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這個“妖物”卻轟隆隆一陣怪叫，又箭一樣地跑了。
我的老天爺！山民們大眼瞪小眼：這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呀？眼睛瞎了還能跑，還不“掉道”（脫離路麵掉進溝裏）！
我的三個爺爺都說，是第二天早晨見到幾個日本人的，是搞礦山探測的“礦山鬼”（管做生意的叫“買賣鬼”，當警察的叫“警察鬼”，開拓團種地的叫“莊稼鬼”——以此類推）。我的祖輩最初稱日本人為“琉球人”，說他們是從琉球島來的，一個個長得球球蛋蛋的，十有九個羅圈腿。據我所知，這種“礦山鬼”都是有武器的，跑到這遼東大山裏，更是非有專門的武裝保護不可的。可我祖輩的敘述中，卻見物不見人，沒一個“琉球人”影兒。那身心和視聽，整個都被這個“眼睛瞎了還能跑，還不‘掉道’”的“妖物”占據了。
末了，我的很會“講古”（講故事）的老爺爺，卻也重重地來了句：那“小鼻子”鬼精鬼靈的，那才歹毒呢，咱中國人可沒少叫他們“踢蹬”（整死、殺死、完蛋的意思）呀。
當了十四年亡國奴的我的祖輩，稱俄國人為“老毛子”、“大鼻子”，叫日本人為“日本子”、“小日本子”、“小鬼子”、“小鼻子”。
幾天後，我的祖輩聽“村上人”（村幹部）講：“小鼻子”占了咱們的奉天（瀋陽）城！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
且不說肥美的黑土地，怎麽會孕育了這樣一支悲愴的歌，娩出了“滿洲國”這樣一個怪胎。先讓歷史定格在關東軍炮轟北大營的那一刻，看看我們能夠看到、並該銘記些什麽。
1931年的9月18日，為農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這個季節的上弦月，應該在晚上8點左右逝去，大地隨即漆黑一片。
後麵將要寫到，我的祖輩並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別是在這“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節。據我推測，當我的二奶奶唱歌兒似的喊著“歹飯了”的時候，正是日本關東軍和守備隊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營及各個目標運動之際。而隨著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爆炸聲，架設在南滿車站（今瀋陽車站）附近日本守備隊院子裏的24厘米口徑重炮，開始轟擊北大營的中國軍隊時，我的太爺爺以下三代20餘口人，該是在油燈下吃罷晚飯，或是在那熱乎乎的南北大炕上響起鼾聲了。
至於見到那輛跑到遼東大山裏，被山民視為“妖物”的汽車時，是不是整個東三省，乃至熱河，都早已罩在太陽旗的陰影下了？
他們聽不到日軍攻打北大營的槍炮聲，在睡夢中就當了亡國奴，而且當了那麽久竟渾然不覺。他們苦巴苦業勞作一天，那熱炕上的夢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們實實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鄉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過著這樣的日子。
我並非為我的祖輩開脫。後麵將會寫到，提起我的祖輩，特別是我的三個正值青壯年的爺爺，我是不能不有些臉紅的。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些執掌東北大權的人物，那一刻在幹什麽？
當我的祖輩視汽車為“妖物”時，張學良是不是會開汽車、又能駕駛飛機的“中國第一人”？
對於“九一八”這個日子，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沒有比這位少帥再悲慘、再悽苦、再刻骨銘心的了。年輕英俊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僅次於蔣介石的中國第二號強勢人物，那一刻正與夫人於鳳至和趙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門外的中和戲院的包廂裏，欣賞京劇大師梅蘭芳表演的《宇宙鋒》。
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兼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也隨張學良在北平。
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在錦州小嶺子老家，為其父大辦喪事。
在奉天坐鎮的東北邊防軍參謀長、代司令長官榮臻，前一天為其父做壽，事變當日意猶未盡，仍在家中應酬，賓客盈門，燈燭交輝，收禮發財。
算是在職在位的兩位大員，一位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一位東北特區（哈爾濱）行政長官張景惠，事變不久即投進日本人懷抱，當了漢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認賊作父的，將吉林拱手讓給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軍政大權的督署參謀長熙洽，正在糧米行街吉長報館胡同的淫樂窩吉林俱樂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駐紮在北大營的東北軍的王牌，對奉天防務堪稱舉足輕重的國防軍7旅。
為應對日軍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事變前中將旅長王以哲，曾召集連以上軍官會議，議定出7條紀律，最後兩條為：“（6）各級軍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為一次，必要時不準回家，在營內住宿。（7）團、營、連的值星官，絕對不準離開崗位。”可事變當夜，從旅長到所屬3個團的團長，全回家了。就剩個沒有決斷權的參謀長趙鎮藩，留在北大營看堆兒。
我的老天爺！山民們大眼瞪小眼：這到底是個什麽東西呀？眼睛瞎了還能跑，還不“掉道”（脫離路麵掉進溝裏）！
我的三個爺爺都說，是第二天早晨見到幾個日本人的，是搞礦山探測的“礦山鬼”（管做生意的叫“買賣鬼”，當警察的叫“警察鬼”，開拓團種地的叫“莊稼鬼”——以此類推）。我的祖輩最初稱日本人為“琉球人”，說他們是從琉球島來的，一個個長得球球蛋蛋的，十有九個羅圈腿。據我所知，這種“礦山鬼”都是有武器的，跑到這遼東大山裏，更是非有專門的武裝保護不可的。可我祖輩的敘述中，卻見物不見人，沒一個“琉球人”影兒。那身心和視聽，整個都被這個“眼睛瞎了還能跑，還不‘掉道’”的“妖物”占據了。
末了，我的很會“講古”（講故事）的老爺爺，卻也重重地來了句：那“小鼻子”鬼精鬼靈的，那才歹毒呢，咱中國人可沒少叫他們“踢蹬”（整死、殺死、完蛋的意思）呀。
當了十四年亡國奴的我的祖輩，稱俄國人為“老毛子”、“大鼻子”，叫日本人為“日本子”、“小日本子”、“小鬼子”、“小鼻子”。
幾天後，我的祖輩聽“村上人”（村幹部）講：“小鼻子”占了咱們的奉天（瀋陽）城！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
且不說肥美的黑土地，怎麽會孕育了這樣一支悲愴的歌，娩出了“滿洲國”這樣一個怪胎。先讓歷史定格在關東軍炮轟北大營的那一刻，看看我們能夠看到、並該銘記些什麽。
1931年的9月18日，為農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這個季節的上弦月，應該在晚上8點左右逝去，大地隨即漆黑一片。
後麵將要寫到，我的祖輩並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別是在這“三春不如一秋忙”的季節。據我推測，當我的二奶奶唱歌兒似的喊著“歹飯了”的時候，正是日本關東軍和守備隊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營及各個目標運動之際。而隨著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爆炸聲，架設在南滿車站（今瀋陽車站）附近日本守備隊院子裏的24厘米口徑重炮，開始轟擊北大營的中國軍隊時，我的太爺爺以下三代20餘口人，該是在油燈下吃罷晚飯，或是在那熱乎乎的南北大炕上響起鼾聲了。
至於見到那輛跑到遼東大山裏，被山民視為“妖物”的汽車時，是不是整個東三省，乃至熱河，都早已罩在太陽旗的陰影下了？
他們聽不到日軍攻打北大營的槍炮聲，在睡夢中就當了亡國奴，而且當了那麽久竟渾然不覺。他們苦巴苦業勞作一天，那熱炕上的夢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們實實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鄉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過著這樣的日子。
我並非為我的祖輩開脫。後麵將會寫到，提起我的祖輩，特別是我的三個正值青壯年的爺爺，我是不能不有些臉紅的。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些執掌東北大權的人物，那一刻在幹什麽？
當我的祖輩視汽車為“妖物”時，張學良是不是會開汽車、又能駕駛飛機的“中國第一人”？
對於“九一八”這個日子，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沒有比這位少帥再悲慘、再悽苦、再刻骨銘心的了。年輕英俊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僅次於蔣介石的中國第二號強勢人物，那一刻正與夫人於鳳至和趙四小姐，坐在北平前門外的中和戲院的包廂裏，欣賞京劇大師梅蘭芳表演的《宇宙鋒》。
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兼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也隨張學良在北平。
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兼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在錦州小嶺子老家，為其父大辦喪事。
在奉天坐鎮的東北邊防軍參謀長、代司令長官榮臻，前一天為其父做壽，事變當日意猶未盡，仍在家中應酬，賓客盈門，燈燭交輝，收禮發財。
算是在職在位的兩位大員，一位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一位東北特區（哈爾濱）行政長官張景惠，事變不久即投進日本人懷抱，當了漢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認賊作父的，將吉林拱手讓給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軍政大權的督署參謀長熙洽，正在糧米行街吉長報館胡同的淫樂窩吉林俱樂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駐紮在北大營的東北軍的王牌，對奉天防務堪稱舉足輕重的國防軍7旅。
為應對日軍可能發動的突然襲擊，事變前中將旅長王以哲，曾召集連以上軍官會議，議定出7條紀律，最後兩條為：“（6）各級軍官的宿假（回家住宿），由每周三次改為一次，必要時不準回家，在營內住宿。（7）團、營、連的值星官，絕對不準離開崗位。”可事變當夜，從旅長到所屬3個團的團長，全回家了。就剩個沒有決斷權的參謀長趙鎮藩，留在北大營看堆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