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頁
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個附帶的爭端是由於英國政府不顧芬蘭人已同德國人聯合進攻俄國這一事實，而仍然不願向芬蘭宣戰而引起的，這一爭端顯然在史達林和他的顧問方麵激起了很大的不信任。邱吉爾終於作出讓步，於1941年12月6日對芬蘭宣戰，並於第二天生效。同時，英國也對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宣戰，作為同俄國人團結一致的一個姿態，因為俄國人已同這兩國處於戰爭狀態。
這種不信任，可以在1941年秋季邱吉爾同史達林交換的電報中清楚地看出來，基本上是由這兩人自始至終都極力想保護自己的國家的利益這一點引起的。一直要到英國官員深信蘇聯政權不會垮台的時候，英國人才會真正有興趣去減少俄國人對他們的不信任，因為善意最好，也是捉摸不到的，而一個戰敗國政府的善意，對任何人都沒有多大用處。英國政府的行動在俄國人看來是不合作的這一點，肯定是不幸的，但是能使史達林滿足的唯一途徑，就是把英國本國和帝國的利益置於俄國的利益之下，這一步，卻是任何一個英國政府，特別是溫斯頓·邱吉爾領導的政府，一刻都不能也不會考慮的。
到了珍珠港事件發生時，第一個危機已經過去了。德國向莫斯科發動的強大攻勢一無所成；英國人在利比亞的攻勢業已展開；從英美兩國運出的軍需品開始到達俄國的港口；芬蘭和波蘭的問題，已經達到使英俄兩國或多或少都滿意的地步；而美國成為正式的戰爭夥伴參加作戰，在英-俄關係中帶來了第三種成分，使英-俄關係起了深刻的變化。在此後的幾年裏，羅斯福往往能夠在俄國和英國的觀點之間起調解作用，而美國的實力和政策也往往有利於緩和或延緩史達林同邱吉爾之間的衝突。
(五)影響盟國合作的英國政府的特性
盡管這場戰爭在英國引起的變化比在美國更為激烈，聯合王國的政府管理仍然比美國有秩序，比美國接近正常狀態。那些和平時期的正規的政府機構對重要政策仍然具有影響，遠不是那麽被新成立的官僚機構所掩蓋。換言之，英國政府的行政機構顯現出了巨大的靈活性：在不喪失既定的性質和連貫性的情況下，具有承擔起新任務和吸收新人員的能力。
對這一成就，可以提出三條主要的理由。一條是經驗。在英國，現代戰爭動員的基本措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就曾經很費力地逐步發展起來了，這種經驗教訓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中並沒有被忘記。而且，到珍珠港事件發生時，英國已經參戰兩年多，因而有充裕的時間使行政機構適應於戰時的需要。
第二個主要的理由是，英國政府的結構幾百年來已逐漸發展成一種適於進行大戰的形式。而美國政府在這方麵則往往受到一部成文憲法條款的妨礙，起草這部憲法時的情況，與二十世紀中葉的情況早已完全不同了。當然，議會的至高無上，內閣製政府以及文官政冶構成了英國政府的基礎。這裏不打算對戰時政府工作在這個總的體製內的運行作任何闡述。但是拿外交部所處的地位同美國國務院的地位作一番比較，也許還是值得的。
幾世紀以來，對於英國政府來說，外交政策一直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在戰時，同和平時期一樣，外交部高級官員和駐外大使的意見都要呈報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作為一個重要的和受尊敬的閣員，直接參與抉擇政府的重要決定，並在議會中為這些決策辯護。因此，外交部同權力中心之間的一條清楚而有效的渠道便由內閣和議會製度仿佛是自動地建立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在活動涉及外交問題的各個機關之間，進行協調政策的工作就比較容易。隻要外交部同最終的權力中心有牢固的聯繫，政府其他部門在從事某種行動以前，就不得不先與外交部的代表商議，否則可能會冒遭到駁斥的危險。由此可知，盡管官僚政治在戰時大大發展了，盡管增加了幾個新的部和局，它們的職能又侵犯著外交事務，外交部卻仍然大權在握。
相比之下，美國國務院的地位卻糟透了。盡管憲法賦予國務院形式上的首要地位，但是從傳統上來說，國務院在政府部門中並沒有很高的威信，這主要是因為迄至近時為止，對外政策問題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顯然還是無關緊要的。即使在外交事務變得重要起來的時候，這種缺乏強有力的傳統威信的情況，也很不容易改正。在戰爭年代裏，國務院同權力的機密中心之間缺乏牢固的明確的聯繫渠道，而在羅斯福任總統的時期，這種機密中心就在他的書房裏。重要決定是由總統同一小批變換不定的人商討後作出的，所以國務院高級官員的意見是否獲得認真的聽取，這多少是一個偶然的問題。而且在總統作出決定後，國務院也不一定就會迅速地獲得正式通知。結果，國務院往往發現自己在同其他政府部門進行競爭，每一部門都有一項外交政策逼著總統採納。陸軍部、海軍部和財政部是國務院的特別突出的競爭部門。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在外交事務方麵的意見所特具的貫串與一致，在美國官員中卻無法建立起來。
英國戰時行政井然有序的第三條主要理由，是因為有文官製度和那種凡受過優良教育和具有高超識見的人出來當政府官員的傳統。由於這個傳統，英國政府機關普遍擁有水平很高的幹練人才，致使那些古老的部易於把它們的辦事方法和組織機構適應於新的情況。戰時成立的幾個新的部，開頭都是設在老的部內的附屬機構。當它們從老的部裏分出去時，許多出於戰略需要而安插在部內的常任文官也跟著進了新的部。因此，官僚政治機構的新老各部之間沒有出現重大的社會或心理隔閡。大批大學和企業界出身的人都湧了進來，使政府所有部門都受到影響。但他們所有人中間有一個由老一輩的文官組成的核心，在組織上和行動上確保了全麵的一致。
這種不信任，可以在1941年秋季邱吉爾同史達林交換的電報中清楚地看出來，基本上是由這兩人自始至終都極力想保護自己的國家的利益這一點引起的。一直要到英國官員深信蘇聯政權不會垮台的時候，英國人才會真正有興趣去減少俄國人對他們的不信任，因為善意最好，也是捉摸不到的，而一個戰敗國政府的善意，對任何人都沒有多大用處。英國政府的行動在俄國人看來是不合作的這一點，肯定是不幸的，但是能使史達林滿足的唯一途徑，就是把英國本國和帝國的利益置於俄國的利益之下，這一步，卻是任何一個英國政府，特別是溫斯頓·邱吉爾領導的政府，一刻都不能也不會考慮的。
到了珍珠港事件發生時，第一個危機已經過去了。德國向莫斯科發動的強大攻勢一無所成；英國人在利比亞的攻勢業已展開；從英美兩國運出的軍需品開始到達俄國的港口；芬蘭和波蘭的問題，已經達到使英俄兩國或多或少都滿意的地步；而美國成為正式的戰爭夥伴參加作戰，在英-俄關係中帶來了第三種成分，使英-俄關係起了深刻的變化。在此後的幾年裏，羅斯福往往能夠在俄國和英國的觀點之間起調解作用，而美國的實力和政策也往往有利於緩和或延緩史達林同邱吉爾之間的衝突。
(五)影響盟國合作的英國政府的特性
盡管這場戰爭在英國引起的變化比在美國更為激烈，聯合王國的政府管理仍然比美國有秩序，比美國接近正常狀態。那些和平時期的正規的政府機構對重要政策仍然具有影響，遠不是那麽被新成立的官僚機構所掩蓋。換言之，英國政府的行政機構顯現出了巨大的靈活性：在不喪失既定的性質和連貫性的情況下，具有承擔起新任務和吸收新人員的能力。
對這一成就，可以提出三條主要的理由。一條是經驗。在英國，現代戰爭動員的基本措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就曾經很費力地逐步發展起來了，這種經驗教訓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中並沒有被忘記。而且，到珍珠港事件發生時，英國已經參戰兩年多，因而有充裕的時間使行政機構適應於戰時的需要。
第二個主要的理由是，英國政府的結構幾百年來已逐漸發展成一種適於進行大戰的形式。而美國政府在這方麵則往往受到一部成文憲法條款的妨礙，起草這部憲法時的情況，與二十世紀中葉的情況早已完全不同了。當然，議會的至高無上，內閣製政府以及文官政冶構成了英國政府的基礎。這裏不打算對戰時政府工作在這個總的體製內的運行作任何闡述。但是拿外交部所處的地位同美國國務院的地位作一番比較，也許還是值得的。
幾世紀以來，對於英國政府來說，外交政策一直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在戰時，同和平時期一樣，外交部高級官員和駐外大使的意見都要呈報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作為一個重要的和受尊敬的閣員，直接參與抉擇政府的重要決定，並在議會中為這些決策辯護。因此，外交部同權力中心之間的一條清楚而有效的渠道便由內閣和議會製度仿佛是自動地建立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在活動涉及外交問題的各個機關之間，進行協調政策的工作就比較容易。隻要外交部同最終的權力中心有牢固的聯繫，政府其他部門在從事某種行動以前，就不得不先與外交部的代表商議，否則可能會冒遭到駁斥的危險。由此可知，盡管官僚政治在戰時大大發展了，盡管增加了幾個新的部和局，它們的職能又侵犯著外交事務，外交部卻仍然大權在握。
相比之下，美國國務院的地位卻糟透了。盡管憲法賦予國務院形式上的首要地位，但是從傳統上來說，國務院在政府部門中並沒有很高的威信，這主要是因為迄至近時為止，對外政策問題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顯然還是無關緊要的。即使在外交事務變得重要起來的時候，這種缺乏強有力的傳統威信的情況，也很不容易改正。在戰爭年代裏，國務院同權力的機密中心之間缺乏牢固的明確的聯繫渠道，而在羅斯福任總統的時期，這種機密中心就在他的書房裏。重要決定是由總統同一小批變換不定的人商討後作出的，所以國務院高級官員的意見是否獲得認真的聽取，這多少是一個偶然的問題。而且在總統作出決定後，國務院也不一定就會迅速地獲得正式通知。結果，國務院往往發現自己在同其他政府部門進行競爭，每一部門都有一項外交政策逼著總統採納。陸軍部、海軍部和財政部是國務院的特別突出的競爭部門。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在外交事務方麵的意見所特具的貫串與一致，在美國官員中卻無法建立起來。
英國戰時行政井然有序的第三條主要理由，是因為有文官製度和那種凡受過優良教育和具有高超識見的人出來當政府官員的傳統。由於這個傳統，英國政府機關普遍擁有水平很高的幹練人才，致使那些古老的部易於把它們的辦事方法和組織機構適應於新的情況。戰時成立的幾個新的部，開頭都是設在老的部內的附屬機構。當它們從老的部裏分出去時，許多出於戰略需要而安插在部內的常任文官也跟著進了新的部。因此，官僚政治機構的新老各部之間沒有出現重大的社會或心理隔閡。大批大學和企業界出身的人都湧了進來，使政府所有部門都受到影響。但他們所有人中間有一個由老一輩的文官組成的核心，在組織上和行動上確保了全麵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