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同年10月25日《中共東滿黨團特委工作報告》中的文字。


    打土豪,分田地。當時認為地主分兩種,一種是公開投降的,一種是假裝愛國,利用反日招牌進行投降活動,反正沒好東西。地主打倒了,腿腳快的跑城裏去了,富農也跑了,一些中農也跟著跑了。像延吉縣王隅溝,原有3000多居民,一下子跑散了一多半。誰愛跑就跑,這下子成窮人的天下了,正好建設蘇維埃。


    立即實現社會主義,廢除私有財產。土地、房屋、牲畜、糧食以及鋤頭、鐮刀、犁耙等等,統統歸公共所有。很快的,連鍋碗瓢盆也都拿走了,有了集體食堂大鍋飯,家裏用不著這些東西了。集體吃飯,集體勞動,集體農莊——有人去過蘇聯,親眼見過蘇聯的集體農莊,一切都學蘇聯的樣兒。更多的人是從文件和馬列著作中看到的,那也不妨礙學習蘇聯,走社會主義道路。


    隻是普通百姓實在搞不懂這“蘇維埃”是怎麽回事兒。在朝語中,“蘇維埃”與“速射炮”諧音,去參加區蘇維埃選舉的嘎呀河代表,就認為這回開會能發幾門速射炮,回來打日本子。漢族人不了解“蘇維埃”,叫“蘇維埃大哥”,朝鮮(族)人也認為“蘇維埃”是個人,說“叫‘蘇維埃’的大官要來,咱拿什麽‘好嚼裹兒’待客呀”?


    當時有宣傳材料,“什麽叫蘇維埃”,“什麽叫高爾赫子(朝語“集體農莊”——筆者)”,“什麽叫哥穆那(朝語“公社”——筆者)”,通篇外來語、新名詞。有的蘇維埃幹部講得口幹舌燥,把自己也弄得稀裏糊塗。


    之前,特別是每年的紅五月,從滿洲省委到各級黨組織的一個重要口號,是要求8小時工作製。這回建立了蘇維埃,立即實行,婦女、青年還是6小時。問題不僅在於節氣不等人,太陽照屁股了還在睡懶覺,更在於職業革命者越來越多,而且給予鼓勵、提倡,認為這是形勢大好的標誌。一些年輕人就不參加勞動,而是這村去那村地“革命”,還騎著打土豪打來的馬,那情景比今天駕私家車出遊還瀟灑、浪漫。那些8小時、6小時勞動的人,自然就有意見了:“蘇維埃成立以後還是以前勞苦的人勞苦。”


    在把許多勤勞樸實的農民變成了遊手好閑的二流子的同時,這個隻憑一腔熱情和理想而創建的烏托邦就破產了。


    成立蘇維埃後,紅地盤、紅區之外的就是白地盤、白區,白區和白區的人就被視為“走狗屯”、“走狗”,來紅區就是“偵探”,紅區內禁止商品交易,更不準與白區通商。眼見著土地荒蕪,白吃飯的人越來越多,就有人躲到深山老林裏開荒種地去了,還有到白區去投親靠友的,反正就是為不餓肚子活個命。開頭是被視為“背叛”、“投降”的,後來就默認了,再後來就允許經商、通商了。過去有商人經過紅區,貨物一律沒收,這回改為收稅。號召、鼓勵農民打黃皮子、麅子、野雞,採集木耳、藥材等山貨,到白區出售。


    最根本的還是打破大鍋飯,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下麵是1933年8月20日《中共東滿特委關於秋收運動的工作計劃》中的一段文字:


    根本消滅“共同勞動”、“共同生活”,提出口號:“誰種的地誰打的糧歸誰!”根本消滅浪人吃白食的現象,各人、各家、各機關提出口號:“閑人恕不招待飯食!”亡命客各找人家幫人家幹活,幹活條件自由規定。至於農民個人自由互相交換幫助收地,那並不是“共同勞動”,不應禁止。青年團與少先隊,必須在自己的會議上嚴重討論,不留情麵的和那些不勞動的分子鬥爭,把每個團員和少先隊員動員起來參加秋收。那些不勞動的分子應該認為團與青年群眾的恥辱。


    “死守紅旗飄揚的蘇維埃!”


    蘇維埃紅地盤,是日寇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遊擊隊,顧名思義,是要遊要動,在遊動中擊敵。黑土地上的第一支赤色遊擊隊延吉遊擊隊,還有和龍、汪清、琿春遊擊隊,卻要“禦敵於國門之外”,死守紅區,寸土不讓。


    “死守蘇維埃區域!”“死守紅旗飄揚的蘇維埃!”這是1933年5月1日《中共琿春縣委為“五·一”紀念告中韓勞苦群眾書》中的口號——其他縣委也是如此。


    據1942年寫於蘇聯的《抗聯第一路軍略史》載敘,從1932年夏到秋冬季,日偽在東滿共產黨活躍地區,見房就燒,見人就殺,男女老少被屠殺4000多人。正值貫徹北方會議精神時期,東滿黨選擇一些群眾基礎較好的村屯建立蘇維埃政權,既是執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同時也想建立幾個鞏固的根據地,武裝保護自己,使群眾免遭屠殺。敵人來了,遊擊隊遊擊走了,這不是逃跑嗎?不管人民死活,這叫什麽人民武裝?


    而且,“武裝保衛蘇聯”喊多少年了,連自己的蘇維埃都保護不了,還怎麽保衛蘇聯?


    無論這些共產黨人怎樣狂熱,不切實際,左得出奇,左得可悲,他們都是虔誠的具有崇高理想和大無畏獻身精神的戰士。


    蘇區保衛戰在各縣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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