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唐聚五給“上帝保衛連”送麵旗幟，上書“中華保衛連”。
隻要抗日，唐聚五什麽人都要，包括鬍子。
威震東滿、吉東的中國國民救國軍總司令王德林，一位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說過這樣的大實話：俺不管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隻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樣的。
羅登賢不會說這話，但他就是這麽做的，不然義勇軍中不會有那麽多共產黨員。
遼寧民眾自衛軍第9路司令包景華，家是大地主，原為國民黨遼寧省黨部執行委員，因參加改組派，且是首領，被撤職，回家鄉柳河縣辦學。“九一八”事變後，隨唐聚五舉旗抗日。9路軍有20多個共產黨員，包景華對其印象頗佳。一次見到清源縣委書記柳大目，兩個人嘮得投機。柳大目說：過去咱們哥倆打架，現在日本子來了，哥倆就得抱團打日本子了。包景華連連點頭，說共產黨有眼力。又道：將來打走日本子，共產黨得了天下，能讓我當個自由百姓吧？柳大目說：你就不想多為國家做點兒事嗎？
北方會議後，將來那“自由百姓”先別說了，眼下這包景華就不行了。滿洲省委巡視員到海龍巡視工作，命令打倒這位“國民黨司令”。
筆者家鄉有個著名的鬍子頭叫黃錫山，人稱“黃四懶王”，據說是黃天霸的後代。黃家幾代都是鬍子專業戶，姑娘、媳婦玩槍比幹針線活還利索。說不清什麽原因，黃錫山和鄧鐵梅兩家是世仇。1914年鄧家連續兩次被黃家燒殺，包括鄧鐵梅的父親，鄧家慘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在鄧鐵梅的叔叔鄧吉道的說合下，鄧鐵梅和黃錫山這對殺父血仇的冤家對頭，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聯手抗日了。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我的祖輩和像他們一樣一個大字不識的莊稼人，肯定沒聽過這話，也不懂這話是什麽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華講的“哥倆打架，現在日本子來了，哥倆就得抱團打日本子了”，他們肯定一聽就明白，不聽也明白。
就怎麽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這等人物，竟會連這樣淺顯的道理也不懂嗎？
在中國南方，共產黨當時想抗戰也不可能，因為國民黨要“安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由不得共產黨。
東北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無論饑寒交迫的無產者，還是衣食無憂、多麽飽暖的有產階級，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壓，都成了亡國奴——難道這還不特殊嗎？特殊情況不就得特殊對待嗎？
東北人民沒有經過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禮，缺乏建立蘇維埃的經驗，對共產黨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樣，東北就是落後的。“九一八”事變後，無論滿洲省委發表多少宣言、聲明，其聲音和影響力都是微弱的，因為你力量就那麽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認這個帳，可他們好像嫌一個日本帝國主義還不夠，還要把朋友變成敵人，把“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密切聯繫起來”。
今天沒見過地主的人也說“地主”，那時叫“大戶”、“大糧戶”、“種糧大戶”。在筆者家鄉，一些人還管有錢人叫“大肚（音du）子”，管土改鬥地主叫“鬥‘大肚子’”。無論城裏的各種僱工，還是鄉下扛活的長短工，對僱主都叫“東家”、“財東家”。農民也不叫自己“農民”，而稱“莊稼人”。你說地主剝削、壓迫農民，有人會舉例說明有的大戶也挺好。就是不怎麽樣的，俺給他幹活，他給俺工錢，不也挺公道嗎？更多的人會認命，說人家有錢，那是命好，祖墳風水好，俺就是這扛大活的命。你說他沒有階級覺悟，那“階級”還沒弄明白呢，這“覺悟”又是怎麽回事兒？幾輩子就這麽活下來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彎、費多大勁呀？王德林、唐聚五、鄭桂林等人，何以豎起旗幟就能聚攏幾萬、十幾萬人馬？不就是“反日”兩個字嗎？“打日本子入隊”，“受日賊及走狗氣，必須入隊抗日才能得好”，“不願受日本氣”。這是1943年《東北抗日聯軍部分隊員調查表》裏“政治認識”欄中的文字，那工夫沒有比反日再簡單、再得人心的了。而當許多有氣節的地主和各種有身份的有產階級出糧出錢支援抗戰，或者親自組織隊伍抗擊日寇時，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剝奪他們的財產，把他們弄得家破人亡，這叫什麽事兒？是在幫誰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凡是用反日的名義，幾乎在任何義勇軍，甚至所謂‘鬍子’中活動都不受阻礙。”
凡是經歷過這個歷史時期的抗聯老人，都說那時你講“反日”，沒有不贊成的，可一提“革命”、“蘇維埃”，就沒嗑嘮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殺你就不錯了。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路而革命不失敗的。”
隻要抗日，唐聚五什麽人都要，包括鬍子。
威震東滿、吉東的中國國民救國軍總司令王德林，一位草莽出身的民族英雄，說過這樣的大實話：俺不管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隻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樣的。
羅登賢不會說這話，但他就是這麽做的，不然義勇軍中不會有那麽多共產黨員。
遼寧民眾自衛軍第9路司令包景華，家是大地主，原為國民黨遼寧省黨部執行委員，因參加改組派，且是首領，被撤職，回家鄉柳河縣辦學。“九一八”事變後，隨唐聚五舉旗抗日。9路軍有20多個共產黨員，包景華對其印象頗佳。一次見到清源縣委書記柳大目，兩個人嘮得投機。柳大目說：過去咱們哥倆打架，現在日本子來了，哥倆就得抱團打日本子了。包景華連連點頭，說共產黨有眼力。又道：將來打走日本子，共產黨得了天下，能讓我當個自由百姓吧？柳大目說：你就不想多為國家做點兒事嗎？
北方會議後，將來那“自由百姓”先別說了，眼下這包景華就不行了。滿洲省委巡視員到海龍巡視工作，命令打倒這位“國民黨司令”。
筆者家鄉有個著名的鬍子頭叫黃錫山，人稱“黃四懶王”，據說是黃天霸的後代。黃家幾代都是鬍子專業戶，姑娘、媳婦玩槍比幹針線活還利索。說不清什麽原因，黃錫山和鄧鐵梅兩家是世仇。1914年鄧家連續兩次被黃家燒殺，包括鄧鐵梅的父親，鄧家慘死六口人。可是“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在鄧鐵梅的叔叔鄧吉道的說合下，鄧鐵梅和黃錫山這對殺父血仇的冤家對頭，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聯手抗日了。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我的祖輩和像他們一樣一個大字不識的莊稼人，肯定沒聽過這話，也不懂這話是什麽意思。但是，柳大目和包景華講的“哥倆打架，現在日本子來了，哥倆就得抱團打日本子了”，他們肯定一聽就明白，不聽也明白。
就怎麽也搞不明白：像博古、康生這等人物，竟會連這樣淺顯的道理也不懂嗎？
在中國南方，共產黨當時想抗戰也不可能，因為國民黨要“安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由不得共產黨。
東北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無論饑寒交迫的無產者，還是衣食無憂、多麽飽暖的有產階級，都不能不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壓，都成了亡國奴——難道這還不特殊嗎？特殊情況不就得特殊對待嗎？
東北人民沒有經過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洗禮，缺乏建立蘇維埃的經驗，對共產黨的了解也很少。比之南方，像其他北方各省一樣，東北就是落後的。“九一八”事變後，無論滿洲省委發表多少宣言、聲明，其聲音和影響力都是微弱的，因為你力量就那麽大。博古、康生也不是不認這個帳，可他們好像嫌一個日本帝國主義還不夠，還要把朋友變成敵人，把“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密切聯繫起來”。
今天沒見過地主的人也說“地主”，那時叫“大戶”、“大糧戶”、“種糧大戶”。在筆者家鄉，一些人還管有錢人叫“大肚（音du）子”，管土改鬥地主叫“鬥‘大肚子’”。無論城裏的各種僱工，還是鄉下扛活的長短工，對僱主都叫“東家”、“財東家”。農民也不叫自己“農民”，而稱“莊稼人”。你說地主剝削、壓迫農民，有人會舉例說明有的大戶也挺好。就是不怎麽樣的，俺給他幹活，他給俺工錢，不也挺公道嗎？更多的人會認命，說人家有錢，那是命好，祖墳風水好，俺就是這扛大活的命。你說他沒有階級覺悟，那“階級”還沒弄明白呢，這“覺悟”又是怎麽回事兒？幾輩子就這麽活下來的。就算你能把道理掰扯得一清二楚，那又得拐多大彎、費多大勁呀？王德林、唐聚五、鄭桂林等人，何以豎起旗幟就能聚攏幾萬、十幾萬人馬？不就是“反日”兩個字嗎？“打日本子入隊”，“受日賊及走狗氣，必須入隊抗日才能得好”，“不願受日本氣”。這是1943年《東北抗日聯軍部分隊員調查表》裏“政治認識”欄中的文字，那工夫沒有比反日再簡單、再得人心的了。而當許多有氣節的地主和各種有身份的有產階級出糧出錢支援抗戰，或者親自組織隊伍抗擊日寇時，你再打土豪，分田地，剝奪他們的財產，把他們弄得家破人亡，這叫什麽事兒？是在幫誰的忙？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的報告》中說：“凡是用反日的名義，幾乎在任何義勇軍，甚至所謂‘鬍子’中活動都不受阻礙。”
凡是經歷過這個歷史時期的抗聯老人，都說那時你講“反日”，沒有不贊成的，可一提“革命”、“蘇維埃”，就沒嗑嘮了，甚至立刻反目成仇，不抓你殺你就不錯了。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小，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路而革命不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