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月後，遊擊隊又在磐東泊子受到高錫甲反動地主武裝襲擊，繼任隊長王兆蘭、政委初向臣犧牲，還傷亡幾名隊員。
中國同誌成了寶貝
樺甸縣官領導八十餘便衣隊及四百餘人商兵，來襲擊我們的組織地域（如新開河、蜂蜜頂子、栗子溝、西四方頂子等四鄉）屠殺了韓人男女四十餘名，捕禁百餘人。他們的口號是：“高麗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國人起來殺日本走狗高麗，沒收他們的財產。誰殺一個老高麗，給一千吊及一個老高麗姑娘。”
黨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任務是正確的，隻是黨當了群眾的尾巴，未爭取廣大的中國勞苦群眾，僅僅的領導了韓國群眾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廣大的中國勞苦群眾，還未從豪紳地主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且在日本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胡匪頭挑撥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幫助地主階級屠殺韓國勞苦群眾。因此中韓勞苦群眾的聯合戰線，在目前完全破壞了，在客觀上完全形成了中韓弱小民族互相屠殺的戰爭。
挑撥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麗告（造）反，老高麗殺中國人，高麗殺人剝皮（假造證據傳單）；老高麗要回家，要奪東三省，高麗鬍子，老高麗是日本走狗；高麗共產黨；隨老高麗是高麗走狗，私通外國；要打日本先打老高麗；留老（高）麗吃飯住宿的槍斃。
以上文字，分別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縣委報告》、《磐石中心縣委緊急報告》。
不獨磐石，在此前後東北各地黨組織的報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見到這類文字。
南滿、北滿、東滿、吉東，要組建遊擊隊都得有槍，槍從何來？一買，二奪，主要靠奪。從誰手裏奪？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時期，各地農村都有的被稱為“大院套”的高牆大院，都可以進去搶奪。但是現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從朋友手裏搶奪東西，有這樣的道理嗎？造成磐石遊擊隊兩位主官同時犧牲的罪魁禍首高錫甲，當年和今天談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動地主”、“反動地主武裝”。之前殺害孟傑民的張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沒人會就此認為他是反日的愛國地主，像許多地主一樣，他好像還需要點什麽變故，才能顯現出政治麵目。而現在，遍地起鬍子，他拒不交槍，是不是也有他的難處？
1935年4月30日，《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報告書》中，在回顧“那時的宣傳口號很多地方超過民族革命階段”時，說：
由於宣傳過“左”口號色彩太紅，結果不但為日帝及其走狗協和會、正義團、豪紳地主等直認我們為共產黨、紅軍，而反日軍隊內部許多反動領袖和落後群眾藉此反對我們，與日帝造謠汙衊合為一致。
而作為朝鮮（族）人還要承受的一種惡果，是北方會議路線風行時期，各地黨組織和遊擊隊成員中，朝鮮（族）人占多數。那些土地革命的對象及各色武裝，哪裏曉得什麽“北方會議”、“南方會議”的呀，就認為這一套都是“老高麗”搞的。
1933年5月，馮仲雲到海龍中心縣委傳達“1·26”指示信，發現到處都有黨、團、少先隊、兒童團、婦女會、反帝會組織，工作有聲有色，卻都是在朝鮮（族）群眾中進行的。中心縣委及其領導下的黨組織，也幾乎全是朝鮮（族）同誌，即強調要把黨團和群眾工作深入到漢族群眾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數朝鮮（族）人不行，得把漢族群眾發動起來，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這道理誰都懂，誰都著急上火。可懂漢話的人少，講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麗屯”就跟啞巴差不多，怎麽宣傳、組織呀？待到“與日帝造謠汙衊合為一致”時，就算漢話講得再好，見你是個“高麗棒子”，也沒人聽了，幾句話不合就可能動起手來，甚至當走狗把你殺了。
1932年（無月日），《團珠河特支給團省委的第四號報告》中，有一個自然段的“特別報告”：
團特支和黨特支一個團派三個同誌到帽兒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應為“遇”——筆者）一群散兵無條件被殺二個（一個團員），另一個同誌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誌問題困難莫甚，因為他們士兵土匪勿論什麽部隊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隻是高麗棒子就殺，所以打不開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內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幾個同誌——中國同誌來打這種困難為要。
義勇軍運動風起雲湧時，各地都有中小股隊伍找到當地黨組織，要求派人去指導幫助他們。有的就給打發回來了，並聲明“不再要韓國同誌”。
像孫朝陽那樣，接受珠河中心縣委派去的那麽多朝鮮同誌，並充分給予信任，連秧子房掌櫃的這種角色都讓其承擔的，實在是太少了。
於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雲給中共滿洲省委的信》中的這樣一段話：
中國同誌在海龍磐石都當作寶貝來用，許多中國農民在他見了中國同誌以後，真的增加了他們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後省委對於中國同誌的派遣到海磐中心遊擊，仍是很重要的工作，隻要觀念清楚一點的群眾或同誌送到海龍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
中國同誌成了寶貝
樺甸縣官領導八十餘便衣隊及四百餘人商兵，來襲擊我們的組織地域（如新開河、蜂蜜頂子、栗子溝、西四方頂子等四鄉）屠殺了韓人男女四十餘名，捕禁百餘人。他們的口號是：“高麗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國人起來殺日本走狗高麗，沒收他們的財產。誰殺一個老高麗，給一千吊及一個老高麗姑娘。”
黨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的任務是正確的，隻是黨當了群眾的尾巴，未爭取廣大的中國勞苦群眾，僅僅的領導了韓國群眾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廣大的中國勞苦群眾，還未從豪紳地主影響之下解放出來，且在日本帝國主義、豪紳地主、胡匪頭挑撥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幫助地主階級屠殺韓國勞苦群眾。因此中韓勞苦群眾的聯合戰線，在目前完全破壞了，在客觀上完全形成了中韓弱小民族互相屠殺的戰爭。
挑撥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麗告（造）反，老高麗殺中國人，高麗殺人剝皮（假造證據傳單）；老高麗要回家，要奪東三省，高麗鬍子，老高麗是日本走狗；高麗共產黨；隨老高麗是高麗走狗，私通外國；要打日本先打老高麗；留老（高）麗吃飯住宿的槍斃。
以上文字，分別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縣委報告》、《磐石中心縣委緊急報告》。
不獨磐石，在此前後東北各地黨組織的報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見到這類文字。
南滿、北滿、東滿、吉東，要組建遊擊隊都得有槍，槍從何來？一買，二奪，主要靠奪。從誰手裏奪？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時期，各地農村都有的被稱為“大院套”的高牆大院，都可以進去搶奪。但是現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從朋友手裏搶奪東西，有這樣的道理嗎？造成磐石遊擊隊兩位主官同時犧牲的罪魁禍首高錫甲，當年和今天談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動地主”、“反動地主武裝”。之前殺害孟傑民的張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沒人會就此認為他是反日的愛國地主，像許多地主一樣，他好像還需要點什麽變故，才能顯現出政治麵目。而現在，遍地起鬍子，他拒不交槍，是不是也有他的難處？
1935年4月30日，《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報告書》中，在回顧“那時的宣傳口號很多地方超過民族革命階段”時，說：
由於宣傳過“左”口號色彩太紅，結果不但為日帝及其走狗協和會、正義團、豪紳地主等直認我們為共產黨、紅軍，而反日軍隊內部許多反動領袖和落後群眾藉此反對我們，與日帝造謠汙衊合為一致。
而作為朝鮮（族）人還要承受的一種惡果，是北方會議路線風行時期，各地黨組織和遊擊隊成員中，朝鮮（族）人占多數。那些土地革命的對象及各色武裝，哪裏曉得什麽“北方會議”、“南方會議”的呀，就認為這一套都是“老高麗”搞的。
1933年5月，馮仲雲到海龍中心縣委傳達“1·26”指示信，發現到處都有黨、團、少先隊、兒童團、婦女會、反帝會組織，工作有聲有色，卻都是在朝鮮（族）群眾中進行的。中心縣委及其領導下的黨組織，也幾乎全是朝鮮（族）同誌，即強調要把黨團和群眾工作深入到漢族群眾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數朝鮮（族）人不行，得把漢族群眾發動起來，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這道理誰都懂，誰都著急上火。可懂漢話的人少，講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麗屯”就跟啞巴差不多，怎麽宣傳、組織呀？待到“與日帝造謠汙衊合為一致”時，就算漢話講得再好，見你是個“高麗棒子”，也沒人聽了，幾句話不合就可能動起手來，甚至當走狗把你殺了。
1932年（無月日），《團珠河特支給團省委的第四號報告》中，有一個自然段的“特別報告”：
團特支和黨特支一個團派三個同誌到帽兒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應為“遇”——筆者）一群散兵無條件被殺二個（一個團員），另一個同誌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誌問題困難莫甚，因為他們士兵土匪勿論什麽部隊都有很多的民族感情，隻是高麗棒子就殺，所以打不開外地和土匪和士兵內的工作，望省委最低限度派幾個同誌——中國同誌來打這種困難為要。
義勇軍運動風起雲湧時，各地都有中小股隊伍找到當地黨組織，要求派人去指導幫助他們。有的就給打發回來了，並聲明“不再要韓國同誌”。
像孫朝陽那樣，接受珠河中心縣委派去的那麽多朝鮮同誌，並充分給予信任，連秧子房掌櫃的這種角色都讓其承擔的，實在是太少了。
於是，就有了1932年8月19日《子雲給中共滿洲省委的信》中的這樣一段話：
中國同誌在海龍磐石都當作寶貝來用，許多中國農民在他見了中國同誌以後，真的增加了他們不少的信仰，所以此後省委對於中國同誌的派遣到海磐中心遊擊，仍是很重要的工作，隻要觀念清楚一點的群眾或同誌送到海龍去，都可以有很大的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