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她是不是共產黨員，在黨內是什麽地位。她回答說：‘我同共產黨沒有關係。’我問她：‘為什麽進行抗日活動？’一聽這問題，她一下子提高了聲調，作了義正辭嚴的回答，與其說是回答我的問題，不如說是對日軍的控訴。她說：‘我是中國人，日本侵略中國以來的行動，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如果你是中國人，對於日軍目前在珠河縣的行動將怎樣想呢？中國人反抗這樣的日軍難道還用得著解釋嗎？我們中國人除了抗戰外，別無出路。你們日本人口蜜腹劍。’接著她就‘日本軍是保衛中國不受他國侵略’，‘日滿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問題作了揭露。她那種激憤之情，在我看來簡直不像個身負重傷的人。她對日本軍固然很義憤，但講得有條有理，使人一聽就懂。當翻譯把她的話向我翻譯時，趙一曼就盯著翻譯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繼續講，滔滔不絕，確是個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覺地成了她的宣傳對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趙一曼的傷口，隻見她身子抖了一下，臉上露出了忍痛而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待在她身旁的那個姑娘跳起來護著她。我命令旁邊的警士把那個姑娘拉出去。我說：‘看樣子你有點兒發火了吧？我不是為了聽你那套話來的，你不說，我也會讓你說出來的。你先把你共產黨的身份說一說吧！’在我這樣威脅下，她從容地回答道：‘我沒有什麽中共身份，強迫一個人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蠻橫了吧？你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把證據拿出來！’她除了承認做婦女工作以外，其他什麽也不說。於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幹脆不說話了。”
用鞭子戳傷口，把竹籤刺進指甲裏，是為了使趙一曼屈服，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從被俘地到珠河縣城，一輛牛車在山道土路上顛簸，對傷口不作任何處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爾濱，住進市立醫院，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因為他們發現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因為大腿上的貫通傷潰爛了，他們需要一個活口，而把竹籤刺進指甲裏是不會危及生命的。
醫院畢竟不是偽警務廳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機會。
趙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爾濱的，何時被以“王氏”之名轉至市立醫院療傷無從查考，看守她的偽警察換成董憲勛，是在1936年4月上旬。
這是一個挺沉穩的富於正義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職業，使他對這個世界的黑暗、殘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馬上就要寫到的韓勇義多得多。可他們都碰上了一個令他們、也讓我們這些後人永遠敬仰的人，兩顆冬眠的中國心就怦然跳動起來。在1936年那個叫做什麽“滿洲國”的世界裏，他們的行為有著特別的昭示意義。後人不會忘記他們，就像懷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戰死的、凍死的、餓死的有名無名的抗聯官兵一樣。隻是拿起筆來，心頭總是壓抑著愧疚，因為我們這些後人對他們知道得實在太少。
開頭的話題，是多大年紀了，掙多少錢呀，娶媳婦了沒有呀，家住哪兒呀等等，董憲勛都回答了。談到日本侵略者的醜行，“滿洲國”這個恥辱的怪胎，董憲勛就不吭聲了，隨之而來的則是他值班時環境的寬鬆。自然，趙一曼的話題也就更放得開、有針對性了，而且有機會把自己到東北的經歷、見聞寫成類似小說的文字，董憲勛就成了第一個讀者。有一天，董憲勛就說：俺想參加抗聯，打日本子！
護士韓勇義，原是筆者家鄉人，知道得能多點兒。
她1919年出生於桓仁縣二道嶺，十歲時一家人搬到哈爾濱，投奔在黑龍江省官銀號哈爾濱分號當經理的大伯父韓文貴。“九一八”事變後，大伯父積極籌錢支持馬占山、李杜抗戰，義勇軍失敗後隱居北平。日軍占領哈爾濱，把韓勇義的父親抓去，逼他交出銀號帳目，憂恨成疾而死。
有個男孩子名字的十六歲的見習護士韓勇義，中等個頭，鴨蛋形臉，一雙清澈的大眼，挺濃的眉毛，活潑開朗，敢愛敢恨，見義勇為。之前她就見過有關趙一曼的報導，如果說那時是好奇與不無敬仰的話，當她看到這個被日寇摧殘得不忍睹視的女人時，幾乎就隻有後者了。她非常喜歡在這個特殊病人的身邊多待一會兒，為她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特務見她年紀小，對她也不大提防。看著趙一曼傷口逐漸好起來，韓勇義眉眼間都是笑意。特務們審訊趙一曼，拉下病床踢打，傷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處於好好壞壞又不致命的狀態，那雙含淚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噴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濱江省警務廳關於趙一曼的情況報告》（濱警特密第8853號）中說：“她們在憎恨世界的醜惡上取得了一致的觀點。”
後來敵人審問韓勇義和董憲勛，施電刑，上大掛，用炭火燒韓勇義的臉和背，問她為什麽要幫助趙一曼逃跑。她說：“因為自己住在滿洲國，走著滿洲國的街道，坐著滿洲國的車，使用著滿洲國的國幣，吃著滿洲國的出產，這都是由於住在滿洲國，出於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髒之中所流著的熱血，是中華民國的熱血。我期待著將來的抗日戰線得到擴大，把日本人從東北驅逐出去，再掛起中華民國旗子的日子。”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趙一曼的傷口，隻見她身子抖了一下，臉上露出了忍痛而憤怒的表情。這時候待在她身旁的那個姑娘跳起來護著她。我命令旁邊的警士把那個姑娘拉出去。我說：‘看樣子你有點兒發火了吧？我不是為了聽你那套話來的，你不說，我也會讓你說出來的。你先把你共產黨的身份說一說吧！’在我這樣威脅下，她從容地回答道：‘我沒有什麽中共身份，強迫一個人說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蠻橫了吧？你說我是共產黨員，你把證據拿出來！’她除了承認做婦女工作以外，其他什麽也不說。於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幹脆不說話了。”
用鞭子戳傷口，把竹籤刺進指甲裏，是為了使趙一曼屈服，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從被俘地到珠河縣城，一輛牛車在山道土路上顛簸，對傷口不作任何處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爾濱，住進市立醫院，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因為他們發現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因為大腿上的貫通傷潰爛了，他們需要一個活口，而把竹籤刺進指甲裏是不會危及生命的。
醫院畢竟不是偽警務廳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機會。
趙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爾濱的，何時被以“王氏”之名轉至市立醫院療傷無從查考，看守她的偽警察換成董憲勛，是在1936年4月上旬。
這是一個挺沉穩的富於正義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職業，使他對這個世界的黑暗、殘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馬上就要寫到的韓勇義多得多。可他們都碰上了一個令他們、也讓我們這些後人永遠敬仰的人，兩顆冬眠的中國心就怦然跳動起來。在1936年那個叫做什麽“滿洲國”的世界裏，他們的行為有著特別的昭示意義。後人不會忘記他們，就像懷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戰死的、凍死的、餓死的有名無名的抗聯官兵一樣。隻是拿起筆來，心頭總是壓抑著愧疚，因為我們這些後人對他們知道得實在太少。
開頭的話題，是多大年紀了，掙多少錢呀，娶媳婦了沒有呀，家住哪兒呀等等，董憲勛都回答了。談到日本侵略者的醜行，“滿洲國”這個恥辱的怪胎，董憲勛就不吭聲了，隨之而來的則是他值班時環境的寬鬆。自然，趙一曼的話題也就更放得開、有針對性了，而且有機會把自己到東北的經歷、見聞寫成類似小說的文字，董憲勛就成了第一個讀者。有一天，董憲勛就說：俺想參加抗聯，打日本子！
護士韓勇義，原是筆者家鄉人，知道得能多點兒。
她1919年出生於桓仁縣二道嶺，十歲時一家人搬到哈爾濱，投奔在黑龍江省官銀號哈爾濱分號當經理的大伯父韓文貴。“九一八”事變後，大伯父積極籌錢支持馬占山、李杜抗戰，義勇軍失敗後隱居北平。日軍占領哈爾濱，把韓勇義的父親抓去，逼他交出銀號帳目，憂恨成疾而死。
有個男孩子名字的十六歲的見習護士韓勇義，中等個頭，鴨蛋形臉，一雙清澈的大眼，挺濃的眉毛，活潑開朗，敢愛敢恨，見義勇為。之前她就見過有關趙一曼的報導，如果說那時是好奇與不無敬仰的話，當她看到這個被日寇摧殘得不忍睹視的女人時，幾乎就隻有後者了。她非常喜歡在這個特殊病人的身邊多待一會兒，為她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特務見她年紀小，對她也不大提防。看著趙一曼傷口逐漸好起來，韓勇義眉眼間都是笑意。特務們審訊趙一曼，拉下病床踢打，傷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處於好好壞壞又不致命的狀態，那雙含淚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噴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濱江省警務廳關於趙一曼的情況報告》（濱警特密第8853號）中說：“她們在憎恨世界的醜惡上取得了一致的觀點。”
後來敵人審問韓勇義和董憲勛，施電刑，上大掛，用炭火燒韓勇義的臉和背，問她為什麽要幫助趙一曼逃跑。她說：“因為自己住在滿洲國，走著滿洲國的街道，坐著滿洲國的車，使用著滿洲國的國幣，吃著滿洲國的出產，這都是由於住在滿洲國，出於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髒之中所流著的熱血，是中華民國的熱血。我期待著將來的抗日戰線得到擴大，把日本人從東北驅逐出去，再掛起中華民國旗子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