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頁

    所謂“警告”，是三條原則。第一，不擾民。第二，不私鬥。第三，不梗令。不擾民、不梗令之說，都是大道理，不過泛泛而談；湘軍、淮軍將領也不能杜絕此二事，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當不得真。不私鬥，則聯繫前不久劉、陳對殺之事，予以針砭。經劉銘傳、李鴻章匯報，曾國藩已經知道起因在於搶洋槍，所以說“其初則該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不再一味批評，而盡量持平。但是，“該鎮若再圖私鬥以泄此忿，則禍在一身而患在大局”。韓信忍受胯下之辱，事後“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傑風範；郭子儀祖墳被挖，不予追究，反而引咎自責，是名臣度量。“該鎮”雖被劉銘傳“軟禁”，但所受侮辱遠不及此，務必以韓、郭為榜樣，“不特不報復銘營，並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私鬥”。初出兵時，曾國藩所部與綠營“私鬥”，他忍恥包羞，南下衡陽，固然是修養高，但也跟當時形勢有關 ；陳國瑞號稱“名將”，一日之間，精銳部隊喪失殆盡，縱使“理曲”在先，也不能不責怪劉銘傳下手太狠。沒有任何補償，光讓他息事寧人，實在不能心口俱服。在陳國瑞看來，劉銘傳是曾國藩嫡係，自己是新到客軍，即使罪責相當，揆之嚴於律己之義，也應稍稍重責劉而撫慰陳；但是，對於淮軍將領，曾國藩並不像指揮湘軍那樣如臂使指，一切如意。劉銘傳名義上歸曾國藩節製，其實並不能令行禁止，真正控製權還掌握在李鴻章手裏。劉、陳爭鬥後，恐怕曾國藩因此責怪劉銘傳，李鴻章立即去信，申明不可責怪之意：


    “省三血性奮往，歷練少淺，不免粗率之處。鴻章因其戰守可靠，向不擾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東偶遲，致受薄懲，又與陳鎮爭氣，未分曲直，倘函丈再以此事劾責，則朝廷必疑其驕縱難製。渠必不自安，且無以策勵將來。除鴻章諄函勸飭外，師亦必憐其勞苦逐戰，勿加苛求” ；


    省三，劉銘傳字。“入東偶遲，致受薄懲”，指此前劉銘傳奉旨隨曾國藩往山東剿撚，因不願受僧格林沁節製，故意拖延時間，受到朝旨譴責 。此信用詞委婉，意見卻很堅定。劉銘傳出自李鴻章帳下，李對他，也隻能以情相感，“往往曲予含容”。曾國藩若依法辦事，則是對他的“苛求”，他必然會鬧情緒（“必不自安”），以後的合作也不會愉快（“無以策勵將來”）。必須批評的話，也隻能由李出麵，而不能由曾發難（“除鴻章諄函勸飭外，師亦必……勿加苛求”）。形勢、人事，都迥異於統帶湘軍，所以曾國藩回信，也隻能說：


    “省三之事，亦嚐再三思慮……閣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斷無不知愛惜之理。……國藩於季荃細商兩次，始定為二批：一宣示，一密告。……旋又轉念省三最愛體麵，恐因此而名望大壞，遂將前擬宣示之批，一併秘之，全未谘行各處” ；


    季荃，李鶴章字，鴻章弟。他當時總理營務處，是曾國藩和淮軍將領之間的潤滑油。由此信可知，隻因為劉銘傳“最愛體麵”，所以硬生生把擬定的處理意見（“宣示”和“密告”的批文）壓下（“一併秘之”），以示“愛惜”“令器”。身為統帥，碰到“驕縱難製”的下屬，竟不能直率批評，這樣的軍隊怎麽管理的好呢？自己的部將管不好，又怎麽讓陳國瑞這個客軍將領服氣呢？


    曾國藩自知理虧，陳國瑞絕不會服氣，所以苦口婆心講了一番“歪”道理，還是要採取高壓政策，講幾條“硬”道理：“若該鎮不能細心領會，亦有數事當勒令遵從者”；第一，將八千人裁撤為三千人。第二，一年之內，不許與淮軍同紮一處。第三，去掉官銜中“欽差”字樣，不許自河南糧台以外領取軍餉。裁軍，是削弱其力量；不許與淮軍靠近，是限製活動範圍；明確規定餉源，則從經濟上加以製約。以上三條，陳國瑞“梗令”的話，則是對抗統帥，必將遭致嚴厲處罰（調任甚至降級）；遵令的話，則實力減弱，掣肘更多，再想囂張也沒了資本。此份批示，看似諄諄善誘，“於該鎮有厚望焉”，實則老辣強橫，令其左右為難，進退失據。而外人（包括三地督撫、軍機大臣及皇太後）看來，卻覺得入情入理，仁至義盡，陳總兵倘若不思悔改，辜負曾統帥一片苦心，因此遭受處罰，必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陳國瑞有苦說不出，卻不甘心受製，於是稟復各款，雖“詞氣極為謙謹”，但“故作遊移”，並“無矢誌遵行之語”。隻看《三國演義》的陳國瑞，在文本解構上當然鬥不過古文大師曾國藩，所以一待回稟，曾國藩就據此密奏，參劾陳國瑞。而參劾的理由，卻非不遵命令，乃是僧格林沁陣亡時他“不顧主將”、草間偷活的舊帳。既然山東巡撫、布政使及僧軍各部將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那就不能容許陳國瑞一個人“飾詞巧脫，逍遙法外”。即使身受重傷，情有可原，也“隻可略從末減，未便概置不問”。不據復稟治罪、而選擇“補參”的理由，則還在於“稍留陳國瑞體麵，冀收鷹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紅臉白臉，公義私情，都由老曾一人說盡，陳國瑞所有辯解全被預先噎住，旁人所有辯護全被預先駁倒。 。什麽是刀筆？這就是刀筆。奏上，一周內就奉到諭旨：“陳國瑞著撤去幫辦軍務，褫去黃馬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