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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按道理，這種事情完全應該告禦狀，到天子那裏討說法。可是，曾國藩沒有這麽幹。冠冕的理由，他是這麽說的：“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大亂，反以瑣事上瀆君父，方寸竊所不安” 。誅心而論的話，我想他首先是擔心沒有勝訴的把握，更擔心僥倖勝訴，還得提防日後的報復。因為，上告的話，被告隻能是鬧事標兵，而調查取證卻得由巡撫、提督來做，不利於原告，那是肯定的。即使萬歲聖明，明斷萬裏之外，判原告勝訴，也不過殺幾個標兵抵罪而已。而再次哄鬧，保不準就真得搭進去自己這條命。左右權衡，於公於私，告狀都是下策。那麽，不能靠告狀出了這口惡氣，還能忍辱包羞在長沙混下去麽？斯文掃地，將來還怎麽和這一城的文武談公事、修私誼？尊嚴盡喪，將來還怎麽對下屬發號令、施獎懲？輾轉反側，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於是，帶著一顆破碎的心，鬱悶的欽差選擇了逃避。
八月十三日，曾國藩以就近剿匪為由，奏稟移駐衡陽，於省城發生的變亂隻字不提。第二天，帶領屬下（包括患難之交塔齊布）啟程南下。
一、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決裂
曾國藩到衡陽後，一麵下鄉剿匪，一麵擴充湘軍，準備辦成六千人的陸軍，和江忠源統帶的四千楚勇（其時此軍在江西援守）合為萬人大軍。擴軍的最大原因，當然是長沙的傷心事大大刺激了他，認為光靠綠營的力量“斷不能辦此賊”，隻有“別樹一幟，改弦更張”，純靠湘軍的力量，不摻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綠營，才能“驅馳中原，漸望澄清”。塔齊布勇猛異常，稍缺謀略；羅澤南勤懇紮實，拙於交際。擴軍之舉，能夠引以為助、且有能力相助的，就隻有王錱。所以一到衡陽，他就寫信給王錱，告訴他這個想法。王錱則正為羅澤南
援贛部隊中四位陣亡同學感到哀憤，發誓要募勇添丁，為之報仇。於是一拍即合，定下了擴軍的計劃 。
二人計劃的初稿，是總共招募六千，辦一支復仇的“義師”，其中由王錱統帶二千，並自籌餉銀萬兩。可是到省城後，王錱卻改變了計劃，招募人數擴充到萬人，餉銀也由自籌變為官撥了。
長沙之變後，省城官吏都成了曾國藩的私敵，誰都想看他的笑話 ，但是一則因為他掌握著二三千人的精銳部隊，湖南境內防剿還有賴於他；二則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人物，所以場麵上還得予以支持，兵事、餉事、吏事，不得不讓他幾分。孰料王錱到省城，向行政長官門披露了擴軍計劃，對於曾國藩的私敵們來說，不啻是一個驚喜。王錱善戰，而出身低下，倘若在軍餉、軍備上予以支持，幫助他辦成此軍，必然不像曾國藩那麽難以控製。同樣是公費，給曾、給王，沒有區別，那麽有此機緣，當然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國藩晾在一邊了。所以，王錱才得以更改招募計劃。
資源有限，全力支持了王錱，曾國藩所得必然減少。軍餉不再按時發給，領取武器彈藥也備受刁難，曾國藩及其所部漸漸被邊緣化，眼看就要處於若存若亡的困境。日復一日，土匪越剿越少，曾軍在全省防務上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額外的軍餉沒有來源，則擴軍之說等於空談。擴軍倘不果行，則屆時代表湖南出境討賊，必然是人多錢足的王錱，而不會是兵單餉絀的曾國藩了。曾國藩探知此中關節後，大為惱怒。可是，無名火終歸是無名火，隻能自己憋著。唯一可行的，無非希望以情動人，以理服人，把王錱從敵對陣營中爭取過來。
他給王錱寫信，說一貫愛重他“馭士有方”、“忠勇奮發”，就像古代的劉琨、祖逖，自己則到處說項，毫無嫉妒猜疑之情。這是以情動人。然後筆鋒一轉，說以前說好的是成立“義師”，現在取給於官府，居然變成了“官勇”；既然改為官勇，就應當“通盤籌劃”，不該在“官項支絀”的時候，不為公家“省財、省力”，反而“多此一番周折”（言外之意，就是君所新得，即我之舊有，王錱你太不仗義也）。這是想要以理服人。最後，還加上幾句危言恐嚇：“足下誌氣滿溢，語氣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 這種虛弱無力的言語當然起不到任何作用。王錱也是一心為國，隻求效果，能夠獲得官府的支持，總比東家討幾兩、西鄰勸幾串的自籌資金要好得多。至於是否因此損害曾國藩的利權，他或者沒有體會曾國藩的隱衷，不能產生理解之同情；或者覺得交情不夠（至少比不上陣亡江西的那幾個同學），不必加以維護。所以，對曾國藩的意見，他視若不見，連回信都省掉了。
此路不通。曾國藩無奈之下，分別給巡撫、布政使、長沙知府寫信，力辯擴軍之議：隻是訂好讓王錱統帶兩千人，作為先鋒，而不是統帶萬人，全盤負責。並汲汲申言，應該讓王錱裁撤超出計劃的勇丁 。同時，也在給其他鄉紳的信中闡述這層意思，甚至不惜措辭貶低“真可愛也”的王錱，以博取同情 。但是，大多數的官紳並不同情他，反而說他心胸狹窄，妒賢嫉能。事兒看著就要黃了，曾國藩卻一籌莫展，隻有幹瞪眼的份。
這年夏天，郭嵩燾在江西江忠源幕中建議興辦水師，江將此意轉達給曾國藩。九月，太平軍水陸並進，第二次進攻武漢。靠著水師的威力，數日之間，就到達武昌城下，湖北形勢岌岌可危。朝廷急令湖南派兵援助。其時，湖南隻有駐紮長沙的王錱新募三千多人和駐紮衡陽的曾國藩所帶二千餘人可以一戰，駱秉章接令，即調王軍。但是北援湖北，光有陸軍不行，過了嶽陽，就是洞庭、長江，水陸不能並舉，別說剿匪，就是太平軍的毛都摸不著。操辦水師，成了當務之急。
八月十三日，曾國藩以就近剿匪為由，奏稟移駐衡陽，於省城發生的變亂隻字不提。第二天，帶領屬下（包括患難之交塔齊布）啟程南下。
一、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決裂
曾國藩到衡陽後，一麵下鄉剿匪，一麵擴充湘軍，準備辦成六千人的陸軍，和江忠源統帶的四千楚勇（其時此軍在江西援守）合為萬人大軍。擴軍的最大原因，當然是長沙的傷心事大大刺激了他，認為光靠綠營的力量“斷不能辦此賊”，隻有“別樹一幟，改弦更張”，純靠湘軍的力量，不摻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綠營，才能“驅馳中原，漸望澄清”。塔齊布勇猛異常，稍缺謀略；羅澤南勤懇紮實，拙於交際。擴軍之舉，能夠引以為助、且有能力相助的，就隻有王錱。所以一到衡陽，他就寫信給王錱，告訴他這個想法。王錱則正為羅澤南
援贛部隊中四位陣亡同學感到哀憤，發誓要募勇添丁，為之報仇。於是一拍即合，定下了擴軍的計劃 。
二人計劃的初稿，是總共招募六千，辦一支復仇的“義師”，其中由王錱統帶二千，並自籌餉銀萬兩。可是到省城後，王錱卻改變了計劃，招募人數擴充到萬人，餉銀也由自籌變為官撥了。
長沙之變後，省城官吏都成了曾國藩的私敵，誰都想看他的笑話 ，但是一則因為他掌握著二三千人的精銳部隊，湖南境內防剿還有賴於他；二則沒有出現取而代之的人物，所以場麵上還得予以支持，兵事、餉事、吏事，不得不讓他幾分。孰料王錱到省城，向行政長官門披露了擴軍計劃，對於曾國藩的私敵們來說，不啻是一個驚喜。王錱善戰，而出身低下，倘若在軍餉、軍備上予以支持，幫助他辦成此軍，必然不像曾國藩那麽難以控製。同樣是公費，給曾、給王，沒有區別，那麽有此機緣，當然傾全力支持王錱，而把曾國藩晾在一邊了。所以，王錱才得以更改招募計劃。
資源有限，全力支持了王錱，曾國藩所得必然減少。軍餉不再按時發給，領取武器彈藥也備受刁難，曾國藩及其所部漸漸被邊緣化，眼看就要處於若存若亡的困境。日復一日，土匪越剿越少，曾軍在全省防務上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額外的軍餉沒有來源，則擴軍之說等於空談。擴軍倘不果行，則屆時代表湖南出境討賊，必然是人多錢足的王錱，而不會是兵單餉絀的曾國藩了。曾國藩探知此中關節後，大為惱怒。可是，無名火終歸是無名火，隻能自己憋著。唯一可行的，無非希望以情動人，以理服人，把王錱從敵對陣營中爭取過來。
他給王錱寫信，說一貫愛重他“馭士有方”、“忠勇奮發”，就像古代的劉琨、祖逖，自己則到處說項，毫無嫉妒猜疑之情。這是以情動人。然後筆鋒一轉，說以前說好的是成立“義師”，現在取給於官府，居然變成了“官勇”；既然改為官勇，就應當“通盤籌劃”，不該在“官項支絀”的時候，不為公家“省財、省力”，反而“多此一番周折”（言外之意，就是君所新得，即我之舊有，王錱你太不仗義也）。這是想要以理服人。最後，還加上幾句危言恐嚇：“足下誌氣滿溢，語氣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 這種虛弱無力的言語當然起不到任何作用。王錱也是一心為國，隻求效果，能夠獲得官府的支持，總比東家討幾兩、西鄰勸幾串的自籌資金要好得多。至於是否因此損害曾國藩的利權，他或者沒有體會曾國藩的隱衷，不能產生理解之同情；或者覺得交情不夠（至少比不上陣亡江西的那幾個同學），不必加以維護。所以，對曾國藩的意見，他視若不見，連回信都省掉了。
此路不通。曾國藩無奈之下，分別給巡撫、布政使、長沙知府寫信，力辯擴軍之議：隻是訂好讓王錱統帶兩千人，作為先鋒，而不是統帶萬人，全盤負責。並汲汲申言，應該讓王錱裁撤超出計劃的勇丁 。同時，也在給其他鄉紳的信中闡述這層意思，甚至不惜措辭貶低“真可愛也”的王錱，以博取同情 。但是，大多數的官紳並不同情他，反而說他心胸狹窄，妒賢嫉能。事兒看著就要黃了，曾國藩卻一籌莫展，隻有幹瞪眼的份。
這年夏天，郭嵩燾在江西江忠源幕中建議興辦水師，江將此意轉達給曾國藩。九月，太平軍水陸並進，第二次進攻武漢。靠著水師的威力，數日之間，就到達武昌城下，湖北形勢岌岌可危。朝廷急令湖南派兵援助。其時，湖南隻有駐紮長沙的王錱新募三千多人和駐紮衡陽的曾國藩所帶二千餘人可以一戰，駱秉章接令，即調王軍。但是北援湖北，光有陸軍不行，過了嶽陽，就是洞庭、長江，水陸不能並舉，別說剿匪，就是太平軍的毛都摸不著。操辦水師，成了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