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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心中本為此事，而疏中故託言彼事以聳聽者”，這種指東打西的做官訣竅，在道光朝通行無阻，為什麽鹹豐間“已不能欺”，同治間“則更不宜欺”了呢？“不能”以此欺鹹豐，有兩個原因。一、鹹豐是少年天子。道光三十九歲即位，鹹豐二十歲即位，父子倆帝術孰高孰低，不好評價 ，中年、少年性格迥異，卻是常情。道光當了大半輩子的皇孫、皇子 ，在太子爭奪戰 中不斷成熟，及登大寶，早已是城府極深的中年人。一般來說，中年人喜好穩重，不事輕狂，樂於曲盡其妙，不慣直抒其情；按照我們唯物論者的觀點，皇帝也是人，也要符合人情世態，那麽，臣下與之周旋，就不得不投其所好，盡量適應中年皇帝業已形成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可是軍國大事、臣子私情總會與之發生衝突，如何消除異見、博取共識，便成為道光一朝宦學的關鍵。於是，“心中本為此事，而疏中故託言彼事以聳聽者”。鹹豐就不一樣了，少年人好直惡隱，不耐煩嚼話頭、鬥機鋒，臣下章奏盡可依據情理，暢所欲言。若再言此意彼，被皇帝反話正聽，反而會弄巧成拙；不慎被皇帝識破機關，加以詰責，則更為不妙。二、曾國藩有切身教訓。鹹豐七年，他“託言”父喪守製，“心中”卻欲得督、撫之位，以求解決“客軍”遠征的各種麻煩。奏上，被鹹豐識破，對他明裏謀忠盡孝、私底下討價還價的行為極其不齒，一怒之下，遽爾棄用 。他經過此番磨練，“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 ，發現以前的“宦學”已經跟不上今日的“學術潮流”，遂全盤摒棄道光陋習，事事以畏、慎處之，以求達於至誠。因此兩點，他要說“逮文宗朝，已不能欺”。至於“今則更不宜（以此）欺（皇太後、議政王）”，理由很簡單：二後一王的黃金搭檔，不費一槍一炮，就完成了祺祥政變；其機智謀慮，實非常流所及，其明通決斷，更在鹹豐以上。柔能克剛，拙能用巧，實在沒有再耍道光牌花槍的必要。而且，同治元年正月，即命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超授曾國荃浙江按察使，“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一家人不說兩家話，更無謂故作狡獪，被人懷疑為“好用權術”了。


    前引曾國藩復函，直截了當說明：購買洋艦，“不重在剿辦發逆”；然此語在信首偶一露麵，便再無下文，他所以不加闡發，乃是明白立言的體、用之別。曾國藩是全局統帥，當持大體，“不重在剿辦發逆”，就是大體。描述大體，貴在簡要，所以一句話說一次足矣。曾國荃是前敵統領，獨當一麵，是朝廷“用”來辦具體事的人，諳嫻軍旅，深得下情。那麽，“苦戰十年，而令外國以數船居此成功，灰將士忠義之心，短中華臣民之氣”等語，由曾國荃來說，更為恰當。本國軍隊能夠獨立完成“剿賊”大業，有什麽必要引狼入室，讓外人來“攪局攘功”呢？將士血戰十年，有什麽理由將此大功拱手讓人呢？兩兄弟倘能分言體、用，就像編輯創設選題，記者采寫稿件，合之則是一篇堂堂正正的絕好文章，有什麽必要藏著掖著“託言彼事以聳聽者”呢？曾國荃生怕別人譏諷他拒絕協剿為貪功，卻不明白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本就要對應到具體的個人；事成賞功，事敗罰責，都得有人承受。值此時勢，曾國荃恰當其位，既對自身實力有信心，那麽，當仁不讓，奏此膚功，實在是仰承天意、俯順輿情的大好事，“何不以實情剴切入告”呢？擁有天時、地利、人和，卻不敢獨居其功，往輕裏說，叫虛偽，往重裏說，是缺乏大才，不堪重寄。再往深裏說，朝廷當日所望惟在克復南京，尚無暇計較一人之功還是合作之效，所謂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就是這個意思。隻有在克復南京之後，平衡滿漢勢力、防止軍權獨重、預防幫派勾結等善後事宜，才會提到朝廷的議程。如前所述，曾國藩早有讓功官文、裁撤湘軍的安排，毋庸曾國荃來自作聰明，杞人憂天。所以，曾國藩要痛誅其心，指斥他患得患失、言不由衷的錯謬。


    曾國藩這番話說得極重，自是良藥苦口之意；但是曾國荃一貫粗疏，予智自雄，回信狡辯，說心中並無算計，“實見得輪船該用以巡海盜”，故實話實說而已，阿兄不免詰責過當，未能體諒他的“本意”。所謂孺子不可教也，即此謂耶？曾國藩身為兄長，不便窮追猛打，隻好說若此“則餘前緘之所責為過矣”。曾國荃又有疑焉，擔心兄弟間的家信“或傳播於後世”；確實，這些信件完全暴露了曾國荃患得患失的小人之心，一經傳播，他身後的名譽勢必不能完美。曾國藩答曰：“家信稿本，除謄信之李子真（原註：極慎密）外，並無一人得見。此弟之拙見過慮，亦視阿兄太高之故” ；什麽叫“視阿兄太高”？一則自謙，認為自己火候未到，德業文章能否傳世尚不可必，遑論家書。二則感嘆礙於親情，徒予姑息，未能消洗掉曾國荃處於功名之際的“拙見過慮”。當然，這隻是我的臆測，找不到曾國藩的言論予以質證。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明年淮軍協剿事件中兄弟二人的言論，深切體會“一門之內恩掩義”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