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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兼併談不攏，最多繼續惡意收購；受降談不攏，那就隻有殺人了。郜永寬等人固然不讀書不看報沒有文化，但還不至於故意提出不可能的條件，逼著人家來殺吧？邏輯上如此不通，那麽，李鴻章的報告豈不大有問題？
當日諸降人如何開條件，除了李鴻章一人的記載，沒有其他旁證，不好直接判斷真偽。但是，一個重要人物不在場的事實，透漏了幾分消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談判的關鍵時刻，他怎麽不在場呢？李鴻章的報告是這麽說的：
“戈登先期調回崑山，事在倉猝，未盡商量。蓋一商詢則彼必極力沮格，此事遂無了局矣”；
郜永寬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殺譚紹光，二十五日來營投降。其時，戈登身在蘇州軍中。二十六日，戈登離蘇赴昆，當日“未刻”（下午兩點）左右，程學啟“駢誅八降酋”。據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場，而且雙方已經解決了談判的重要細節，並不像李鴻章所說出現了立營、授職這兩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否則，戈登會繼續留在現場進行調停，倘若降人敢於堅持過分的條件，製造無解的僵局，戈登必不會姑息養奸，“極力沮格”，而會贊同並參與殺降。因為，前不久戈登就親身經歷了一場詐降；是年三月，攻打太倉，太平軍守將蔡元隆詐降，淮軍受降時被誘殺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寬等人故伎重演，戈登能不汲取教訓？由此可見，戈登離開蘇州之時，投降、受降兩方已經談妥條件，做好交接。他剛一離開，李、程就大開殺戒，是不是一開始他們就定下了殺降的計劃，而自始至終對戈登都有所隱瞞，隻有調虎離山，方能暢行其誌？
我曾細看李鴻章全集中奏稿、函稿，以及相關筆記，想從中尋繹線索，終於不得要領。筆記中，尤以劉體智的《異辭錄》最為重要，他父親劉秉璋當日就在淮軍中任職，對此事必有所聞。但《異辭錄》中並未詳述此事起因，惟有“降人相煎”一條，記八王被誅後，程學啟部下大肆殺掠，李鴻章責其律下不嚴，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於此！”從口氣上揣摩，似乎殺降一事主持者為程學啟，而李鴻章並非完全贊同；然終無實據，不敢斷定。從朝廷法令、歷史經驗、因果報應、英國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參與的受降會，都看不出一點殺人的痕跡，而終竟殺了，豈不怪哉？豈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類鈔》第二冊“武略類”之“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勢得士心”一條，才恍然大悟：
“（郜、汪等人）約降。往來其間者，提督鄭國魁也。寇必欲邀忠烈麵議，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後納忠烈所部龔副將營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六人至營，文忠接以溫語，將入宴矣，左右報：‘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請程軍門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斬。……忠烈旋鳴鼓統師入城，駐守各門，派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詐降，已伏誅。脅從無罪，各閉門守，出即殺！’令下，無一人探首出聲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門出，各以將士監之。留營者入伍，歸籍者資遣，悉聽其便。未逾三日，城中無一寇蹤，所餘者婦女五六萬而已。當寇魁五人之伏誅也，計甚祕，國魁亦不知。……謀斬蘇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晝夜，不能決。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殺，論者少之；然蘇城降寇所約三事，曰留半城屯其餘眾、曰編定百營照給餉、曰受翎不薙髮，此何可從？蓋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忠烈”，是程學啟的諡號。此文敘述“擒斬”降人及此後的戒嚴、清場甚詳，但這不是重點，我所注意者，獨在此句：“寇必欲邀忠烈麵議，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這一句為什麽重要呢？因為，這一句揭示了程學啟這個“騙降”者的真麵目。洋澄湖談判，到底談定了什麽條件；李鴻章的報告裏根本沒說，而是模糊其辭，一筆帶過：
“該偽王汪安均、郜雲官先後密約程學啟，單騎相見於城北洋澄湖。情詞懇順，求勿開炮轟打” ；
“求勿開炮轟打”，肯定不是談判條款。具體“密約”了什麽，李鴻章此處避而不談。《類鈔》引文則說得很明白：“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然則當日談判，包括兩個部分：郜永寬等人獻城、殺譚紹光；李、程則在其降後滿足“三事”。所謂“三事”，即“留半城屯其餘眾”、“編定百營照給餉”和“受翎不薙髮”。這三件事，和李鴻章報告中所謂降人的非分之請略有出入，報告中說“獻城後，遂占住閶、胥、盤、齊四門，於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準立二十營，並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編定百營照給餉”和“堅求準立二十營”；區別在於營數。“百營”必是誤記，因為淮軍營製規定：包括營官在內，每營限額五百零五人 ，百營，那就是五萬多人。而當日淮軍人數總共還不到三萬人，必不可能同意保留差不多是己軍人數二倍的降軍。李鴻章所雲“二十營”之數，即一萬多人，更符情理。但不管是一萬還是五萬，對於隻有二萬多人的淮軍來說，都是一個不可能消化的數字。
當日諸降人如何開條件，除了李鴻章一人的記載，沒有其他旁證，不好直接判斷真偽。但是，一個重要人物不在場的事實，透漏了幾分消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談判的關鍵時刻，他怎麽不在場呢？李鴻章的報告是這麽說的：
“戈登先期調回崑山，事在倉猝，未盡商量。蓋一商詢則彼必極力沮格，此事遂無了局矣”；
郜永寬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殺譚紹光，二十五日來營投降。其時，戈登身在蘇州軍中。二十六日，戈登離蘇赴昆，當日“未刻”（下午兩點）左右，程學啟“駢誅八降酋”。據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場，而且雙方已經解決了談判的重要細節，並不像李鴻章所說出現了立營、授職這兩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否則，戈登會繼續留在現場進行調停，倘若降人敢於堅持過分的條件，製造無解的僵局，戈登必不會姑息養奸，“極力沮格”，而會贊同並參與殺降。因為，前不久戈登就親身經歷了一場詐降；是年三月，攻打太倉，太平軍守將蔡元隆詐降，淮軍受降時被誘殺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寬等人故伎重演，戈登能不汲取教訓？由此可見，戈登離開蘇州之時，投降、受降兩方已經談妥條件，做好交接。他剛一離開，李、程就大開殺戒，是不是一開始他們就定下了殺降的計劃，而自始至終對戈登都有所隱瞞，隻有調虎離山，方能暢行其誌？
我曾細看李鴻章全集中奏稿、函稿，以及相關筆記，想從中尋繹線索，終於不得要領。筆記中，尤以劉體智的《異辭錄》最為重要，他父親劉秉璋當日就在淮軍中任職，對此事必有所聞。但《異辭錄》中並未詳述此事起因，惟有“降人相煎”一條，記八王被誅後，程學啟部下大肆殺掠，李鴻章責其律下不嚴，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於此！”從口氣上揣摩，似乎殺降一事主持者為程學啟，而李鴻章並非完全贊同；然終無實據，不敢斷定。從朝廷法令、歷史經驗、因果報應、英國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參與的受降會，都看不出一點殺人的痕跡，而終竟殺了，豈不怪哉？豈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類鈔》第二冊“武略類”之“程忠烈用兵能相地勢得士心”一條，才恍然大悟：
“（郜、汪等人）約降。往來其間者，提督鄭國魁也。寇必欲邀忠烈麵議，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後納忠烈所部龔副將營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略。逮寇魁六人至營，文忠接以溫語，將入宴矣，左右報：‘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請程軍門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斬。……忠烈旋鳴鼓統師入城，駐守各門，派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詐降，已伏誅。脅從無罪，各閉門守，出即殺！’令下，無一人探首出聲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門出，各以將士監之。留營者入伍，歸籍者資遣，悉聽其便。未逾三日，城中無一寇蹤，所餘者婦女五六萬而已。當寇魁五人之伏誅也，計甚祕，國魁亦不知。……謀斬蘇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晝夜，不能決。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殺，論者少之；然蘇城降寇所約三事，曰留半城屯其餘眾、曰編定百營照給餉、曰受翎不薙髮，此何可從？蓋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忠烈”，是程學啟的諡號。此文敘述“擒斬”降人及此後的戒嚴、清場甚詳，但這不是重點，我所注意者，獨在此句：“寇必欲邀忠烈麵議，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這一句為什麽重要呢？因為，這一句揭示了程學啟這個“騙降”者的真麵目。洋澄湖談判，到底談定了什麽條件；李鴻章的報告裏根本沒說，而是模糊其辭，一筆帶過：
“該偽王汪安均、郜雲官先後密約程學啟，單騎相見於城北洋澄湖。情詞懇順，求勿開炮轟打” ；
“求勿開炮轟打”，肯定不是談判條款。具體“密約”了什麽，李鴻章此處避而不談。《類鈔》引文則說得很明白：“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計始定”。然則當日談判，包括兩個部分：郜永寬等人獻城、殺譚紹光；李、程則在其降後滿足“三事”。所謂“三事”，即“留半城屯其餘眾”、“編定百營照給餉”和“受翎不薙髮”。這三件事，和李鴻章報告中所謂降人的非分之請略有出入，報告中說“獻城後，遂占住閶、胥、盤、齊四門，於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隱然樹敵。又添招蘇城附近賊黨陸續進城。堅求準立二十營，並乞奏保總兵、副將官職，指明何省何任”；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編定百營照給餉”和“堅求準立二十營”；區別在於營數。“百營”必是誤記，因為淮軍營製規定：包括營官在內，每營限額五百零五人 ，百營，那就是五萬多人。而當日淮軍人數總共還不到三萬人，必不可能同意保留差不多是己軍人數二倍的降軍。李鴻章所雲“二十營”之數，即一萬多人，更符情理。但不管是一萬還是五萬，對於隻有二萬多人的淮軍來說，都是一個不可能消化的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