難多多。雖然槍斃幾個奸細，並不能挽回局麵。
1937年2月18日，《東北抗日聯軍第七軍軍長陳榮久給××同誌的信》中說：
我們抗日聯軍處在極端孤立和危險的狀態。我們認為：最近沒得到我們上級機關的極力幫助的話，那麽，下江一帶的革命軍沒有進步的希望了。
從遊擊隊到抗聯，各軍無不受到“北方會議”、“1·26”指示信，以及後麵將要寫到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變化的影響，各自經歷的坎坷、磨難也各有不同。即便像饒河遊擊隊這樣，開頭幾乎清一色朝鮮（族）人的隊伍，由於地域、領導人的差異，也各不相同。而由4軍2師改編的7軍，與4軍的差異就更大了，卻也同樣到了不整頓不行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