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局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事實上，局勢比李代總統知道的要難控製得多。
會談一開始，他就意識到他不能依靠張治中，因為張的親共傾向越來越明顯。因此，他主要依靠代表團的其他成員，特別是過去屬於桂係的黃紹雄及國民黨國防部副部長劉斐。但是黃紹雄的情況和張治中差不了多少，在北平，他就曾打算在共產黨提出建立的聯合政府中任職。至於劉斐，人們後來發現他在國防部已為共產黨秘密工作了好幾年了。
最後，不僅整個代表團主張全部接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條件，而且他們跟共產黨一起在北平永遠呆了下來。
4月17日，李代總統致電蔣介石，請求他擔任總統、重新成為國家的領袖。蔣介石回電要與代總統李宗仁及何應欽將軍在杭州召開緊急會議，何應欽是李宗仁在危急時刻下令接替孫科的。其他一些國民黨著名人士也在場，包括王世傑、張群、白崇禧等。
在提到共產黨的最後通碟時，蔣介石間李宗仁：“你覺得我們對此應持什麽態度呢？”李回答：“我準備派人去北平和談。”
據蔣經國回憶，蔣介石曾說：
“沒有必要這麽做，共產黨同意和談隻是因為他們還沒有部署好部隊打過長江，他們條件一旦成熟就沒有和談的餘地了。此外，和平條件的第一條把責任全部歸結到我們國民黨頭上，黨60年的光輝業績一筆抹掉了。根本不能接受這些條件。”
他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傳閱電報草槁說：“這封電報由我們倆聯名，你作為國民政府的代總統，我作為國民黨的委員長。”草案宣布與共產黨和談已徹底崩潰，政府遷往廣州，繼續與共產黨對抗。
李宗仁對此說不出什麽，隻好同意簽名。
杭州會議製定的一個實際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長同時也是國防部長，全權控製軍隊。蔣介石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結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盡，他回到廣西的據點桂林，在那裏休養了兩個星期。
最後通碟規定的期限已到，僅在7個小時之後，共產黨集中在長江北岸的大炮就開火了。
那天晚上，陳毅將軍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國民黨長江口炮艦有名無實的抵抗下，輕而易舉地打過了長江。李代總統大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共產黨占領了南京，紅色軍人成立了“和平籌備委員會”。負責處理接管程序。南京居民注視著勝利了的共產黨軍隊，他們紀律嚴明，沒有姦殺掠奪之事發生，也不碰外國人一指頭，國民黨軍隊對此或許要大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駐蔣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團的幻想破滅了，但他們發回國內的報告又充滿了新的幻想。
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逃、澳大利亞外長科普蘭以及加拿大代辦切斯特·朗寧，所有這些人都抱有作為“農民革命者”
的中國共產黨定會與國民黨妥協的幻想。
他們分析。共產黨一定需要訓練有素的人員來管理城市和經濟。在這種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聯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聯合政府中領導國民黨。
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談中沒有與共產黨達成協議，共產黨也會尋求美國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護人中國顧問傅敬波使他更加堅信這種天真的想法。
傅敬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邪裏，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僱傭傅敬波的。傅敬波在燕京大學曾是司徒雷登的秘書，他常自信地談到現在共產黨內的“原燕京大學的學生”以及他們對“老校的尊敬”等，好象他們一看到老校長，就會馬上成為親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親信都認為傅敬波是“代表美國國務院”的。
這種誤解使李宗仁固執地認為，即使和談失敗，他也能拋開蔣介石，從而與美國做筆交易。
當一切都失去時，他能以私人名義求助於杜魯門總統。
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時，所有大使館也被要求遷到廣州。
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過他以前的學生勸說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
在很多國民黨人看來，他的這種態度更加挫傷了國民黨的銳氣，加速了他們在大陸的崩潰。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並不好過，因為很多人來到這裏要他把政府遷到廣州，在那裏反共力量可以聯合起來。李宗仁的處境十分尷尬，他左右為難。他認為和談沒有成功，若把權力再還給蔣介石或許是明智的。但是，蔣介石已不是第一次難為他了，5月3日的重要會談使他清楚了蔣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軍閥閻錫山和其他一些人乘專機飛到桂林。他們下機後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辦公室。閻錫山及其隨行一直與蔣介石有聯繫，他們告訴李代總統說委員長將不遺餘力地支持他。
他們提出了許多準備呈交給蔣介石的建議：國防部長和軍事及政治領導人應有全權指揮調動中央政府控製區的軍隊；代總統、行政院院長在任命及解除軍事將領和行政官員方麵應享有憲法規定的主要權力；各地政府應隻對代總統及行政院院長負責；國民黨及委員長都不應插手上述事情；運到台灣的所有金、銀和外匯必須運回大陸；希望委員長目前離開中國到歐美旅遊一段時間，表麵上隻是為中國籌備資金，尋求支持，事實上是為了使軍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礙等等。
會談一開始，他就意識到他不能依靠張治中，因為張的親共傾向越來越明顯。因此，他主要依靠代表團的其他成員，特別是過去屬於桂係的黃紹雄及國民黨國防部副部長劉斐。但是黃紹雄的情況和張治中差不了多少，在北平，他就曾打算在共產黨提出建立的聯合政府中任職。至於劉斐，人們後來發現他在國防部已為共產黨秘密工作了好幾年了。
最後，不僅整個代表團主張全部接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條件，而且他們跟共產黨一起在北平永遠呆了下來。
4月17日，李代總統致電蔣介石，請求他擔任總統、重新成為國家的領袖。蔣介石回電要與代總統李宗仁及何應欽將軍在杭州召開緊急會議，何應欽是李宗仁在危急時刻下令接替孫科的。其他一些國民黨著名人士也在場，包括王世傑、張群、白崇禧等。
在提到共產黨的最後通碟時，蔣介石間李宗仁：“你覺得我們對此應持什麽態度呢？”李回答：“我準備派人去北平和談。”
據蔣經國回憶，蔣介石曾說：
“沒有必要這麽做，共產黨同意和談隻是因為他們還沒有部署好部隊打過長江，他們條件一旦成熟就沒有和談的餘地了。此外，和平條件的第一條把責任全部歸結到我們國民黨頭上，黨60年的光輝業績一筆抹掉了。根本不能接受這些條件。”
他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傳閱電報草槁說：“這封電報由我們倆聯名，你作為國民政府的代總統，我作為國民黨的委員長。”草案宣布與共產黨和談已徹底崩潰，政府遷往廣州，繼續與共產黨對抗。
李宗仁對此說不出什麽，隻好同意簽名。
杭州會議製定的一個實際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長同時也是國防部長，全權控製軍隊。蔣介石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結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盡，他回到廣西的據點桂林，在那裏休養了兩個星期。
最後通碟規定的期限已到，僅在7個小時之後，共產黨集中在長江北岸的大炮就開火了。
那天晚上，陳毅將軍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國民黨長江口炮艦有名無實的抵抗下，輕而易舉地打過了長江。李代總統大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共產黨占領了南京，紅色軍人成立了“和平籌備委員會”。負責處理接管程序。南京居民注視著勝利了的共產黨軍隊，他們紀律嚴明，沒有姦殺掠奪之事發生，也不碰外國人一指頭，國民黨軍隊對此或許要大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駐蔣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團的幻想破滅了，但他們發回國內的報告又充滿了新的幻想。
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逃、澳大利亞外長科普蘭以及加拿大代辦切斯特·朗寧，所有這些人都抱有作為“農民革命者”
的中國共產黨定會與國民黨妥協的幻想。
他們分析。共產黨一定需要訓練有素的人員來管理城市和經濟。在這種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聯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聯合政府中領導國民黨。
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談中沒有與共產黨達成協議，共產黨也會尋求美國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護人中國顧問傅敬波使他更加堅信這種天真的想法。
傅敬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邪裏，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僱傭傅敬波的。傅敬波在燕京大學曾是司徒雷登的秘書，他常自信地談到現在共產黨內的“原燕京大學的學生”以及他們對“老校的尊敬”等，好象他們一看到老校長，就會馬上成為親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親信都認為傅敬波是“代表美國國務院”的。
這種誤解使李宗仁固執地認為，即使和談失敗，他也能拋開蔣介石，從而與美國做筆交易。
當一切都失去時，他能以私人名義求助於杜魯門總統。
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時，所有大使館也被要求遷到廣州。
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過他以前的學生勸說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
在很多國民黨人看來，他的這種態度更加挫傷了國民黨的銳氣，加速了他們在大陸的崩潰。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並不好過，因為很多人來到這裏要他把政府遷到廣州，在那裏反共力量可以聯合起來。李宗仁的處境十分尷尬，他左右為難。他認為和談沒有成功，若把權力再還給蔣介石或許是明智的。但是，蔣介石已不是第一次難為他了，5月3日的重要會談使他清楚了蔣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軍閥閻錫山和其他一些人乘專機飛到桂林。他們下機後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辦公室。閻錫山及其隨行一直與蔣介石有聯繫，他們告訴李代總統說委員長將不遺餘力地支持他。
他們提出了許多準備呈交給蔣介石的建議：國防部長和軍事及政治領導人應有全權指揮調動中央政府控製區的軍隊；代總統、行政院院長在任命及解除軍事將領和行政官員方麵應享有憲法規定的主要權力；各地政府應隻對代總統及行政院院長負責；國民黨及委員長都不應插手上述事情；運到台灣的所有金、銀和外匯必須運回大陸；希望委員長目前離開中國到歐美旅遊一段時間，表麵上隻是為中國籌備資金，尋求支持，事實上是為了使軍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礙等等。