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即日起，凡參加民生團的經發現之後，無論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認罪——筆者）一律開除。”“如果不徹底自服，然而還要繼續其工作，經過群眾路線以後，執行槍決（首領不在其內）。”“經過第一次釋放以後仍然繼續他的作用時，立刻逮捕放在監獄，仍然希望徹底自服，不自服槍決。”“在第二次釋放以後，仍然要幹，無條件槍決。”“民生團發現以後，在區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區委以上無條件槍決（此條例係在地方上如此，在軍隊除去按上述條件外，其餘有犯軍法最明顯的，經各方麵調查以後不管次數和領袖，一律槍決）。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團省委特派員鍾關於東滿反日鬥爭情況的報告》，下麵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吳）致東滿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話：
某同誌估計遊（擊）區內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團，這是過分的估計。假若遊擊區內絕大多數群眾是民生團，那麽這些遊擊區域老早就被日本消滅了。我認為，在遊擊區群眾中和人民革命軍中有少數民生團分子，但是基本群眾是站在反日戰線方麵的。
東滿是“民生團”的發源地和重災區，省委自然非常重視，不斷派人巡視，反“民生團”鬥爭也就不斷加碼。直到省委派往吉東的巡視員吳平給東滿特委寫了這封信，並在金日成等人的堅決反對、抵製下，東滿的反“民生團”鬥爭才有所收斂，並逐漸平息下來。
但是，沒有人認為反“民生團”鬥爭搞錯了，而隻是說“擴大化”了。
就在東北共產黨人大抓“民生團”的同時，關內一些蘇區也在“肅反”。紅4方麵軍25軍82師師長江求順，被打成“改組派”。此人軍政雙全，威望極高，全師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殺不可。大刀舉起來了，這個參軍前的大別山長工，高呼“革命萬歲”、“共產黨萬歲”。
給領導提點兒意見，發句牢騷，說句怪話，丟個槍零件，都可能成為“反革命”。幾個人在一起吃頓飯，就成了“吃喝委員會”，就是“反革命”。還有“排隊肅反”。官兵排成隊伍，佩戴綠色領章的特派員（除特派員外都是紅色的）在隊列間走動，察言觀色，逐個端詳。誰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視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還有什麽“改組派”、“第三黨”、“ab團”，大都窮苦人出身，哪懂這些名詞、花樣呀？知識分子就更慘了，據說整個紅4方麵軍戴眼鏡的，就剩了個12師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傅鍾）。
1936年1月20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反日聯合軍第五軍黨委特別會議記錄》（第二份）中說：
若無十一月擴大會議以後的極堅決的展開了反民生團的鬥爭，那麽我們可以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極陰險的“惡毒素”，經過民生團的反革命作用，終於把東滿黨和人民革命軍侵蝕崩潰，像ab團一樣，企圖斷送中國紅四軍團那樣相同的危險性。
東北被捕殺的“民生團”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數是在東滿捕殺的，有人認為應不少於1500人。
1933年末統計，東北共有黨員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時，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這不到1000人並非都是黨員，被捕殺的“民生團”也不都是黨員（軍隊、地方的黨員、團員及群眾各為多少人，無從查考）。但是，比之這兩個數字，2000人左右是個什麽數字，在東北抗戰中是種什麽樣的力量，會發揮什麽樣的作用，就是再不識數的人也心中有數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
幹部的恐慌是滿洲黨組織上一個嚴重的現象，因為幹部的極端缺乏，障礙了整個工作的發展，例如許多的義勇軍需要我們派人而無人派去，許多地方黨部（如吉東局這樣重要的組織）僅僅是個人包辦，現在從省委一直到地方黨部的組織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於幹部的缺乏，由於滿洲過去工作沒有大的開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幹部不能源源產生，現在比較負責的同誌大多數是從外麵去的，當地有經驗的堅強幹部確實非常之少，大膽的提拔幹部雖然在積極進行，但是仍然無法解決目前的困難，不能應付目前的緊急需要。
一方麵是幹部極端缺乏，不斷向中央要幹部，同時努力培訓幹部，另一方麵卻是把幹部打成“民生團”，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殺，隻是人的腦袋可不像韭菜那樣割了還能長出來。
在那兒偷著樂的，隻能是誰？
想想自“九一八”事變後，敵人殺害了多少共產黨人，自己窩裏亂殺了多少自己人。從各自在東北黨和軍隊總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從“北方會議”到反“民生團”，東北黨最大的敵人來自哪裏。而朝鮮共產黨人加入中共時，正趕上立三路線。失敗的血，傾軋的淚，他們經歷了太多太多的苦難，慘烈得令人不忍睹視。
“二軍作戰英勇，在聯軍中要算‘首屈一指’。”這種評價，當然不是來自抗聯2軍。
如果沒有達2000人左右的“民生團”被捕殺，後來驍勇善戰的2軍，又該是何等成色？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團省委特派員鍾關於東滿反日鬥爭情況的報告》，下麵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滿洲省委吉東巡視員（吳）致東滿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話：
某同誌估計遊（擊）區內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團，這是過分的估計。假若遊擊區內絕大多數群眾是民生團，那麽這些遊擊區域老早就被日本消滅了。我認為，在遊擊區群眾中和人民革命軍中有少數民生團分子，但是基本群眾是站在反日戰線方麵的。
東滿是“民生團”的發源地和重災區，省委自然非常重視，不斷派人巡視，反“民生團”鬥爭也就不斷加碼。直到省委派往吉東的巡視員吳平給東滿特委寫了這封信，並在金日成等人的堅決反對、抵製下，東滿的反“民生團”鬥爭才有所收斂，並逐漸平息下來。
但是，沒有人認為反“民生團”鬥爭搞錯了，而隻是說“擴大化”了。
就在東北共產黨人大抓“民生團”的同時，關內一些蘇區也在“肅反”。紅4方麵軍25軍82師師長江求順，被打成“改組派”。此人軍政雙全，威望極高，全師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殺不可。大刀舉起來了，這個參軍前的大別山長工，高呼“革命萬歲”、“共產黨萬歲”。
給領導提點兒意見，發句牢騷，說句怪話，丟個槍零件，都可能成為“反革命”。幾個人在一起吃頓飯，就成了“吃喝委員會”，就是“反革命”。還有“排隊肅反”。官兵排成隊伍，佩戴綠色領章的特派員（除特派員外都是紅色的）在隊列間走動，察言觀色，逐個端詳。誰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視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還有什麽“改組派”、“第三黨”、“ab團”，大都窮苦人出身，哪懂這些名詞、花樣呀？知識分子就更慘了，據說整個紅4方麵軍戴眼鏡的，就剩了個12師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的傅鍾）。
1936年1月20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反日聯合軍第五軍黨委特別會議記錄》（第二份）中說：
若無十一月擴大會議以後的極堅決的展開了反民生團的鬥爭，那麽我們可以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極陰險的“惡毒素”，經過民生團的反革命作用，終於把東滿黨和人民革命軍侵蝕崩潰，像ab團一樣，企圖斷送中國紅四軍團那樣相同的危險性。
東北被捕殺的“民生團”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數是在東滿捕殺的，有人認為應不少於1500人。
1933年末統計，東北共有黨員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時，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這不到1000人並非都是黨員，被捕殺的“民生團”也不都是黨員（軍隊、地方的黨員、團員及群眾各為多少人，無從查考）。但是，比之這兩個數字，2000人左右是個什麽數字，在東北抗戰中是種什麽樣的力量，會發揮什麽樣的作用，就是再不識數的人也心中有數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
幹部的恐慌是滿洲黨組織上一個嚴重的現象，因為幹部的極端缺乏，障礙了整個工作的發展，例如許多的義勇軍需要我們派人而無人派去，許多地方黨部（如吉東局這樣重要的組織）僅僅是個人包辦，現在從省委一直到地方黨部的組織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於幹部的缺乏，由於滿洲過去工作沒有大的開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幹部不能源源產生，現在比較負責的同誌大多數是從外麵去的，當地有經驗的堅強幹部確實非常之少，大膽的提拔幹部雖然在積極進行，但是仍然無法解決目前的困難，不能應付目前的緊急需要。
一方麵是幹部極端缺乏，不斷向中央要幹部，同時努力培訓幹部，另一方麵卻是把幹部打成“民生團”，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殺，隻是人的腦袋可不像韭菜那樣割了還能長出來。
在那兒偷著樂的，隻能是誰？
想想自“九一八”事變後，敵人殺害了多少共產黨人，自己窩裏亂殺了多少自己人。從各自在東北黨和軍隊總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從“北方會議”到反“民生團”，東北黨最大的敵人來自哪裏。而朝鮮共產黨人加入中共時，正趕上立三路線。失敗的血，傾軋的淚，他們經歷了太多太多的苦難，慘烈得令人不忍睹視。
“二軍作戰英勇，在聯軍中要算‘首屈一指’。”這種評價，當然不是來自抗聯2軍。
如果沒有達2000人左右的“民生團”被捕殺，後來驍勇善戰的2軍，又該是何等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