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一個重要方麵來講，1965年也是一個轉折點。那一年蔣介石政府決定將六年義務教育延長到九年。其結果是把學生的畢業年齡提高到16歲，並標誌著台灣開始進入一個通過擴大教育而創造必需的有技能的勞動力的複雜的技術時代。
10年以後，台灣開始出口電子計算器和彩電，並且自己製造了噴氣式飛機。到那時為止，台灣的外貿總額已經超過人口大於台灣50多倍的中國大陸。
1973年，台灣的工業增長率達到了22.7％這一驚人數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長率的一半（因為世界貿易衰退），不過，台灣的工業生產仍以令其他先進國家妒嫉的比率繼續增大。
1975年蔣介石去世時，台灣的人均年收入已達到697美元，在整個亞洲中僅次於日本。
象在其他國家一樣，這種非凡的增長常常伴隨著物價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為基礎年，該年的城市消費物價指數為100，那麽，1974年的物價指數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點，把1952年作為基礎年，那麽1974年的消費指數則為431。但是，這種比較是不精確的。如果把1952年作為工業生產的基礎年，1974年的國有工業生產指數為783.5，私有工業生產指數為3950.8。
台灣的經濟成就是十分顯著的，因為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繼續養兵60萬，並把60％的國民預算用於國防，同時，人口也從1952年的800萬劇增到了1974年的1600萬。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況下，科學的、技術的和經濟的專家為政治的迅速發展鋪平了道路。當土地改革綱領的起草人陳誠將軍於1963年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的時候，蔣介石選擇了卓有成績的財政部長嚴家淦博士作為前行政院院長的繼承人。
此舉意義重大，嚴博士於1966年3月當選為“中華民國”
副總統（以37票的微弱的數票獲得通過，這還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進國民大會進行投票之後才獲得通過，這表明北方籍的國大代表對蔣介石選擇另一個南方人作為自己的親密夥伴普遍感到不滿，因為嚴博士也是江蘇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專家治國論者是財政部長李國鼎和經濟部長孫運旋。他們指揮著60年代未台灣經濟的迅速發展。當蔣介石於1972年5月“推薦”他的兒子當行政院院長時，李和孫是被蔣經國保留下來的僅有的三個部長中的兩個。
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講，1972年的變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那些變化標誌著台灣當地人在參與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捲入政治麻煩的前台北市市長高玉樹被任命為郵電部部長。同年12月，“自由中國”舉行1947年以來的第一次普選為台灣人候選人提供了機會，使之改變了他們在老化的國民大會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數的狀況。（為了保持擁有大陸主權這一構想，可供選舉的席位隻有53個）新成員的選舉每6年舉行一次，然而，1947年當選的1376名代表都是終身的。）
1972年隻有一件事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蔣介石再次當選總統，並於5月20日宣誓就職。這是他第5次連任國家元首。
專家政治的有力發展對蔣的外交和經濟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復一年，台灣政府不得不拉選票以保證其在聯合國的地位。與那些會投台灣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國家提供專家諮詢和技術服務。
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越來越多地被邀請來參觀台灣的農業生產。當然，這些領導人對他們所看到的情況是很滿意的。緊接著，台灣又開始用先進的種植技術培訓非洲人，派專家到非洲國家工作，時間通常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蔣介石政府向非洲19個國家共派專家630人。結果，在諸如賴比瑞亞、盧安達和象牙海岸等國家水稻產量大幅度上升。並且品種也多樣化了。台北為此得到的回報是，當聯合國就中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中的席位進行爭論時，這些國家都對台灣投了贊成票。
這種狀況持續了很久。這實在讓人吃驚。如果大家都不象蔣介石那樣固執的話，那麽關於國民黨政府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設想早就被拋棄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話，蔣介石自己對任期合法性的說明本身也將受到嚴重損害。
我們有理由相信，蔣介石並未完全被其“收復大陸”的夢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較公開的講話中說，假如台灣在兩年內發動進攻的話，他自己的軍隊，再加上美國的幫助，是可以完成這項任務的。以後就隻有美國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趕下台了，因為到1968年時，中共將會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核武器係統。1968年來去匆匆，蔣介石還是未能“收復大陸”。但是，他仍在發表號召“收復大陸”的講話。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大陸”的計劃也逐漸模糊了。
對蔣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擊是來自尼克森總統。
一些學習國際關係的學生注意到了發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國季刊《外交事務》上的一篇尼克森寫的文章。該文是尼克森在1963年竟選加州州長失敗後的政治混亂情況下寫成的。尼克森在文中暗示，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地位的時候不久將來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現了一個更明確的前兆：尼克森在對關島的短暫訪問期間發表了一項新聞聲明，他指出了兩點：
美國將執行條約規定的義務；但是，美國越來越希望亞洲盟國處理自己的防禦和安全問題，除了核武器的威脅以外（這裏很明顯是指中國）。
10年以後，台灣開始出口電子計算器和彩電，並且自己製造了噴氣式飛機。到那時為止，台灣的外貿總額已經超過人口大於台灣50多倍的中國大陸。
1973年，台灣的工業增長率達到了22.7％這一驚人數字，但第二年下降到前一年增長率的一半（因為世界貿易衰退），不過，台灣的工業生產仍以令其他先進國家妒嫉的比率繼續增大。
1975年蔣介石去世時，台灣的人均年收入已達到697美元，在整個亞洲中僅次於日本。
象在其他國家一樣，這種非凡的增長常常伴隨著物價的上升。如果把1966年作為基礎年，該年的城市消費物價指數為100，那麽，1974年的物價指數就是210.7。如果再早一點，把1952年作為基礎年，那麽1974年的消費指數則為431。但是，這種比較是不精確的。如果把1952年作為工業生產的基礎年，1974年的國有工業生產指數為783.5，私有工業生產指數為3950.8。
台灣的經濟成就是十分顯著的，因為在此期間國民黨政府繼續養兵60萬，並把60％的國民預算用於國防，同時，人口也從1952年的800萬劇增到了1974年的1600萬。
在缺乏政治自由的情況下，科學的、技術的和經濟的專家為政治的迅速發展鋪平了道路。當土地改革綱領的起草人陳誠將軍於1963年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的時候，蔣介石選擇了卓有成績的財政部長嚴家淦博士作為前行政院院長的繼承人。
此舉意義重大，嚴博士於1966年3月當選為“中華民國”
副總統（以37票的微弱的數票獲得通過，這還是在一些身患疾病的人被拉進國民大會進行投票之後才獲得通過，這表明北方籍的國大代表對蔣介石選擇另一個南方人作為自己的親密夥伴普遍感到不滿，因為嚴博士也是江蘇人）。
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專家治國論者是財政部長李國鼎和經濟部長孫運旋。他們指揮著60年代未台灣經濟的迅速發展。當蔣介石於1972年5月“推薦”他的兒子當行政院院長時，李和孫是被蔣經國保留下來的僅有的三個部長中的兩個。
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講，1972年的變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那些變化標誌著台灣當地人在參與政治上的突破。1960年捲入政治麻煩的前台北市市長高玉樹被任命為郵電部部長。同年12月，“自由中國”舉行1947年以來的第一次普選為台灣人候選人提供了機會，使之改變了他們在老化的國民大會中所占的微小的代表人數的狀況。（為了保持擁有大陸主權這一構想，可供選舉的席位隻有53個）新成員的選舉每6年舉行一次，然而，1947年當選的1376名代表都是終身的。）
1972年隻有一件事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蔣介石再次當選總統，並於5月20日宣誓就職。這是他第5次連任國家元首。
專家政治的有力發展對蔣的外交和經濟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復一年，台灣政府不得不拉選票以保證其在聯合國的地位。與那些會投台灣一票的人交朋友的方法之一就是向新成立的非洲的國家提供專家諮詢和技術服務。
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越來越多地被邀請來參觀台灣的農業生產。當然，這些領導人對他們所看到的情況是很滿意的。緊接著，台灣又開始用先進的種植技術培訓非洲人，派專家到非洲國家工作，時間通常為2年。在1961年至1966年中期，蔣介石政府向非洲19個國家共派專家630人。結果，在諸如賴比瑞亞、盧安達和象牙海岸等國家水稻產量大幅度上升。並且品種也多樣化了。台北為此得到的回報是，當聯合國就中國在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中的席位進行爭論時，這些國家都對台灣投了贊成票。
這種狀況持續了很久。這實在讓人吃驚。如果大家都不象蔣介石那樣固執的話，那麽關於國民黨政府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設想早就被拋棄了。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話，蔣介石自己對任期合法性的說明本身也將受到嚴重損害。
我們有理由相信，蔣介石並未完全被其“收復大陸”的夢想所迷惑。他在1966年2月21日的一次較公開的講話中說，假如台灣在兩年內發動進攻的話，他自己的軍隊，再加上美國的幫助，是可以完成這項任務的。以後就隻有美國人自己才有能力把中共趕下台了，因為到1968年時，中共將會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核武器係統。1968年來去匆匆，蔣介石還是未能“收復大陸”。但是，他仍在發表號召“收復大陸”的講話。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大陸”的計劃也逐漸模糊了。
對蔣的一次出其不意的打擊是來自尼克森總統。
一些學習國際關係的學生注意到了發表在1967年10月的美國季刊《外交事務》上的一篇尼克森寫的文章。該文是尼克森在1963年竟選加州州長失敗後的政治混亂情況下寫成的。尼克森在文中暗示，結束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地位的時候不久將來到。
1969年7月25日又出現了一個更明確的前兆：尼克森在對關島的短暫訪問期間發表了一項新聞聲明，他指出了兩點：
美國將執行條約規定的義務；但是，美國越來越希望亞洲盟國處理自己的防禦和安全問題，除了核武器的威脅以外（這裏很明顯是指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