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李範五怎麽解釋、爭辯，小趙不為所動，反倒認為這正是縣委上層勾結的典型，是階級立場問題。
李範五就覺得脊梁背上嗖嗖冒涼氣兒。
李範五的祖父、父親，原在奉天省遼陽縣小北灣，不知哪輩子闖關東到了那裏。小北灣都是白沙崗子，地薄，難餬口。終於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墳上最後一次祭祖，和父親各自一副擔子，挑上全部家當走了。一路北上，來到穆稜縣八麵通北麵的麅子溝時，祖父溝裏溝外轉了大半天後，麅子溝就有了第一戶人家。
麅子溝土地肥得流油不說，而且前有水後有山，隻要捨得下力氣，旱澇保收。也巧了，第二年趕上官府“放荒”（賣地），祖父用嫁姑姑剩下的一點兒錢，買了幾十坰生荒地。那時土地不值錢。那時的北大荒，到哪兒都能刨兩坰地。隻是這種刨法，心裏總是膽突突的，說不定什麽時候會被官府收去。這回好了，有蓋著官府大印的地照了，隻管甩開膀子豁出命去幹吧。男女老少，隻要能拿動钁頭的，都去刨地。兩頭不見太陽。黑油油的土地，金燦燦的穀穗，汗水灑在自己的土地上，天底下還有比這更香甜的莊稼人的夢嗎？
幾年墾荒，糧越來越多，祖祖輩輩為吃飯愁苦的莊稼人，日子這回倒過來了。可麅子溝除了飛禽走獸，周圍百八十裏沒有人煙，那個叫“八麵通”的鎮子，這時也隻有七戶人家。賣不了，吃不動，就給老家的親戚朋友寫信，說這旮旯的糧食海了，吃不飽飯的就來吧。祖父將自己的荒地租給他們，頭三年不收租，三年後每坰地收一擔大豆。人越來越多，泡子溝就形成個村落，李範五家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大糧戶——不然，他再聰明，也不可能去北平念大學。
如果說張作霖由鬍子而“東北王”的發跡史，讓黑土地上的鬍子有了盼頭，渴望著有朝一日出人頭地，那麽正是像李範五的爺爺這樣的成功者，鼓動著山東、河北一代代闖關東的移民潮——其中包括我的祖輩。
現在，二十二歲的縣委書記，卻不能不為與自己同樣家庭出身的同誌的命運，更為寧安的抗戰前景，感到忐忑不安，捏著把汗。
小趙臨走前交代，要把類似鄧吉生這樣的黨員統統開除黨籍。小趙是代表省委巡視工作，他的話就是指示，必須執行。但在沒有正式見到省委文件之前，李範五還想等等、看看，因為他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麽。結果小趙走後不久，交通員送來省委《關於吉東黨在反日戰爭新形勢下的錯誤及今後的任務》，反覆閱讀，一點兒轍沒有，執行吧。
立竿見影。
看到鄧吉生等人的下場，一些人就不幹工作了，一些“外白內紅”的甲長也躲著他了。一向活躍的縣反日會，連個會議也召集不起來了，許多人回家種地了，接替李範五任會長的孟仁甫去當私塾先生了。李範五找他談話，他說不是俺不願幹，是沒法幹、不能幹了。俺拋家舍業，拎著腦袋反日，反出一身不是，還把你也連累了，你說還能幹嗎？
曲大爺是鴨蛋河一帶甚至是鶴立崗最有名的。他兒子在蘇聯讀書，同時蘇聯方麵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經濟有變化，蘇聯不讓普通人過去做買賣時，蘇聯允許他過去做買賣。但是他將物品運過來時，他賣二、三倍的價錢來剝削群眾，一般農民是並不樂意他。但是他對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過境——筆者）走過去，就可以到他家裏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個客，甚至胡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見著曲大爺的東西是不劫的。同時他和官僚軍閥也有很深的聯絡，所以我們稱之為“變相的買辦”。像曲大爺這類什麽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溝裏和山溝口是非常多，這都是有山裏風味的。
1933年5月，《關於中共湯原中心縣委半年來工作報告》中，講的這位“有山裏風味”的曲大爺，廣交朋友，什麽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寬，活得滋潤。東北各地都不鮮見這種“路路通”的人物，這是一種生存智慧。李延祿廣交朋友是為了反日救國，多個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這是最簡單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識了，卻違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會議”是把除了窮人之外的有產階級，與日本帝國主義半斤八兩的都當做了敵人。“1·26”指示信強調下層統一戰線，反對上層勾結，與“北方會議”一脈相承的都是這條階級路線。江橋抗戰的功勞，隻能記在士兵的頭上，因為士兵是窮苦人，馬占山是軍閥、有錢人，不可能真心實意抗戰，階級本性決定的。而在產生本書的這個歷史階段，一成不變、始終如一的則是“擁護蘇聯”、“保衛蘇聯”，因為蘇聯是“工人祖國”、“階級祖國”，仍是一條階級路線。“親不親，階級分”是後來的話，其實東北抗戰十四年間，某種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且，這個階級陣營中還包括了日本的工農。“應該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國工人利益相同的口號”，“現在日本作戰軍士兵極大多數由日本工農青年分子被強迫進來替日本法西斯蒂的當炮灰，所以他們對於統治者的憤恨和反戰情緒以及要求回國等日益成熟著。我們應當根據這個矛盾和弱點，並且我們善於利用這個矛盾和弱點，使之變為我們的後備軍。”
李範五就覺得脊梁背上嗖嗖冒涼氣兒。
李範五的祖父、父親，原在奉天省遼陽縣小北灣，不知哪輩子闖關東到了那裏。小北灣都是白沙崗子，地薄，難餬口。終於有一天，祖父一咬牙，全家人去祖墳上最後一次祭祖，和父親各自一副擔子，挑上全部家當走了。一路北上，來到穆稜縣八麵通北麵的麅子溝時，祖父溝裏溝外轉了大半天後，麅子溝就有了第一戶人家。
麅子溝土地肥得流油不說，而且前有水後有山，隻要捨得下力氣，旱澇保收。也巧了，第二年趕上官府“放荒”（賣地），祖父用嫁姑姑剩下的一點兒錢，買了幾十坰生荒地。那時土地不值錢。那時的北大荒，到哪兒都能刨兩坰地。隻是這種刨法，心裏總是膽突突的，說不定什麽時候會被官府收去。這回好了，有蓋著官府大印的地照了，隻管甩開膀子豁出命去幹吧。男女老少，隻要能拿動钁頭的，都去刨地。兩頭不見太陽。黑油油的土地，金燦燦的穀穗，汗水灑在自己的土地上，天底下還有比這更香甜的莊稼人的夢嗎？
幾年墾荒，糧越來越多，祖祖輩輩為吃飯愁苦的莊稼人，日子這回倒過來了。可麅子溝除了飛禽走獸，周圍百八十裏沒有人煙，那個叫“八麵通”的鎮子，這時也隻有七戶人家。賣不了，吃不動，就給老家的親戚朋友寫信，說這旮旯的糧食海了，吃不飽飯的就來吧。祖父將自己的荒地租給他們，頭三年不收租，三年後每坰地收一擔大豆。人越來越多，泡子溝就形成個村落，李範五家就成了遠近聞名的大糧戶——不然，他再聰明，也不可能去北平念大學。
如果說張作霖由鬍子而“東北王”的發跡史，讓黑土地上的鬍子有了盼頭，渴望著有朝一日出人頭地，那麽正是像李範五的爺爺這樣的成功者，鼓動著山東、河北一代代闖關東的移民潮——其中包括我的祖輩。
現在，二十二歲的縣委書記，卻不能不為與自己同樣家庭出身的同誌的命運，更為寧安的抗戰前景，感到忐忑不安，捏著把汗。
小趙臨走前交代，要把類似鄧吉生這樣的黨員統統開除黨籍。小趙是代表省委巡視工作，他的話就是指示，必須執行。但在沒有正式見到省委文件之前，李範五還想等等、看看，因為他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麽。結果小趙走後不久，交通員送來省委《關於吉東黨在反日戰爭新形勢下的錯誤及今後的任務》，反覆閱讀，一點兒轍沒有，執行吧。
立竿見影。
看到鄧吉生等人的下場，一些人就不幹工作了，一些“外白內紅”的甲長也躲著他了。一向活躍的縣反日會，連個會議也召集不起來了，許多人回家種地了，接替李範五任會長的孟仁甫去當私塾先生了。李範五找他談話，他說不是俺不願幹，是沒法幹、不能幹了。俺拋家舍業，拎著腦袋反日，反出一身不是，還把你也連累了，你說還能幹嗎？
曲大爺是鴨蛋河一帶甚至是鶴立崗最有名的。他兒子在蘇聯讀書，同時蘇聯方麵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經濟有變化，蘇聯不讓普通人過去做買賣時，蘇聯允許他過去做買賣。但是他將物品運過來時，他賣二、三倍的價錢來剝削群眾，一般農民是並不樂意他。但是他對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過境——筆者）走過去，就可以到他家裏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個客，甚至胡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見著曲大爺的東西是不劫的。同時他和官僚軍閥也有很深的聯絡，所以我們稱之為“變相的買辦”。像曲大爺這類什麽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溝裏和山溝口是非常多，這都是有山裏風味的。
1933年5月，《關於中共湯原中心縣委半年來工作報告》中，講的這位“有山裏風味”的曲大爺，廣交朋友，什麽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寬，活得滋潤。東北各地都不鮮見這種“路路通”的人物，這是一種生存智慧。李延祿廣交朋友是為了反日救國，多個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這是最簡單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識了，卻違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會議”是把除了窮人之外的有產階級，與日本帝國主義半斤八兩的都當做了敵人。“1·26”指示信強調下層統一戰線，反對上層勾結，與“北方會議”一脈相承的都是這條階級路線。江橋抗戰的功勞，隻能記在士兵的頭上，因為士兵是窮苦人，馬占山是軍閥、有錢人，不可能真心實意抗戰，階級本性決定的。而在產生本書的這個歷史階段，一成不變、始終如一的則是“擁護蘇聯”、“保衛蘇聯”，因為蘇聯是“工人祖國”、“階級祖國”，仍是一條階級路線。“親不親，階級分”是後來的話，其實東北抗戰十四年間，某種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且，這個階級陣營中還包括了日本的工農。“應該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國工人利益相同的口號”，“現在日本作戰軍士兵極大多數由日本工農青年分子被強迫進來替日本法西斯蒂的當炮灰，所以他們對於統治者的憤恨和反戰情緒以及要求回國等日益成熟著。我們應當根據這個矛盾和弱點，並且我們善於利用這個矛盾和弱點，使之變為我們的後備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