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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曾國藩還批評他“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此語意甚微妙。湘軍的基本建製單元，本就以鄉誼維繫。早在創建水軍時，曾國藩就叮囑負責徵兵的人：“水手皆須湘鄉的，不參用外縣的，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故也” ；曾國荃的“吉”字營則“不獨盡用湘鄉人，且僅用屋門口周圍十餘裏之人” 。然則，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也未見得大謬不然，曾國藩為何要批評他呢？原來，李元度“甄錄”的平江老鄉，大多用來充任中上層軍官，而不是普通勇丁，這就破壞了營-哨-什-勇逐級挑選下屬的湘軍製度，有任用私人的嫌疑，而不僅僅是地域歧視了。
因為上述原因，李元度再度從軍，曾國藩就沒讓他帶兵，而是讓他做了記室、參軍。李元度“下筆千言，條理周密” ，恰能勝任文案工作，倘若順著這條職業道路走下去，雖不敢奢望左宗棠、李鴻章那樣的功勳，但如李瀚章、盛宣懷那樣，幕優則官，混個一、二品大員還是很有指望的。可是，天意弄人，李元度的職場生涯終未能如此完滿。
鹹豐十年春，太平軍定計：佯攻杭州，解南京之圍。清軍果然中計。江南大營旋被攻潰，張國樑、和春先後陣亡、自殺，江蘇、浙江全麵告急。新任浙江巡撫羅遵殿，原在湖北任職，和胡、曾等湘軍領袖交誼極深，當此危急關頭，自然向湘軍乞援。其時，湘軍諸部被太平軍牽製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無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筆從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李元度重出江湖，胡、曾都不看好他，胡林翼給羅遵殿寫信說：
“（李元度）愛才如命，疾惡如仇；而所疾固多惡人，所愛未必才士也” ；此謂李軍中並無人才，難以改變局麵。
又給羅遵殿的兒子忠祜寫信：
“李次青（元度字）、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誠，筆墨亦敏捷清挺無俗塵，軍事參謀可得一當，特未可專以治兵耳” ；
但是，時窮事蹙，舍李元度以外，湘軍別無他人可以援浙，故曾國藩隻能將此次援浙當作一次賭博，如龔自珍所謂“看伊家國運如何”也 。不過，二人畢竟是共歷患難、生死相托的交情，曾國藩對李元度此行勝敗安危的關注，自當區別於其他將領。他如此描述他的矛盾心理：
“廼者浙警初聞，鄙人日夜詛其大亂，俾閣下聞變遽起，以赴武林之難；既又日夜祝其大克，俾閣下無所事事，而當俯就陋邦，完我常與。茲幸皇天後土鑒此微誠：詛有益也，祝亦有靈” ；
軍人必須聞命“遽起”，書生從戎的李元度也不能例外，故曾國藩“日夜詛其大亂”，以激勵李元度的鬥誌和殺氣；但是，千裏赴援，兵凶戰危，亦師亦友的曾國藩固又希望他能“無所事事”，全身而退。“詛有益也”，其益處在於此種情境最能磨礪人才，或可藉此機會幫助李元度完成由儒生向武將的轉型，就像以羅澤南、李續賓為代表的湘軍將領一樣。“祝亦有靈”，則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愛護，他並請精通《易經》的幕友陳學鎔為李元度此行卜卦 ，想盡辦法對自己和李元度進行心理暗示（“靈”），其行可敬，其心可憫。
不過，倡議邀請湘軍赴援的羅遵殿還來不及看到湘軍的旗幟，就因城破而捐軀，李元度也因此稍緩其行，“詛”“祝”之“益”否“靈”否，暫時無法印證。而太平軍在解除南京之圍後，一麵在蘇、浙用兵，一麵向上遊的安徽、江西進軍，試圖再度占據武漢，以控製長江流域。因此，駐紮在皖南的湘軍，尤其是深處萬山之中的祁門大營，感受到巨大的壓力，李元度的主要任務也就由援助浙江轉變為防守皖南，保衛大營，儼然成為湘軍大營的“門戶”。
胡林翼說，李元度雖不能戰，但未嚐不能守 ；曾國藩亦作如是想，故將皖南“四府一州” 全行託付給李元度，並安排張運蘭、左宗棠、鮑超三軍“左右夾輔”，避免他因汛地過廣、頭緒過多而“東瞻西顧、拖泥帶水” 。當日形勢，固然不利於湘軍，但是，李元度倘能嚴守軍令，立定腳跟，不浪戰以求勝，不僥倖以邀功，自可圓滿完成曾國藩交待的戰略任務。讓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濟；不做馬謖，則似能不辱使命，這大概就是曾國藩的如意算盤。可惜，“今亮”的稱號早經左宗棠註冊，這一次，曾國藩註定享受不到談笑卻敵的快樂。
六、相期無負平生（下）烈女怕纏夫
鹹豐十年八月十二日，太平軍攻破寧國。隨後，李世賢趁著橫掃江浙、擊潰江南大營的勢頭，兵發廣德，來攻徽州。伯牛案頭有一本歷史地圖集，徽州與祁門（曾國藩大營所在地），以指測，其間不能容二指，以尺度，距離不過五十公裏。徽州一城的攻防戰守，對於湘軍，對於東南（綠營全麵崩潰），乃至對於全局（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打響），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了更具象的說明這層意義，可以打個比方：徽州一破，太平軍圍攻祁門，曾國藩就將如甕中之鱉，坐以待斃；也可以舉個實例：徽州破後，祁門被圍，幕客馮卓懷因“
時事日非，憤悶異常”，乃以閱讀古典名著《紅樓夢》為日課，幕主曾國藩深受感染，也以鑽研“紅學”作為排遣 。
因為上述原因，李元度再度從軍，曾國藩就沒讓他帶兵，而是讓他做了記室、參軍。李元度“下筆千言，條理周密” ，恰能勝任文案工作，倘若順著這條職業道路走下去，雖不敢奢望左宗棠、李鴻章那樣的功勳，但如李瀚章、盛宣懷那樣，幕優則官，混個一、二品大員還是很有指望的。可是，天意弄人，李元度的職場生涯終未能如此完滿。
鹹豐十年春，太平軍定計：佯攻杭州，解南京之圍。清軍果然中計。江南大營旋被攻潰，張國樑、和春先後陣亡、自殺，江蘇、浙江全麵告急。新任浙江巡撫羅遵殿，原在湖北任職，和胡、曾等湘軍領袖交誼極深，當此危急關頭，自然向湘軍乞援。其時，湘軍諸部被太平軍牽製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無法赴援浙江。不得已，李元度又一次投筆從戎，重新扮演廖化的角色。李元度重出江湖，胡、曾都不看好他，胡林翼給羅遵殿寫信說：
“（李元度）愛才如命，疾惡如仇；而所疾固多惡人，所愛未必才士也” ；此謂李軍中並無人才，難以改變局麵。
又給羅遵殿的兒子忠祜寫信：
“李次青（元度字）、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誠，筆墨亦敏捷清挺無俗塵，軍事參謀可得一當，特未可專以治兵耳” ；
但是，時窮事蹙，舍李元度以外，湘軍別無他人可以援浙，故曾國藩隻能將此次援浙當作一次賭博，如龔自珍所謂“看伊家國運如何”也 。不過，二人畢竟是共歷患難、生死相托的交情，曾國藩對李元度此行勝敗安危的關注，自當區別於其他將領。他如此描述他的矛盾心理：
“廼者浙警初聞，鄙人日夜詛其大亂，俾閣下聞變遽起，以赴武林之難；既又日夜祝其大克，俾閣下無所事事，而當俯就陋邦，完我常與。茲幸皇天後土鑒此微誠：詛有益也，祝亦有靈” ；
軍人必須聞命“遽起”，書生從戎的李元度也不能例外，故曾國藩“日夜詛其大亂”，以激勵李元度的鬥誌和殺氣；但是，千裏赴援，兵凶戰危，亦師亦友的曾國藩固又希望他能“無所事事”，全身而退。“詛有益也”，其益處在於此種情境最能磨礪人才，或可藉此機會幫助李元度完成由儒生向武將的轉型，就像以羅澤南、李續賓為代表的湘軍將領一樣。“祝亦有靈”，則是發自內心的一種愛護，他並請精通《易經》的幕友陳學鎔為李元度此行卜卦 ，想盡辦法對自己和李元度進行心理暗示（“靈”），其行可敬，其心可憫。
不過，倡議邀請湘軍赴援的羅遵殿還來不及看到湘軍的旗幟，就因城破而捐軀，李元度也因此稍緩其行，“詛”“祝”之“益”否“靈”否，暫時無法印證。而太平軍在解除南京之圍後，一麵在蘇、浙用兵，一麵向上遊的安徽、江西進軍，試圖再度占據武漢，以控製長江流域。因此，駐紮在皖南的湘軍，尤其是深處萬山之中的祁門大營，感受到巨大的壓力，李元度的主要任務也就由援助浙江轉變為防守皖南，保衛大營，儼然成為湘軍大營的“門戶”。
胡林翼說，李元度雖不能戰，但未嚐不能守 ；曾國藩亦作如是想，故將皖南“四府一州” 全行託付給李元度，並安排張運蘭、左宗棠、鮑超三軍“左右夾輔”，避免他因汛地過廣、頭緒過多而“東瞻西顧、拖泥帶水” 。當日形勢，固然不利於湘軍，但是，李元度倘能嚴守軍令，立定腳跟，不浪戰以求勝，不僥倖以邀功，自可圓滿完成曾國藩交待的戰略任務。讓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濟；不做馬謖，則似能不辱使命，這大概就是曾國藩的如意算盤。可惜，“今亮”的稱號早經左宗棠註冊，這一次，曾國藩註定享受不到談笑卻敵的快樂。
六、相期無負平生（下）烈女怕纏夫
鹹豐十年八月十二日，太平軍攻破寧國。隨後，李世賢趁著橫掃江浙、擊潰江南大營的勢頭，兵發廣德，來攻徽州。伯牛案頭有一本歷史地圖集，徽州與祁門（曾國藩大營所在地），以指測，其間不能容二指，以尺度，距離不過五十公裏。徽州一城的攻防戰守，對於湘軍，對於東南（綠營全麵崩潰），乃至對於全局（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打響），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了更具象的說明這層意義，可以打個比方：徽州一破，太平軍圍攻祁門，曾國藩就將如甕中之鱉，坐以待斃；也可以舉個實例：徽州破後，祁門被圍，幕客馮卓懷因“
時事日非，憤悶異常”，乃以閱讀古典名著《紅樓夢》為日課，幕主曾國藩深受感染，也以鑽研“紅學”作為排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