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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威爾基這席話的實際影響是，加強了俄國和西方國家報紙要求開闢第二戰場的叫嚷。這種激動一周後被史達林本人進一步加強了。合眾社駐莫斯科的代表亨利·卡西迪想出一個主意，用書信方式向史達林提了三個問題：“在蘇聯對當前形勢的估計中，開闢第二戰場的可能性占有什麽地位？”針對這個問題，史達林答覆道：“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說是主要的地位。”第二，“盟國對蘇聯的援助有效程度如何以及可能做些什麽來擴大和改善這種援助？”史達林的回答是：“……到目前為止，盟國對蘇聯的援助是不大有效的。為了擴大並改善這種援助，隻需要做一件事：盟國完全並迅速地履行他們的義務。”當然，這是在“火炬”計劃從10月延期到11月的消息剛剛通知史達林後發生的事，但是對不知內情的公眾來說，這種說法隻能被理解為要求按照莫洛托夫5、6月份訪問華盛頓和倫敦的公報中所說的那樣開闢第二戰場。卡西迪的第三個問題涉及蘇聯的抵抗能力，對此史達林作了肯定的答覆，但是沒有就勝利作任何明確的預言。史達林的話，如同威爾基的話一樣，在全世界引起了反響，並為無數明確要求開闢第二戰場的記者提供了根據。
史達林對卡西迪的答覆所引起的激動還未平息，一場和英國的新爭論又在蘇聯報紙上搞得沸沸揚揚。10月14日，莫洛托天發表了一項關於德國人在占領區所犯暴行的聲明。在將近結尾處，他說：“蘇聯政府認為重要的是，應由一個特別國際法庭立即開審，對於在戰爭期間落入同希特勒德國作戰的國家手中的任何法西斯德國的頭目，處以最嚴厲的刑罰。”這隻能是指魯道夫·赫斯。五天後，《真理報》的一篇尖刻的社論證實了這一點。《真理報》聲稱，英國已經成為匪徒的庇護所，並指責英國政府不把赫斯當作戰犯，而把他當作“另一個國家的代表”，使他享受著一切外交豁免權。此後的一周，審判赫斯的要求在蘇聯所有的報紙上大事渲染。這給俄國民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德國人的憎恨心情已被煽動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除了赫斯這件事之外，一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著名闡述者尤金教授還於 1942年 10月28日發表了一篇公開演說。尤金聲言，第二戰場的拖延隻能是由於政治原因，那些有勢力的社會集團——受到一批冷酷的專為自己打算的資本家支持的阿斯特集團——正在對英國政府施加影響，使它拖延開闢第二戰場，直到俄國即使不被擊敗，至少也已經遭到徹底削弱的時候。尤金甚至表示對邱吉爾的動機感到懷疑，他用贊同的口吻引用了一段談話，大意是說邱吉爾認為和俄國結盟是一件討厭但又必要的事。
這篇演講直率地重複了人人皆知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猜疑，由各報廣為登載。它標誌著俄國人對西方國家的友誼的最低點。同一天，紀念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十一月口號》發表了，其中有一條口號又歡呼與英美的戰鬥同盟。在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那天，史達林照例發表講話。他用相當緩和的語調談到第二戰場問題，他的講話有幾處表達了對西方盟國友好的地方。史達林說：“一些事實和事態說明英-蘇-美同盟之間日益增長的友誼，以及它們的聯合已經成了一個團結一致的戰鬥聯盟。”史達林講話的時候在北非登陸日期前不過兩天。登陸的消息傳到俄國時，造成了良好的印象。雖然許多人覺得北非登陸是在法國開闢真正的第二戰場的一種作用不大的代替辦法，但西方最後總算採取行動了。
當然，不可能了解俄國報紙對待西方盟國的那種相當古怪的舉動，究竟是出於什麽動機或打算。有一點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即英國作為壞人被單獨提出來，而對美國則客氣得多。反對英國的鼓譟可能主要是做給本國人看的——為俄國民眾提供一個方便的替罪羊，以便把戰爭帶給俄國人的痛苦都歸罪於英國。另一方麵，蘇聯政府也許相信鼓吹開闢第二戰場將會影響英美政府的政策。如果是這樣的話，它們的收穫是微乎其微的。邱吉爾因為 1942年秋天俄國報紙這樣對待他的政府而大為惱怒，羅斯福在給這位首相的電報中也說：“我認為他們[俄國人]使用語言的目的和我們不一樣。”
和俄國之間存在的這些困難並沒有直接影響到艾森豪和他手下那些製訂“火炬”計劃的人。盡管有種種障礙，盡管周圍一片混亂，“火炬”計劃的準備工作卻迅速地向前進行。在艾森豪的寬厚的影響下，他領導的聯合參謀部的成員之間出現了日益增長的信任和相互了解。這是未來英美軍事合作的佳兆，相形之下，過去的種種摩擦與失望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從盟國合作的觀點來看，1942年7月25日到11月8日這三個月也許是整個戰爭中最有成果的。在此期間，組成了第一個聯合參謀部和第一支聯合武裝力量，使其發生作用。它們的跨國和跨軍種的職能，為未來兩國之間大規模的軍事合作樹立了榜樣。參謀組織的詳細情形這裏不需要多說，但值得強調的是，來自兩個不同國家各軍種的一群工作人員共同努力製訂計劃並指揮戰役，其中確有不知多少新事物。每個國家和每個軍種各有自己的特點與傳統，職業軍官從青年時代起就在其中訓練成長。這些傳統很大一部分不得不丟開。甚至象專門名詞這一類的問題雖屬次要，但總的來說也造成了嚴重困難。隻有通過熱誠互讓和願意革新的精神，這些困難以及種種比較基本的分歧才得以克服。“火炬”計劃成了真正的盟國事業，歷史上象這樣的軍事行動也許還沒有前例。
史達林對卡西迪的答覆所引起的激動還未平息，一場和英國的新爭論又在蘇聯報紙上搞得沸沸揚揚。10月14日，莫洛托天發表了一項關於德國人在占領區所犯暴行的聲明。在將近結尾處，他說：“蘇聯政府認為重要的是，應由一個特別國際法庭立即開審，對於在戰爭期間落入同希特勒德國作戰的國家手中的任何法西斯德國的頭目，處以最嚴厲的刑罰。”這隻能是指魯道夫·赫斯。五天後，《真理報》的一篇尖刻的社論證實了這一點。《真理報》聲稱，英國已經成為匪徒的庇護所，並指責英國政府不把赫斯當作戰犯，而把他當作“另一個國家的代表”，使他享受著一切外交豁免權。此後的一周，審判赫斯的要求在蘇聯所有的報紙上大事渲染。這給俄國民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德國人的憎恨心情已被煽動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除了赫斯這件事之外，一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著名闡述者尤金教授還於 1942年 10月28日發表了一篇公開演說。尤金聲言，第二戰場的拖延隻能是由於政治原因，那些有勢力的社會集團——受到一批冷酷的專為自己打算的資本家支持的阿斯特集團——正在對英國政府施加影響，使它拖延開闢第二戰場，直到俄國即使不被擊敗，至少也已經遭到徹底削弱的時候。尤金甚至表示對邱吉爾的動機感到懷疑，他用贊同的口吻引用了一段談話，大意是說邱吉爾認為和俄國結盟是一件討厭但又必要的事。
這篇演講直率地重複了人人皆知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猜疑，由各報廣為登載。它標誌著俄國人對西方國家的友誼的最低點。同一天，紀念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十一月口號》發表了，其中有一條口號又歡呼與英美的戰鬥同盟。在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那天，史達林照例發表講話。他用相當緩和的語調談到第二戰場問題，他的講話有幾處表達了對西方盟國友好的地方。史達林說：“一些事實和事態說明英-蘇-美同盟之間日益增長的友誼，以及它們的聯合已經成了一個團結一致的戰鬥聯盟。”史達林講話的時候在北非登陸日期前不過兩天。登陸的消息傳到俄國時，造成了良好的印象。雖然許多人覺得北非登陸是在法國開闢真正的第二戰場的一種作用不大的代替辦法，但西方最後總算採取行動了。
當然，不可能了解俄國報紙對待西方盟國的那種相當古怪的舉動，究竟是出於什麽動機或打算。有一點人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即英國作為壞人被單獨提出來，而對美國則客氣得多。反對英國的鼓譟可能主要是做給本國人看的——為俄國民眾提供一個方便的替罪羊，以便把戰爭帶給俄國人的痛苦都歸罪於英國。另一方麵，蘇聯政府也許相信鼓吹開闢第二戰場將會影響英美政府的政策。如果是這樣的話，它們的收穫是微乎其微的。邱吉爾因為 1942年秋天俄國報紙這樣對待他的政府而大為惱怒，羅斯福在給這位首相的電報中也說：“我認為他們[俄國人]使用語言的目的和我們不一樣。”
和俄國之間存在的這些困難並沒有直接影響到艾森豪和他手下那些製訂“火炬”計劃的人。盡管有種種障礙，盡管周圍一片混亂，“火炬”計劃的準備工作卻迅速地向前進行。在艾森豪的寬厚的影響下，他領導的聯合參謀部的成員之間出現了日益增長的信任和相互了解。這是未來英美軍事合作的佳兆，相形之下，過去的種種摩擦與失望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從盟國合作的觀點來看，1942年7月25日到11月8日這三個月也許是整個戰爭中最有成果的。在此期間，組成了第一個聯合參謀部和第一支聯合武裝力量，使其發生作用。它們的跨國和跨軍種的職能，為未來兩國之間大規模的軍事合作樹立了榜樣。參謀組織的詳細情形這裏不需要多說，但值得強調的是，來自兩個不同國家各軍種的一群工作人員共同努力製訂計劃並指揮戰役，其中確有不知多少新事物。每個國家和每個軍種各有自己的特點與傳統，職業軍官從青年時代起就在其中訓練成長。這些傳統很大一部分不得不丟開。甚至象專門名詞這一類的問題雖屬次要，但總的來說也造成了嚴重困難。隻有通過熱誠互讓和願意革新的精神，這些困難以及種種比較基本的分歧才得以克服。“火炬”計劃成了真正的盟國事業，歷史上象這樣的軍事行動也許還沒有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