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閥專製到極端民主化，這對應的兩極，有時隻有一步之遙。
王鈞老人說，遼瀋戰役後，東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龍江省軍區參謀長。到哪兒檢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圍有什麽製高點，有敵情敵人會從哪兒來，應該怎樣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幾年仗，習慣了。可湯原遊擊隊剛成立時，晚上不知道派崗哨，後來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選得不是地方。一群莊稼人，隊長“半拉子”出身，握鋤把子的手拿起槍，懂什麽呀。第一次戰鬥後，有個戰士說他的槍不好使，我問怎麽了，他給我看手裏的幾個子彈殼，說槍響了，這子彈怎麽還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為那彈殼也跟彈頭一樣，會從槍膛裏發射出去的。
1934年夏，2軍繳獲第一門迫擊炮。官兵圍觀，高興得不得了，說再打據點不愁了，兩炮就給它揭蓋了。一個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說這就叫炮呀？一次追擊敵人，他在草叢中絆了一跤，爬起來看，一截挺粗的鐵筒子，半人多高，下邊還有個鍋樣的鐵傢夥。這是個什麽東西呀？瞅一會兒，踢兩腳，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報告》中說，政治部除了主任、組織科長和一個團的工作同誌外，“其他人員大都是政治上有問題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適宜，在政治部寄生著”。1934年9月的《東北反日遊擊隊哈東支隊給省委的報告》中說：“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滯在小局部裏麵。可憐的除了宣傳單以外就是睡覺，政治部幾個同誌眼就睡紅了。”
共產黨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稱於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這副模樣。而在更廣闊的宏觀上，東北已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還要全國一盤棋，搞土地革命，把張學良、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產階級統統打倒，那原因種種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嗎？
書記是一個幼稚同誌，二十多年的僱農，同時又會劁豬，他在1931年派爭領導之下參加組織的，他很忠實積極，若是有人告訴他什麽他幹什麽，也不知道對不對生幹（“生幹”即硬幹——筆者）。
縣委本身對於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熱烈的傳達到支部去討論研究，就是縣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這類“幼稚同誌”，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類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無論“北方會議”精神，還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講得頭頭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開的南滿第一次黨代會上，有人認為貧農是小資產階級，人民政權中貧農太多是個問題。這種人喜歡引經據典，而且通常都能從馬列著作中找到幾句依據，經常把一些工農分子“理論”得找不著北，又不能不讓人佩服，覺得人家有“學問”。當然也有受窘的時候。比如講到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利益是一致的，有人問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階級，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說鬼子的槍炮誰造的？鬼子裏工人、窮人也不少，怎麽不去殺日本軍閥、資本家，倒大老遠跑中國來殺人放火？回答是上當受騙了，還沒覺悟。但是咱們要明白，工人階級是最有覺悟的，他們早晚會起來戰鬥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騙一人一時，還能千千萬萬的騙這麽多年？這日本軍閥和資本家也太厲害了，你再講俺們也糊塗了，不講倒多少還明白點兒。
這種人往往把“理論”和無條件的不妥協，視為革命者的唯一標誌，不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是玷汙了共產黨員的稱號。他們中不乏虔誠的布爾什維克，隻是還需要更多的苦難和磨礪。
還有一種幹部，更多的是憑經驗、直覺，憑對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則行事。對於上級指示，對的執行，錯的不理睬。隻要是對抗戰有利的事，他們就幹。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爺的那種“山裏風味”。在一些人的眼裏，他們也是“幼稚同誌”，時不時地會被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乃至受到處分。但他們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聲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個非常幼稚的錯誤，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則。
支部橫的關係，一人知道十幾個支部，支部幾十個人天天開會等等，都是地下黨所不允許的。到日本統治區域做工的同誌，應當教育他最起碼的秘密工作常識，帶手槍，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長及工頭，開口閉口共產黨，這種行為對於黨是極有害的，客觀上等於公開告密。
縣委絲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遊擊區的一個小孩都知道誰是縣委和住處在哪裏。
比之1軍士兵編號，以數字代姓名，這種“等於公開告密”的地方黨，實在難以理喻。可東北各地的地方黨組織，基本就是這樣子。結果，敵人來了，根據地被破壞，即便黨組織未被破壞，也沒法活動了。
“你們是不是中國人？”
從紅軍到人民革命軍到抗聯，共產黨的隊伍與山林隊的區別之一是唱歌。環境允許，隊伍走到哪裏都唱，一聽到歌聲，老百姓就知道抗聯來了。
戰場上也唱。
南滿最先領教這歌聲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戰鬥。
王鈞老人說，遼瀋戰役後，東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龍江省軍區參謀長。到哪兒檢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圍有什麽製高點，有敵情敵人會從哪兒來，應該怎樣部署兵力。再一想，就笑了。打了十幾年仗，習慣了。可湯原遊擊隊剛成立時，晚上不知道派崗哨，後來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選得不是地方。一群莊稼人，隊長“半拉子”出身，握鋤把子的手拿起槍，懂什麽呀。第一次戰鬥後，有個戰士說他的槍不好使，我問怎麽了，他給我看手裏的幾個子彈殼，說槍響了，這子彈怎麽還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為那彈殼也跟彈頭一樣，會從槍膛裏發射出去的。
1934年夏，2軍繳獲第一門迫擊炮。官兵圍觀，高興得不得了，說再打據點不愁了，兩炮就給它揭蓋了。一個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說這就叫炮呀？一次追擊敵人，他在草叢中絆了一跤，爬起來看，一截挺粗的鐵筒子，半人多高，下邊還有個鍋樣的鐵傢夥。這是個什麽東西呀？瞅一會兒，踢兩腳，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報告》中說，政治部除了主任、組織科長和一個團的工作同誌外，“其他人員大都是政治上有問題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適宜，在政治部寄生著”。1934年9月的《東北反日遊擊隊哈東支隊給省委的報告》中說：“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滯在小局部裏麵。可憐的除了宣傳單以外就是睡覺，政治部幾個同誌眼就睡紅了。”
共產黨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稱於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這副模樣。而在更廣闊的宏觀上，東北已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還要全國一盤棋，搞土地革命，把張學良、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產階級統統打倒，那原因種種中少得了“幼稚”二字嗎？
書記是一個幼稚同誌，二十多年的僱農，同時又會劁豬，他在1931年派爭領導之下參加組織的，他很忠實積極，若是有人告訴他什麽他幹什麽，也不知道對不對生幹（“生幹”即硬幹——筆者）。
縣委本身對於中央的指示信（指一月二十六日）和省委的指示，不但未能熱烈的傳達到支部去討論研究，就是縣委本身根本也不了解。
這類“幼稚同誌”，通常文化都不高。另一類就不同了，似乎也不“幼稚”。無論“北方會議”精神，還是“1·26”指示信，好像都能講得頭頭是道。
像1934年11月召開的南滿第一次黨代會上，有人認為貧農是小資產階級，人民政權中貧農太多是個問題。這種人喜歡引經據典，而且通常都能從馬列著作中找到幾句依據，經常把一些工農分子“理論”得找不著北，又不能不讓人佩服，覺得人家有“學問”。當然也有受窘的時候。比如講到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利益是一致的，有人問算不算日本的工人階級，回答自然是肯定的。那你說鬼子的槍炮誰造的？鬼子裏工人、窮人也不少，怎麽不去殺日本軍閥、資本家，倒大老遠跑中國來殺人放火？回答是上當受騙了，還沒覺悟。但是咱們要明白，工人階級是最有覺悟的，他們早晚會起來戰鬥的。大家就七嘴八舌道，騙一人一時，還能千千萬萬的騙這麽多年？這日本軍閥和資本家也太厲害了，你再講俺們也糊塗了，不講倒多少還明白點兒。
這種人往往把“理論”和無條件的不妥協，視為革命者的唯一標誌，不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是玷汙了共產黨員的稱號。他們中不乏虔誠的布爾什維克，隻是還需要更多的苦難和磨礪。
還有一種幹部，更多的是憑經驗、直覺，憑對事物最普通的也是最基本的理解和原則行事。對於上級指示，對的執行，錯的不理睬。隻要是對抗戰有利的事，他們就幹。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曲大爺的那種“山裏風味”。在一些人的眼裏，他們也是“幼稚同誌”，時不時地會被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乃至受到處分。但他們掌管的那方天地，工作通常都挺好，甚至有聲有色。
而上述幼稚的、不幼稚的，都犯了一個非常幼稚的錯誤，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地下工作的“地下”原則。
支部橫的關係，一人知道十幾個支部，支部幾十個人天天開會等等，都是地下黨所不允許的。到日本統治區域做工的同誌，應當教育他最起碼的秘密工作常識，帶手槍，穿西服，背文件，先通知百家長及工頭，開口閉口共產黨，這種行為對於黨是極有害的，客觀上等於公開告密。
縣委絲毫不注意秘密工作，就是遊擊區的一個小孩都知道誰是縣委和住處在哪裏。
比之1軍士兵編號，以數字代姓名，這種“等於公開告密”的地方黨，實在難以理喻。可東北各地的地方黨組織，基本就是這樣子。結果，敵人來了，根據地被破壞，即便黨組織未被破壞，也沒法活動了。
“你們是不是中國人？”
從紅軍到人民革命軍到抗聯，共產黨的隊伍與山林隊的區別之一是唱歌。環境允許，隊伍走到哪裏都唱，一聽到歌聲，老百姓就知道抗聯來了。
戰場上也唱。
南滿最先領教這歌聲威力的，是歪脖子望山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