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珠河縣建立了第一個中共支部，僅有的3名黨員都是朝鮮（族）人。之後改為特支，建立縣委，1932年9月擴建為中心縣委，有黨員47人，活動在珠河、葦河、五常、延壽、方正、賓縣等縣。
像湯原中心縣委一樣，珠河中心縣委自“九一八”事變後，就致力於創建武裝。
珠河地區紅槍會的力量非常強大，高潮期曾有幾萬人，“口號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鄉、護地麵，打日本是保國家，保家保國挺好的。中心縣委派人到幾支隊伍中工作幾個月，紅槍會潰散後，又試圖收攏人員建立反日武裝，都無果而終。接著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編地主的大排隊，結果可想而知。還派人到山林隊中策動譁變。總之，凡是能夠想到，並覺得可行的，都無一例外地行動了，也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還犧牲了幾名黨員。
這期間最成功、影響也最大、到了還是失敗了的是策動葦沙河偽軍譁變。請看抗聯退到蘇聯後寫的、應該說比較原汁原味的《抗聯三軍史略》中的兩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們的先烈——金石魁同誌，以堅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葦沙河“滿”軍中組織了三百餘名滿軍譁變。這一譁變不僅鼓起了中東路沿線的民眾更洶湧的救國熱潮，也不僅鼓起了紅槍會及反日山林隊的鬥爭情緒，而且對“滿洲國”實力給以很大的動搖。珠河反日總會當時為加強在譁變隊伍領導，為勝利進行反日戰鬥計，即刻選拔張連科、金策等十餘名同誌到該譁變部隊中去工作，把它變成工農革命軍的團部，一個營、四個連，在“創造蘇維埃紅軍”的口號之下開始行動著。
我們在這一部隊裏著手工作不過半個月，與官兵關係逐漸疏遠，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的口號和行動方法。這主要因為當時群眾隻知抗日，不知“蘇維埃紅軍”是什麽。就是說，群眾的迫切要求和我們所提出口號不同之故，因而我們同誌再不能照舊在該部隊裏繼續工作了，就號召受我們影響下的三十餘名士兵群眾，孤樹起珠河工農革命遊擊隊的旗幟。這樣分裂後，不過一個星期，又與在我們影響下的士兵群眾發生意見衝突，我們的武裝被他們解除了。我們誠懇承認，這種分裂，並不是群眾與我們分裂，而是我們因固守北方會議路線的口號所製造的分裂和失敗。
“北方會議”把自己的巴彥遊擊隊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隊伍裏搞這一套，行得通嗎？
“我們的武裝被他們解除”的時間是5月1日——就是這一天，珠河中心縣委接到滿洲省委轉達的“1·26”指示信。
這年春天，珠河中心縣委又派幾名黨員到“朝陽隊”中工作，與“獨行俠”趙尚誌不期而遇。可若不是這時已經開始了反帝統一戰線的抗戰路線，還是“北方會議”那一套，等待著即將正式組建的珠河遊擊隊的，會不會還是巴彥遊擊隊的結局？
“朝陽隊”秧子房掌櫃的李啟東，近四十歲的樣子，中等個頭，圓臉，挺壯實，沉穩樸實中透著成熟、幹練，頗得孫朝陽的信賴。
“秧子房”就是關押人質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質，那時都叫肉票。“掌櫃的”就是管事的、說了算的人（那時夫妻之間，妻子稱丈夫也是“掌櫃的”、“當家的”，丈夫稱妻子“屋裏的”）。鬍子的組織結構，頭領叫“大當家的”，如有副頭領則是“二當家的”，下麵分為“裏四梁”、“外四梁”。“裏四梁”，一是“炮頭”，即帶隊打仗、衝鋒陷陣的人，要槍法好，生死不懼；二是“糧台”，管理鬍子吃喝的頭目；三是“水香”，掌管紀律和站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軍師，有文化，會掐算，鬍子行動都由他推算黃道吉日，奔哪個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鬍子的主要活動方式和進財之道就是綁票，因而秧子房掌櫃的權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麵寫過了，即能言善辯、在票主和鬍子之間往來周旋的人，當然是為後者盡力了；三是“探千的”，搶劫前負責偵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綁到票後，給票主寫信，陳說利害，讓其拿錢贖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陽隊”雖非純正的鬍子，但也因襲了鬍子的一些東西。
李啟東是珠河中心縣委委員，受縣委派遣，與李根植、薑熙善、樸吾德、樸德山等7人參加“朝陽隊”，做秘密工作，意在組織黨獨立領導的反日武裝。“秧子房掌櫃的”這個角色，本來就挺引人注目，更兼這7個人都是朝鮮（族）人，那漢話說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兩語就聽得出來。那時各地黨組織中朝鮮人居多。趙尚誌當然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留意這幾個人。
“朝陽隊”中認識趙尚誌的，都覺得這個馬夫挺神秘的，在李啟東等人眼裏就不能不畫個問號：這人是不是個共產黨呀？就有意接近他，同時向中心縣委報告。
幾十年後，有關黨史專家調查採訪時，有人說趙尚誌在滿洲省委工作期間，缺點是冒失。有了兩次坐牢的經驗教訓，這個馬夫在“朝陽隊”的“地下工作”就顯得比較老到、縝密。而且彼此都有意探尋對方，那目光、眼色的感覺，就能碰出火花。待到賓州之戰後孫朝陽兌現諾言，這參謀長和秧子房掌櫃的之間，雖然難以說道明白是種什麽隸屬關係，畢竟可以公開地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滿洲省委回復了珠河中心縣委的報告，就什麽都明白了。縣委把那個頭、形象一說，這人除了趙尚誌，還能是誰呀？
像湯原中心縣委一樣，珠河中心縣委自“九一八”事變後，就致力於創建武裝。
珠河地區紅槍會的力量非常強大，高潮期曾有幾萬人，“口號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鄉、護地麵，打日本是保國家，保家保國挺好的。中心縣委派人到幾支隊伍中工作幾個月，紅槍會潰散後，又試圖收攏人員建立反日武裝，都無果而終。接著又在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派人收編地主的大排隊，結果可想而知。還派人到山林隊中策動譁變。總之，凡是能夠想到，並覺得可行的，都無一例外地行動了，也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還犧牲了幾名黨員。
這期間最成功、影響也最大、到了還是失敗了的是策動葦沙河偽軍譁變。請看抗聯退到蘇聯後寫的、應該說比較原汁原味的《抗聯三軍史略》中的兩段文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我們的先烈——金石魁同誌，以堅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葦沙河“滿”軍中組織了三百餘名滿軍譁變。這一譁變不僅鼓起了中東路沿線的民眾更洶湧的救國熱潮，也不僅鼓起了紅槍會及反日山林隊的鬥爭情緒，而且對“滿洲國”實力給以很大的動搖。珠河反日總會當時為加強在譁變隊伍領導，為勝利進行反日戰鬥計，即刻選拔張連科、金策等十餘名同誌到該譁變部隊中去工作，把它變成工農革命軍的團部，一個營、四個連，在“創造蘇維埃紅軍”的口號之下開始行動著。
我們在這一部隊裏著手工作不過半個月，與官兵關係逐漸疏遠，他們都不願接受我們的口號和行動方法。這主要因為當時群眾隻知抗日，不知“蘇維埃紅軍”是什麽。就是說，群眾的迫切要求和我們所提出口號不同之故，因而我們同誌再不能照舊在該部隊裏繼續工作了，就號召受我們影響下的三十餘名士兵群眾，孤樹起珠河工農革命遊擊隊的旗幟。這樣分裂後，不過一個星期，又與在我們影響下的士兵群眾發生意見衝突，我們的武裝被他們解除了。我們誠懇承認，這種分裂，並不是群眾與我們分裂，而是我們因固守北方會議路線的口號所製造的分裂和失敗。
“北方會議”把自己的巴彥遊擊隊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隊伍裏搞這一套，行得通嗎？
“我們的武裝被他們解除”的時間是5月1日——就是這一天，珠河中心縣委接到滿洲省委轉達的“1·26”指示信。
這年春天，珠河中心縣委又派幾名黨員到“朝陽隊”中工作，與“獨行俠”趙尚誌不期而遇。可若不是這時已經開始了反帝統一戰線的抗戰路線，還是“北方會議”那一套，等待著即將正式組建的珠河遊擊隊的，會不會還是巴彥遊擊隊的結局？
“朝陽隊”秧子房掌櫃的李啟東，近四十歲的樣子，中等個頭，圓臉，挺壯實，沉穩樸實中透著成熟、幹練，頗得孫朝陽的信賴。
“秧子房”就是關押人質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質，那時都叫肉票。“掌櫃的”就是管事的、說了算的人（那時夫妻之間，妻子稱丈夫也是“掌櫃的”、“當家的”，丈夫稱妻子“屋裏的”）。鬍子的組織結構，頭領叫“大當家的”，如有副頭領則是“二當家的”，下麵分為“裏四梁”、“外四梁”。“裏四梁”，一是“炮頭”，即帶隊打仗、衝鋒陷陣的人，要槍法好，生死不懼；二是“糧台”，管理鬍子吃喝的頭目；三是“水香”，掌管紀律和站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軍師，有文化，會掐算，鬍子行動都由他推算黃道吉日，奔哪個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鬍子的主要活動方式和進財之道就是綁票，因而秧子房掌櫃的權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前麵寫過了，即能言善辯、在票主和鬍子之間往來周旋的人，當然是為後者盡力了；三是“探千的”，搶劫前負責偵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綁到票後，給票主寫信，陳說利害，讓其拿錢贖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陽隊”雖非純正的鬍子，但也因襲了鬍子的一些東西。
李啟東是珠河中心縣委委員，受縣委派遣，與李根植、薑熙善、樸吾德、樸德山等7人參加“朝陽隊”，做秘密工作，意在組織黨獨立領導的反日武裝。“秧子房掌櫃的”這個角色，本來就挺引人注目，更兼這7個人都是朝鮮（族）人，那漢話說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兩語就聽得出來。那時各地黨組織中朝鮮人居多。趙尚誌當然清楚這一點，就不能不留意這幾個人。
“朝陽隊”中認識趙尚誌的，都覺得這個馬夫挺神秘的，在李啟東等人眼裏就不能不畫個問號：這人是不是個共產黨呀？就有意接近他，同時向中心縣委報告。
幾十年後，有關黨史專家調查採訪時，有人說趙尚誌在滿洲省委工作期間，缺點是冒失。有了兩次坐牢的經驗教訓，這個馬夫在“朝陽隊”的“地下工作”就顯得比較老到、縝密。而且彼此都有意探尋對方，那目光、眼色的感覺，就能碰出火花。待到賓州之戰後孫朝陽兌現諾言，這參謀長和秧子房掌櫃的之間，雖然難以說道明白是種什麽隸屬關係，畢竟可以公開地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滿洲省委回復了珠河中心縣委的報告，就什麽都明白了。縣委把那個頭、形象一說，這人除了趙尚誌，還能是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