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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擺看而已，無所用之。“不重在剿辦發逆”，意思就是毋庸助攻南京，這是此信的主題。但是，這句話、這個意思，也就出現一次，其他洋洋灑灑千餘言，都在譴責李泰國背棄前言、別出心裁的毀約之舉。選一段最為“警策”的看看：
“購船雲者，購之以為己物，令中國之將得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帶中國師船，則蔡國祥仍為長龍、舢板之主，不得為輪船之主矣。輪船之於長龍、舢板，大小既已懸殊，遲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處，譬之華嶽高聳，眾山羅列，有似兒孫。洋人本有欺淩之心，而更授以可淩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及至約期開行，彼則如箭如飛，千裏一瞬；此則阻風阻水，寸步難移。求其拖帶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聽我號令、以為進止哉？寄諭所示，悉由中國主持，竊恐萬辦不到，其勢使之然也”；
蔡國祥是預先挑選接管洋船的水師將領。李泰國與總署談判，雖設立並尊崇“漢總統”，但根據董事長隻管戰略不問經營的商業常規，規定“漢總統”不得登艦，“仍須另帶中國師船，與輪船同泊一處”；而軍艦所用兵勇“已在外國雇定，毋庸添募”，則是遵循ceo（“幫總統”）掌管人事權的國際慣例，要求總署與之“接軌”。因此，“蔡國祥仍為長龍、舢板之主，不得為輪船之主矣”。接下來譬喻紛陳，都是預想漢、幫二總統“同泊一處”，參差難辦的尷尬情形。但是，總署諸公決非在智商、情商方麵有所欠缺，預計不到這些不便之處，而是“與李泰國集議之時，必已百端辯詰，舌敝唇焦”，“彼則挾製恫喝，持之愈堅”，於是，“萬不得已，隱忍而俯從其所請”。米已成炊，再想改作糍粑是不可能了，能作的也就是炒個蛋炒飯而已。曾國藩“忝為疆吏，敢不體朝廷深意，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就是炒蛋炒飯的別稱；曾國藩不愧“巧婦”，一下就打了兩個蛋：第一個叫“虛與委蛇”，第二個叫“疏而遠之”。
“虛與委蛇”，就是在對方“儀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閡”的情況下，分船同泊，“徐講統轄之方”。“疏而遠之”，則是在對方“意氣淩厲”，“視漢總統如堂下之廝役”的情況下，“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幹脆“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
毫無疑問，第二個蛋是恐龍蛋。周情孔思，房謀杜斷，一切讚美大智慧、真聰明的語詞，都可用來讚美這個絕妙構想。你不是仗著幾噸銅鐵，誇奇炫獨麽？我不是買定離手，不能撤注麽？那好，我先照單全收，不傷和氣；然後移贈友邦，另結交情。東南大勢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協攻南京，有什麽脾氣，有什麽驕氣，我讓你發不到我身上。唯一的損失，“區區一百七十萬之船價，每年九十四萬之用款”而已，“以中國之大，視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或者將以曾國藩此番言論視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或者視為喪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我要提醒讀者，這一切的前提，是默許李泰國公然背叛合同初稿，而非作蠱作祟規避合同義務。列強藉機啟釁，固為常態，但是通過將商貿合同強行轉為軍事合作這種方式來啟釁，是不是稍嫌曲折？人家因鴉片開戰，業已表明其底線在於經濟利益，船款既經認帳，則實無再起波瀾的必要。因此，曾國藩之所以發表此一怪誕創意，在於看透了此事的本質：總署實是屈服於李泰國個人的強囂，而非迫於英國政府的壓力。李泰國身為總稅務司，在軍事上過多介入，在其個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職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責。可以斷定，李泰國此次改約，並非政府授意，而是個人即興。總署倘真能據理力爭，李泰國勢必不能“持之愈堅”，曾國藩也毋庸出此驚人之論。而回信中無一語涉及於此，乃是真能體會總署諸公的苦衷：昏昧畏葸一至於此，精通明斷如奕訢、文祥者，豈不自知？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則在於他們並未掌握決策所需的足夠信息。戰亂以來，奕訢、文祥最遠就去過天津，地方情形全通過文牘章奏了解，外國情形所知更少，所以要谘商，要交流，要探聽下情，要了解軍方實力是否足以支撐總署作出更改成議的決定。曾國藩用荒誕派手法忽略掉總署諸公的尷尬，暗示可以決裂的信心，既保存對方顏麵，又提供解決方案，這種一流的政治智慧，實在值得再三回味。
這封信就是曾國藩“抄寄弟覽”、提供給曾國荃作為回復參考的範本。可惜，曾國荃作為一介武夫，體會不到其中的深意。當然，他不至於傻到追究總署前此昏昧畏葸、“俯從其所請”的難言之隱，但是，他被名心蒙蔽，自作聰明，犯了另外一種錯誤。當日曾國荃回復谘商的信文，已不可考，但從廷寄及曾、李二人致函可以了解他的主要意見。
十月六日上諭摘錄了曾國荃的意見：“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並因輪船所需經費甚巨，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以資酌濟”；
八月二十七日曾國藩致函曾國荃：“弟十九日疏陳輪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盜為辭，殊可不必”；
“購船雲者，購之以為己物，令中國之將得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帶中國師船，則蔡國祥仍為長龍、舢板之主，不得為輪船之主矣。輪船之於長龍、舢板，大小既已懸殊，遲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處，譬之華嶽高聳，眾山羅列，有似兒孫。洋人本有欺淩之心，而更授以可淩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及至約期開行，彼則如箭如飛，千裏一瞬；此則阻風阻水，寸步難移。求其拖帶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聽我號令、以為進止哉？寄諭所示，悉由中國主持，竊恐萬辦不到，其勢使之然也”；
蔡國祥是預先挑選接管洋船的水師將領。李泰國與總署談判，雖設立並尊崇“漢總統”，但根據董事長隻管戰略不問經營的商業常規，規定“漢總統”不得登艦，“仍須另帶中國師船，與輪船同泊一處”；而軍艦所用兵勇“已在外國雇定，毋庸添募”，則是遵循ceo（“幫總統”）掌管人事權的國際慣例，要求總署與之“接軌”。因此，“蔡國祥仍為長龍、舢板之主，不得為輪船之主矣”。接下來譬喻紛陳，都是預想漢、幫二總統“同泊一處”，參差難辦的尷尬情形。但是，總署諸公決非在智商、情商方麵有所欠缺，預計不到這些不便之處，而是“與李泰國集議之時，必已百端辯詰，舌敝唇焦”，“彼則挾製恫喝，持之愈堅”，於是，“萬不得已，隱忍而俯從其所請”。米已成炊，再想改作糍粑是不可能了，能作的也就是炒個蛋炒飯而已。曾國藩“忝為疆吏，敢不體朝廷深意，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就是炒蛋炒飯的別稱；曾國藩不愧“巧婦”，一下就打了兩個蛋：第一個叫“虛與委蛇”，第二個叫“疏而遠之”。
“虛與委蛇”，就是在對方“儀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閡”的情況下，分船同泊，“徐講統轄之方”。“疏而遠之”，則是在對方“意氣淩厲”，“視漢總統如堂下之廝役”的情況下，“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幹脆“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
毫無疑問，第二個蛋是恐龍蛋。周情孔思，房謀杜斷，一切讚美大智慧、真聰明的語詞，都可用來讚美這個絕妙構想。你不是仗著幾噸銅鐵，誇奇炫獨麽？我不是買定離手，不能撤注麽？那好，我先照單全收，不傷和氣；然後移贈友邦，另結交情。東南大勢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協攻南京，有什麽脾氣，有什麽驕氣，我讓你發不到我身上。唯一的損失，“區區一百七十萬之船價，每年九十四萬之用款”而已，“以中國之大，視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或者將以曾國藩此番言論視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或者視為喪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我要提醒讀者，這一切的前提，是默許李泰國公然背叛合同初稿，而非作蠱作祟規避合同義務。列強藉機啟釁，固為常態，但是通過將商貿合同強行轉為軍事合作這種方式來啟釁，是不是稍嫌曲折？人家因鴉片開戰，業已表明其底線在於經濟利益，船款既經認帳，則實無再起波瀾的必要。因此，曾國藩之所以發表此一怪誕創意，在於看透了此事的本質：總署實是屈服於李泰國個人的強囂，而非迫於英國政府的壓力。李泰國身為總稅務司，在軍事上過多介入，在其個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職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責。可以斷定，李泰國此次改約，並非政府授意，而是個人即興。總署倘真能據理力爭，李泰國勢必不能“持之愈堅”，曾國藩也毋庸出此驚人之論。而回信中無一語涉及於此，乃是真能體會總署諸公的苦衷：昏昧畏葸一至於此，精通明斷如奕訢、文祥者，豈不自知？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則在於他們並未掌握決策所需的足夠信息。戰亂以來，奕訢、文祥最遠就去過天津，地方情形全通過文牘章奏了解，外國情形所知更少，所以要谘商，要交流，要探聽下情，要了解軍方實力是否足以支撐總署作出更改成議的決定。曾國藩用荒誕派手法忽略掉總署諸公的尷尬，暗示可以決裂的信心，既保存對方顏麵，又提供解決方案，這種一流的政治智慧，實在值得再三回味。
這封信就是曾國藩“抄寄弟覽”、提供給曾國荃作為回復參考的範本。可惜，曾國荃作為一介武夫，體會不到其中的深意。當然，他不至於傻到追究總署前此昏昧畏葸、“俯從其所請”的難言之隱，但是，他被名心蒙蔽，自作聰明，犯了另外一種錯誤。當日曾國荃回復谘商的信文，已不可考，但從廷寄及曾、李二人致函可以了解他的主要意見。
十月六日上諭摘錄了曾國荃的意見：“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並因輪船所需經費甚巨，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以資酌濟”；
八月二十七日曾國藩致函曾國荃：“弟十九日疏陳輪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盜為辭，殊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