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美國政府堅定不移地執行國務卿杜勒斯倡導的強硬政策，一切都將平安無享。
蔣介石知道，隻要這一政策不改變，他就可以依靠許多大小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或是美國的盟國，或是美國的附庸。
誠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國，它不久就承認了中共政府，但這並沒給英國帶來什麽好處。當然，不時出現的背叛行為也逐漸侵蝕著蔣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樂將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件事使美國和蔣介石大為震驚（大約兩年以後，蔣總統會見了埃裏克·周，表達了他對戴高樂的欽佩之情，同時也批評他削弱了西方盟國的勢力，蔣還突然補充道，邱吉爾是看透史達林的唯——位西方領導人）。
但是，如果美國人自己也願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這是纏繞蔣介石的一個惡夢。
出於擔心，蔣介石於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國進行長期訪問。她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國。
蔣夫人在一場接一場的講話中斷言，隻要美國向國民黨提供武器，國民黨就能獨自幹好“那項工作”，即收復中國大陸。
蔣介石在會見美聯社的斯但利·m·斯溫頓時強調：
“我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陸，沒有必要求助美國的軍隊。我們不想讓美國捲入任何戰爭。在中國大陸，它是我們和中共之間的事。一旦我們回到大陸，我們就有了足夠的力量，”
在蔣的家屬及顧問圈內，年青時不易發脾氣的蔣介石現在常常對美國同盟者們的膽怯和不理解感到吃驚。他認為美國在越南戰場上的失敗以及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都是出於這個原因。杜魯門總統拒不聽取麥克阿瑟將軍提出的直接打擊鴨綠江對岸的共軍的建議，結果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隊在朝鮮吃了敗仗。
而今，他們還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樣的錯誤，因為他們未能炸毀河內，也未能摧毀越共主要的指揮中心。
當然，中國大陸仍然是很危險的，因為中共有了原子彈。
一旦讓中國的勢力中心發展壯大，就會構成一種威脅。美國為什麽不理解這一點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這些核武器極易受到美國首先發動的進攻的破壞。然而，這一狀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這些都是蔣介石在家裏和總統辦公室常常爭論的問題。他保證將這些問題用合適的外交語言傳遞給白宮和美國國務院。
但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1966年4月，中國大陸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時蔣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那些被杯作“紅衛兵”的激進青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進行革命造反。
在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後來又打倒了中央總書記、黨的優秀思想家鄧小平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前公安部部長羅瑞卿。
蔣介石在遙遠的地方注視著這些動亂事態的發展，他更為關心的是這一形勢可能為國民黨提供宣傳機會，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觀察家猜測的那樣，蔣介石並不認為軍事進攻的時機已經成熟，況且當時還缺乏空軍和海軍力量。
與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詞中宣稱。
軍事進攻現在是次要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加強政治準備，一旦中共因其內部衝突而倒台時，我們就能順利取而代之。他歷年的新年致詞都不象1967年的那樣有意思，他在攻擊大陸的報紙、電台和公共輿論時咒罵道：
今天擺在我們麵前的重要問題不再是軍事反攻大陸如何取得勝利的問題了。因為自從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以來，以及隨著“紅衛兵”的出現，不僅毛澤東的神經已經崩潰，而且，中共內部也出現了分裂與不和，今天反攻大陸的問題是如何收拾毛澤東留下來的混亂局麵，何時反攻大陸以及如何埋葬毛澤東已成為次要問題了。但是，這個所謂的次要問題並不意味著從現在起我們軍事反攻大陸的準備可以鬆弛一下了，並同時坐等毛澤東自取滅亡。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今的反毛鬥爭中，政治手段顯得更為重要了。
一個月以後，國民黨中央新聞社宣布，為在中共動亂期間進行動員，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新機構負責計劃防禦策略，計劃國家建議以及“戰區”的政治管理。
國民黨由於依靠了自己的宣傳組織並巧妙地利用了共產黨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沒有為毛澤東發動動亂的實質所迷惑，象劉少奇這樣一位忠誠的老共產主義者被當作“走資派”或“反動派”，但是，在蔣介石看來，他們雖然被打倒了，但並沒有減少對共產黨的信仰。
蔣介石出任這一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對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這一新的強大機構賦予蔣介石統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機關以及任命國內官員的權力。事實上，他依舊是一個獨裁者。
作為國家元首、國民黨總裁以及國民黨軍隊總司令，各個領域的所有權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國民黨對人民進行的“政治教導”時期隨著1947年的選舉而結束了。
但是，隨著國內戰爭期間國民黨在大陸地位的惡化，1949年發布了戒嚴令，這一戒嚴令直到1975年蔣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蔣介石知道，隻要這一政策不改變，他就可以依靠許多大小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或是美國的盟國，或是美國的附庸。
誠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英國，它不久就承認了中共政府，但這並沒給英國帶來什麽好處。當然，不時出現的背叛行為也逐漸侵蝕著蔣介石的地位。例如，1964年1月戴高樂將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件事使美國和蔣介石大為震驚（大約兩年以後，蔣總統會見了埃裏克·周，表達了他對戴高樂的欽佩之情，同時也批評他削弱了西方盟國的勢力，蔣還突然補充道，邱吉爾是看透史達林的唯——位西方領導人）。
但是，如果美國人自己也願意削弱其同盟的力量呢？這是纏繞蔣介石的一個惡夢。
出於擔心，蔣介石於1965年8月派夫人到美國進行長期訪問。她直到1966年10月才回國。
蔣夫人在一場接一場的講話中斷言，隻要美國向國民黨提供武器，國民黨就能獨自幹好“那項工作”，即收復中國大陸。
蔣介石在會見美聯社的斯但利·m·斯溫頓時強調：
“我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反攻大陸，沒有必要求助美國的軍隊。我們不想讓美國捲入任何戰爭。在中國大陸，它是我們和中共之間的事。一旦我們回到大陸，我們就有了足夠的力量，”
在蔣的家屬及顧問圈內，年青時不易發脾氣的蔣介石現在常常對美國同盟者們的膽怯和不理解感到吃驚。他認為美國在越南戰場上的失敗以及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都是出於這個原因。杜魯門總統拒不聽取麥克阿瑟將軍提出的直接打擊鴨綠江對岸的共軍的建議，結果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隊在朝鮮吃了敗仗。
而今，他們還在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同樣的錯誤，因為他們未能炸毀河內，也未能摧毀越共主要的指揮中心。
當然，中國大陸仍然是很危險的，因為中共有了原子彈。
一旦讓中國的勢力中心發展壯大，就會構成一種威脅。美國為什麽不理解這一點呢？中共的核武器主要在新疆和四川，這些核武器極易受到美國首先發動的進攻的破壞。然而，這一狀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這些都是蔣介石在家裏和總統辦公室常常爭論的問題。他保證將這些問題用合適的外交語言傳遞給白宮和美國國務院。
但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1966年4月，中國大陸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時蔣介石的精神又振作起來了。那些被杯作“紅衛兵”的激進青年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進行革命造反。
在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後來又打倒了中央總書記、黨的優秀思想家鄧小平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前公安部部長羅瑞卿。
蔣介石在遙遠的地方注視著這些動亂事態的發展，他更為關心的是這一形勢可能為國民黨提供宣傳機會，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沉浮。正如一些觀察家猜測的那樣，蔣介石並不認為軍事進攻的時機已經成熟，況且當時還缺乏空軍和海軍力量。
與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詞中宣稱。
軍事進攻現在是次要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加強政治準備，一旦中共因其內部衝突而倒台時，我們就能順利取而代之。他歷年的新年致詞都不象1967年的那樣有意思，他在攻擊大陸的報紙、電台和公共輿論時咒罵道：
今天擺在我們麵前的重要問題不再是軍事反攻大陸如何取得勝利的問題了。因為自從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以來，以及隨著“紅衛兵”的出現，不僅毛澤東的神經已經崩潰，而且，中共內部也出現了分裂與不和，今天反攻大陸的問題是如何收拾毛澤東留下來的混亂局麵，何時反攻大陸以及如何埋葬毛澤東已成為次要問題了。但是，這個所謂的次要問題並不意味著從現在起我們軍事反攻大陸的準備可以鬆弛一下了，並同時坐等毛澤東自取滅亡。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今的反毛鬥爭中，政治手段顯得更為重要了。
一個月以後，國民黨中央新聞社宣布，為在中共動亂期間進行動員，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新機構負責計劃防禦策略，計劃國家建議以及“戰區”的政治管理。
國民黨由於依靠了自己的宣傳組織並巧妙地利用了共產黨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沒有為毛澤東發動動亂的實質所迷惑，象劉少奇這樣一位忠誠的老共產主義者被當作“走資派”或“反動派”，但是，在蔣介石看來，他們雖然被打倒了，但並沒有減少對共產黨的信仰。
蔣介石出任這一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對此，任何人都不感到奇怪。不容忽視的一點是，這一新的強大機構賦予蔣介石統率中央政府各行政機關以及任命國內官員的權力。事實上，他依舊是一個獨裁者。
作為國家元首、國民黨總裁以及國民黨軍隊總司令，各個領域的所有權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國民黨對人民進行的“政治教導”時期隨著1947年的選舉而結束了。
但是，隨著國內戰爭期間國民黨在大陸地位的惡化，1949年發布了戒嚴令，這一戒嚴令直到1975年蔣介石去世才被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